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检索中无意间看到一段话，“不借助于个体心理学，也许不能彻底明白有人为何要杀人如麻；没有群体心理学，则人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何仍会有那么多人认为他不但做得正确，并且伟大无比。”这段话一下子把我打动留住了。因为我曾有过一段“认为自己不但做得正确，并且伟大无比”的经历。打开一看，原来是一篇书评，评法国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体心理学著作《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汉译精品新世纪版），于是找到了书并阅读。
我曾是一名“法轮功”团体的成员，如果用褒意倾向的语言说，是信念极为坚定的一员，用贬意倾向的语言说，是痴迷沉陷很深的一员，无论坚定还是痴迷，意味着我对“法轮功”理论相信的程度、跟随的程度和介入的程度。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了这个群体大量的超乎一般人想象的狂热行为，或者他们认为的无比伟大神圣的行为，这种心态和行为用文革中的语言“无限忠于，誓死捍卫”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当然，“法轮功”成员捍卫的是他们的领袖及其言论。
在我走出“法轮功”以后，几乎遇到的所有朋友熟人师长都为我高兴，热情友善地待我，并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我的这段往事，他们觉得这会使我难堪。而我一刻也没有停止对这段往事、对“法轮功”群体现象的思考与追问。塞奇?莫斯科维奇的群体心理学著作对于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又一个独特的认知视角。
“法轮功”事件发生后，许多人困惑不已，怎么会有许多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以及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颇有阅历的中老年人陷入其中呢？然而看一看当代历史中与我们最接近以及直接相关的大事件，或许就不会轻易地以为我们能够不卷入那些在事后看来极为荒唐、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去了。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量德国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就渐渐形成了自己是优等人种的信念，并衷心拥戴希特勒为国家元首。二战期间，那些原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日复一日地安排火车时刻，发出一辆辆前往波兰屠场的死亡列车；那些曾经过着普通生活的正常人，亲自参与了灭绝种族的大屠杀。
在理性成长相对最充分的当代人类史中，这样大面积人群卷入的无理智事件就已经很多很多。而微观的受骗上当事件更是普遍地经常地发生，例如很多人都曾经购买过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事后才意识到是听从了他人或广告的引导暗示；又如人们往往信任了那些欺骗自己利用自己的人。这种小范围的短暂的事件可以被很快觉察并纠正，但大面积人群卷入的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其影响和危害则是巨大的长久的。“法轮功”事件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少见的个案，它带有极大的典型的普遍意义。而且，这样的事物还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和演变着。
在对自己和“法轮功”群体的反思中，一个重要的领悟和收获是，世界上的真相千千万万，而最大最基本的一个真相是―――自我心灵的运动。自我的心灵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在社会影响中、在群体互动中运行变化，并导致各种行为反应。认识自我的心灵，是认识他人、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基础。而认识群体互动中的自我心灵、领袖影响下的自我心灵，是理解和认识重大社会事件的最重要路径之一。
莫斯科维奇的书中，也是从大量的观察中，得到这样一个事实：群体心理，常常导致了理性的扭曲和消融，甚至完全颠覆了理性。无论是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还是由两位法国人勒庞和塔德开创的“群体心理学”，都揭示了人类心理中存在着某些不受理性原则支配的强大因素。也许在更多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将注意的重心放在导致重大悲剧事件的领袖人物身上，但群体心理学告诉我们，只探究各种领袖人物是不够的，要想真正搞清楚有关的大事件，还得追问和探究信众。领袖人物固然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政治、人格背景，但是能够被唤起聚集在他身边的人群，同样有着特定的理由和原因。
人们说，无论是宗教领袖还是政治家，无论是广告策划还是演艺明星、经销商，都在研究民众心理，因为只有民众能为他们提供权力的正当性，提供金钱和名声。从另一角度说，符合民意的政治家，才能赢得广泛的支持；符合需求的商品，才会有购买群体。而类似于“法轮功”团体的精神领袖人物，也在承诺提供给人们迫切需要甚至是永恒梦想的东西，比如祛病强身，躲避灾难，比如全家受益，永久幸福等等，而且有一套如何获得这些益处的理论和方法。如果我们承认“人性是共同的”，那么在这句话的多种含义中，至少有一种意味着，由于任何人都会去追求自己的近期需要或远期理想，那么任何人都有可能为了这种需求，没准哪一天，卷入到在旁人看来、在事后看来是不可思议、可笑可悲的事件中去。比如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在尝试了所有科学方法所能提供的一切仍然无效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去尝试他过去根本不相信的另类方法，完全可能走入一个宣称依靠信仰已经治愈多种绝症的精神团体。在这种精神团体中，可能会有一种独特的激励支持氛围，而这种氛围正是走投无路的他所需要的。群体心理学包括我经历的群体事件告诉我们，在群体的氛围中―――或者在群体的激励下，或者在群体的压力下，或者在群体的暗示下，人的理性消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人性需要生存，不希望轻易离世；人性需要归属，不希望孤独；人性需要获得肯定，不希望被离弃；人还需要……只要人有需要，就有可能去做在自己看起来正确有益，在他人在事后看起来荒唐可笑的事情；只要人有需要，就有相应的提供者，无论是真实的提供还是虚假的提供，有时很难在即刻判断清楚，现货交易都会有虚假存在，更何况无限多样的物质精神需要的提供者们。
在人的众多需要中，消除痛苦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对一些人来说，疾病的痛苦、贫穷的痛苦、婚姻不幸的痛苦、失业及工作不顺的痛苦折磨着他们；对另一些人来说，未来死亡的痛苦、抱负末展的痛苦、成就感不足的痛苦等等，同样苦恼着他们。而真实严酷的现实是，对一些人或人群来说，在他们有限的仅剩的生命时光中，他们难以看到结束痛苦的希望，或者，他们也没有能力扭转他们的不幸。而且，正如艾略特所说，人这种动物“承受真相的能力有限”。怎么办？于是，遁入虚幻之境成为人们消除痛苦最有效的心理机制之一，也是可以选择的最简便的方法。如果有人提供某种虚幻之境，或者，换一种说法，提供某种理想境界，是会有人、有一些群体愿意遁入其中的。如果仅仅遁入其中、找到希望、自寻解脱倒也罢了，最可怕的可能是，有人打着理想境界的幌子，打着救世救人的幌子，利用人们追求幸福、消除痛苦的愿望，引导并挑动出种种类似于“我们所掌握的真理是最高最好最正确的”偏执，以及可以为之献出一切的狂热。而世界上的极端信仰团体―――邪教组织正是具有这样的特征。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或许人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指望领袖精英长久的智慧和清廉，还是指望民众群体长久的理智与平和，都是极不可靠的。谁都不能保证在特定的条件环境下，各类团体的领袖或民众们不会失去理性，做出非常态的有害事情来。因此，我们最需要做的和正在做的是，将人们在正常的理智的状态下已经认识的规律、已经获得的共识，用制度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便在常态下有个共同遵守的轨道，在非常态下有个预先达成的制约。
《群氓的时代》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最震撼的敲击就是，特定环境中的人群是极易消失理性的，大量的历史事实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可能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这似乎是一个悲观的看法。然而人类又是具有自我觉察、自我认知以及自我改善能力的，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群体心理学的开创与发展，正是人类认识自我、特别是认识群体中的自我心灵的最好见证。
作者简介：苏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