在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争论20年的历史资料中，于光远的最初出现是在1980年。这一年10月6日至15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辨证唯物主义学术讨论会，于光远在会上的演讲认为，哲学工作者在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问题上表现出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在此之前，于光远"只是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还没有公开发表言论"。
1981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暑期高校哲学教师讲习班上，于光远同志发表了题为《对两年多"耳朵识字"宣传的哲学评论》的演讲。
1981年10月，经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建议组织的"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成立，国家科委给联络组一笔经费，联络组立即开展工作，并及时将调查研究的结果写成文章反映在自办小报和其他报刊上。1985年1月"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联络组"汇集的有40多万字的《人体特异功能争论始未》反映了1979年至1982年这个时期对人体特异功能两种相对立的立场和观点的人的争论和斗争情况。
1981年11月，于光远长文《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在《知识就是力量》第11期上开始连载。
11月4日，于光远在中国自然辨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上发表《要灵学，还是要自然辨证法？》的讲话。
12月，于光远在《哲学研究》上发表《重读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的文章。
1982年初，《百科知识》第1期发表于光远的《唯灵证?心灵研究?超心理学?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发表其题为《Psi和他的变种?人体特异功能》的论文。
2月24日，于光远在中国科学院科学报告会上作了《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分析》的报告。于光远以丰富的材料论证和批评了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说，他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但是他不相信所谓人体特异功能。2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次报告会的新闻并加了编者按，从而使论争两派的情绪达到了自论争以来最激昂的程度。这种针锋相对的论争，我们将在下一节详述。
于光远，1915年生于上海，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5年在北平参加"一二?九"运动。于光远同志长期在党的机关中担任青年运动工作、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工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管理工作。他是党的第十二大、第十三大中顾委委员。1956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他是我国著名的学者，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方面著述甚丰。与我们的话题直接关联的著作是1986年11月由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和2000年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2000年6月，我在北京拜访先生时，先睹了他的书稿《UFO-伪科学的又一个品种》，我惊讶于一位耄耋高龄的长者仍然执着于反对伪科学的事业。
1999年11月12日在从昆明回北京的飞机上于光远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云南民族报》上有一则题为《中国首次向公众播放UFO录像》的报道。这则报道肯定了"UFO"的客观存在，并说云南计划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举行"中华航天科普展"，向中小学生进行科普教育。这件事引起了于光远的注意。有一则笑话是，2000年5月于光远在上海作了一次中国加入世贸话题的报告，于光远在讲话中大谈中国加入"UFO"以后经济的机遇与将要接受的挑战，弄得听众以为又有一个什么新的国际经济组织叫UFO，后经随行的其他同时挑明，才知那种经济组织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早已有之的"WTO"，于光远先生沉缅于关于UFO的著作，出现口误却浑然不知。
