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这里分析、讨论当代迷信活动的问题。这使我想起了沈昌。
沈昌系何方人士？很多人都知道，沈昌是一位曾经师从张宏堡、宣扬唯心主义、传播迷信的“老师”（他指令信徒们这样称呼他）。他编纂了号称“人体科技”的歪理邪说。 “心想事成”、“想什么就来什么”或者斯文一些称作“意识调控”是他的“人体科技”理论和实践的核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他到处开办培训办宣讲“人体科技”，外加出卖“沈昌牌信息茶”，拥有信徒成百上千万，骗得几百万非法收入。
关于迷信的问题，沈昌也有他的说法。《二十一世纪的曙光 沈昌人体科技》一书实录了沈昌在1992年7 月到1993年7 月的讲演。其中记录了他是这样看待迷信的：“人们的思想必须跳出关于科学与迷信的老观念，不能认为凡是自己没有认识的都是迷信。……科学中有谬误，迷信中有科学。”“你说阴阳八卦是迷信吗？被外国人（指发明二进制的莱布尼茨－－引者注）的实践证明，属于迷信文化的阴阳八卦，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人体科技是高科技的平方。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西方高科技的平方。”
“关于迷信，我认为有五类：迷信的迷信；宗教的迷信；哲学的迷信；经验的迷信；科学的迷信。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迷信里面有迷信，同时，迷信里面也有科学。……科学里面也有迷信。我们心平气和地讲，当务之急就是要破除科学的迷信。为什么？因为迷信的迷信，宗教的迷信，虽然给人类带来危害，但它远不如科学的迷信对人类的危害大。去年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会上提出，地球已到了濒于灭亡的时代，这就是科学的迷信所造成的危害。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人类也不会恐惧会遭到毁灭的核威胁。这就是科学迷信的结果。人类发现了免疫，导致人口数量的膨胀，从自然选择变为人为选择。所以，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生态失调、人口素质下降等问题，都是科学的信人带来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说，当务之急是破除科学的迷信。”（见该书第155到158页）
我想不用多作分析，这种逻辑混乱、毫无根据加上滥用时髦语词的手法，在座的许多人都是亲自领教过的。而这种把许多社会问题都归罪于科学的歪理邪说在当时就被一些高官捧上了天。有代表性的是张震寰在给这本书作题为《一个人体科学的幽灵在我们当中徘徊》的序言中写道：“我这里借用钱学森的一句话，作为这篇序言的标题。钱学森同志提出人体科学，沈昌同志提出人体科技，一个是从理论的角度提的，一个是从实践的角度提的。加起来就很全面了。指明了人体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在批评了有些人“不了解，不相信，不支持”“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科技”－－“沈昌人体科技”之后，张震寰还是引用钱学森的话：“我们是用气功、中国传统医学、人体特异功能跟现代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
一起，它就不是原来的现代科学，还要提高一步，所以一定是一次新的科学革命，大家也可以认为这是东方的科学革命。”
沈昌有经济诈骗罪行，受到法律的惩罚，正在服刑。这样的社会渣子自然不值得想念。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有的人重新抬出这样的歪理邪说，加以宣扬，尽管他们自认为是创新的见解。其代表人物就是自称“科学文化”人的北京大学科学哲学专业的博士后田松。他在今年的8月8日《科学时报》发表被编者称为“科普新见”的文章《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据说，此文先在8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科学时报》刊载时没有标明是转载的）请诸位将题目同沈昌的言论作比较，他们都反对科学是迷信的对头这个理念，而是胡诌科学中有迷信，迷信中有科学。从语词词义角度分析，田松的用意更加集中在对付“科学的迷信”上。这同沈昌的“当务之急”如出一辙。这也是那些所谓反“科学主义”的“科学文化”人的共同主张。
田松在文章中说：“科学，也常常是迷信的对象”，“科学殿堂这个常用词表明，科学在大众中的形象恰恰是神！”“把自己不懂的东西奉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这种态度正是迷信。”“事实上，我们也很难区别，科学家的信仰与迷信者的信念在心理上有什么区别。爱因斯坦相信上帝不掷骰子；一个农家老妇相信电闪雷鸣出自雷公电母。同样是信念，我们能否从心理状态上区分，这个是迷信，那个是科学？同样，凭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必然能够给人带来幸福？这种对科学的信念与一位农妇坚决地相信菩萨的保佑，哪个是迷信，哪个是科学？”
试问科学是“自己不懂的东西”吗？又是什么人把科学当作“至高无上”的神来祭拜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难道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吗？把尊重科学看作信奉神圣，诬为迷信又是什么样的说法呢？
田松在文章的最后，还用胡乱砍伐森林破坏生态环境为例说：“只有被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头脑和技术，才能够并且敢于剃光一个个山头。这难免使人产生困惑，为什么那些落后、迷信的风俗保住了环境，而帮助人类征服自然的科学却反过来使人陷入了困境，这是不是因为我们对科学过于迷信了呢？”科学有害于环境，迷信有益于环境，这就是田博士的结论。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博士后的水平多么高、技巧多么精。他把我们早已批判过的“不可知论”搬了出来，把僵化的绝对的思维方式、把当年流行“大跃进”时违背科学的错误行为强按在科学的头上，给笃信科学的人加上“科学的迷信”的罪名。在这里我们好
象又看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这样的结果是给科学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为真正的迷信行为开脱并鸣锣开道。这也就是顽固的迷信病毒得以再生的一种环境和养料。
2003.9.16.初稿 9.18.二稿
（本文是作者在2003年9月19日中国科协“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第十次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