于光远是1955年遴选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至今尚健在的很少几个学部委员之一，关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有报刊称之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物理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等，然而，这位当年清华大学周培源教授的高足，却在因时局的变化而未能在物理学上获得最理想的发展而耿耿于怀。于光远1936年大学毕业，其毕业论文是《座标系在引力场中的运动》这样一个广义相对论方面的问题，周培源教授去美国时将这篇论文带去，并"在Princeton给爱因斯坦看了，爱因斯坦看了还提了一些意见，要我根据所提的意见进行修改，改完后用他和我两个人的名义发表。"
1937年周培源回到北平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于光远，于光远接受了任务，"准备去他那里详细了解爱因斯坦的意见和研究修改方案。可是没有过几天，芦沟桥炮声一响，我没有能再去找培源师。这又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于光远：《我的故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83-185页）。至于在文学上的成就，我所知道的就有上述反伪科学的两种文集和《我的故事》这种回忆录性质的书，而在我写作本节时，新收到的席殊好书俱乐部会刊《好书》2001年第1期上，在不同页码遇到了于光远的两种书，一种是《窗外的石榴花》，199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属于"老书"了，另一种是于光远写外孙女成长历程的书，题目叫《大学者撰写外孙女成长日记，非非，我的观赏动物》，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由于于光远的这些成就，我想，既使按严格的标准衡量，于光远也够得上散文家或作家了。于光远也有这个念头，他的一方"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的闲章可以为证，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两位书记曾表示可以介绍于光远加入作协，然而，由于于光远先生不能容忍和柯云路那样的"假借作家的名字""行骗害人"的人同在一个组织里，所以决定放弃加入作协的打算以免蒙受耻辱。他的这种观点在《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5期上发表过，题为《我入中国作协的先决条件》。于光远在文中说得最直捷明了的一句就是"等待作协把柯云路开除出作协之后再申请入会"（于光远：《同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一百年》， 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第168-172页）。本书在后续篇幅里将要涉及到柯云路 ，让我们共同关注柯云路 在作协的去留和于光远作家的称号能否实现吧。
2000年初夏的那些日子，我还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讨教于何祚庥，郭正谊、司马南等人。我开玩笑说"京城四大恶人"都讨教了。于光远说龚育之还没有见吧。我说"龚育之不是'恶人'"。于光远说："龚育之也不是什么'好人'。""恶人"是相信特异功能和气功"外气"之类"伪科学"的人对于光远等四人的称呼，至于"龚育之"
倒是未列入。于光远之所以说龚"也不是什么好人"，是因为龚育之和"四大恶人"同时于1999年荣获"反伪科学突出贡献奖"。既然是"恶人"，便有"恶报"。我早已闻言气功大师们已经联合发功使恶人之一的何祚庥成了"植物人"。我去何祚庥家中拜访时，何正关心国外伪科学书籍打入国内市场这类问题，我说我已经写了一本《谁在欺骗全世界-七大世界之谜的谎言》，内容就是针对国外伪科学的。临走时，何祚庥也讲到"植物人"问题，他希望我把见到的他的健康状况告诉外界。我在北京还希望见到很多人， 包括本书已经提及的许多相信和支持特异功能的科学家或其他各界名人，然而收效甚微。我说这些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下列于光远向我讲的几个故事，并且表白一下我叙述的客观性，我要读者相信我在对"特异功能""运动"这种社会现象作历史的考证，而不带有自己的成见。我在上一章第五节里满怀激情地写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我想如果我能拜谒他并且聆听他的教诲将写得更有血有肉一些。聆听于光远，使我对这位长者何以那么坚定地反对特异功能有所理解。
2000年初夏的于老，穿一件证券公司经纪人穿的"红马夹"，那时"于光远"品牌牛气冲天，他却心境平和地在书房里抒写历史抒写"UFO"抒写"非非，我的观赏动物"，这样的老人鹤发童颜看起来没有一点"牛气"相反很"绵羊"。那一天上午他告诉我他的反伪科学历程。他说他想写一本叫《我的伪科学历程》（也许是叫《我的反伪科学历程》）的书，20万字也写不完。"我的历程"是1931年开始的。1931年，他看了一本书，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J?J?Thomson写的《科学大纲》，最后一章讲的是"灵学"，作者把"灵学"也当作科学了。于光远说，这些东西中国早就有，他在那个时候，就见过扶乩和隔夜神算这类东西，并且知道他们就是西方所称的"灵学"。
于光远向我描述了他少年时期看到的上海的扶乩，然后，给我讲了一个隔夜神算的故事。
隔夜神算的情景是，当一个人去向神算先生时，这个人要自报姓名，家住何方，来求何事。神算先生说，这些我早就知道了，已经写在纸上，放在抽屉里了。于是打开屉子，拿出一卷纸来，那上面果然写着来者何人，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所求何事，和刚才那人的自述完全吻合。来人非常惊诧。
于光远说，当时他是同伯父一起去看隔夜神算的。伯父当时年轻气盛，加上是本地人，也不知他是否看破了机关，总之他只一脚，就踢翻了神算桌子。于是发现桌子与墙壁之间有条通道。刚才神算先生与人说话时，隔壁有人在作记录，等话说完，这边给个暗号，那边就把记录折好从暗道送过来。伯父狠狠地教训了那人几句，神算先生跪地求饶。
于光远说：1927年进初中，读《道德经》，学校附近有个年轻人，读《易经》，我们交了朋友。我们在一起谈了两年多的哲学，我谈"道德经"，他谈"易经"。两年后，他考入大学预科，我上高中。这人后来去了美国，也是院士了，他相信心灵感应这些东西，还送了我一本这方面的资料和统计报告，我看了一下，许多例子没有因果关系，生拼硬凑在一起。他叫雷天觉，他爱国，是上海市政府顾问。于光远先生这个例子是否暗示《易经》的熏陶对雷天觉后来的信奉灵学有正关联呢？如果这样，至少《道德经》还没有使于光远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力量。于光远在《我的故事》中特别提到1936年上半年认真阅读了恩格斯《反杜林论 》和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这两 本哲学著作，我想这种书对于光远世界观的形成应有正关联意义。当然，抗日战争时期，于光远看手翻译思格斯的《自然辨认法》。这对于光远的影响就更大了。
于光远先生告诉我特异功能的历程：抗日时期四川有个杨眉，说能辟谷，后来揭出是假的；这次伪科学，要从1979年说起，此前有董小四，还有钉螺姑娘。1976年，江苏徐州 郊区"发现"一个能够"看"出地下的死人的董小四，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科学测试。心理所鉴于董小四对他能隔墙"看"出的物件的描绘用的是极为含混的语言，因此选定五个形态很不相同的物体如空竹、圆球、手电筒等为测试工具，进行测试的人和董小四各有一套，然后把董小四和进行测试的人完全隔离。测试者放好一个物件，董小四这边得到信号时，"看"到是什么就放什么，两边对每一次5个物件的次序都照相签字，在整个过程中两边都不通信息。这样的试验进行了30次，同时也让没有这种"功能"的人瞎猜作为对照。测试的结果30次中5个都"看"对的一回也没有，4个看对的也一回没有，看对3个的只有一回，看对2个的有5回，看对1个的有8回，一个没有看对的有16回。这同没有什么特异功能的人瞎猜的结果差不多。这个结果经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计算分析，确认纯属随机猜测。特别是在屏障背后没有人或不放物的那几次，董小四都说有。这次测试，科学地证明董小四所说他具有透视能力，完全是骗人。"钉螺姑娘"则是1966年的事，说是江苏一位姑娘能看地下或水中哪里有钉螺，可以为消灭血吸虫工作作贡献。后来这位姑娘被请到福建去表演，果然又在她看到的地下挖出了钉螺。不过经生物学家验实，钉螺姑娘在福建看出来的钉螺是福建从来没有的品种，只有江苏才有那样的钉螺。这样，钉螺姑娘的骗局也败露了（于光远：《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对于特异功能问题，相信者的一厢情愿是："于光远不说话就好了"。这种说法是否来自于他在哲学界和思想理论的权威，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实是于光远说话了，而且一开始就口若悬河，滔滔不绝。1981年11月起在《知识就是力量》上发表《评两年多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至1982年4月20日中宣部发出《关于不要在报刊上宣传或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通知》时，这样的长文仍未发完，真是有话则长，此意绵绵。这样的问题后来就成了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了。吴明瑜在1982年5月18日写给胡耀邦主席的信中说："于光远同志在'知识就是力量'上发表的连载文章，尚未刊完。是否就此腰斩？这在国内外又将引起什么反映？是否表示中央认为于光远同志批错了，或者中央支持'特异功能'了？"可见于光远的说话是跨阶段的。现在，于光远同志是中国无神论学会顾问。他仍在以一个无神论者的立场关注"三伪一所谓"这些事情。
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站在了唯心论的立场看待一种旷日持久地争论过的事物，关于"三伪""一所谓"，或从另一个立场说关于科学、生命科学抑或人体科学、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如果可以分出褒贬臧否的两个阵营的话，两个阵营都表现出了同样的不懈追求和坚持执着，同样的使命感同样地认为澄清科学的大是大非舍我其谁？所以，当我们在今天的叙述中遇到中宣部发出的"三不"原则时，我们应该对这种以学术自由为前提的不得已的降温和平息情绪的措施给予充分的理解。但问题恰恰是双方都不乐意，双方都不理解，钱学森同志"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于光远同志说"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直接违反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对于1979年到1982年和这段历史，既已介入，就要坚持，于光远曾有文回顾这段历史。
"让事实说话"，于光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