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红》发表的文章《“铁梅”在“文革”中的重负》中有这样一段说：
“婚后不久，刘长瑜爱人经阜外医院检查诊断患肺癌，手术后癌细胞迅速扩散。为了能治好爱人的病，她四处求取秘方，渴望奇迹发生。这当然是徒劳的了。4月12日，刘长瑜正准备排练，扎辫子时辫绳突然断了。她感到可能大事不好，爱人恐有不测，于是赶紧回到家里。果然爱人病危，送到医院不久便停止了呼吸。”
这里的一个关于神秘关联的暗示值得注意：绳断了――人死了。
我多次参加中国反邪教协会的“报告和学术研讨会”，我多次听到有人用传奇的口气说他们与法轮功的斗争。比如说，法轮功在联合国和平会议的会场外做宣传，风雨大作。我们也去作揭露法轮功罪恶的宣传，本来风风雨雨的，我们一走上街头，不知怎的雨突然停了，晴天丽日。报告者说，真不知为什么。也许由于我们掌握了真理、代表正义云云。
这里同样有一个神秘关联的暗示：正义来了――天晴了。
也是在反邪教的“报告和学术研讨会”，佛教界的人士讲中国佛教界把佛祖指骨（或是“舍利子”吧）送到台湾去展出，送到泰国去展出，本来天气不好的，不知怎么，我们一到那里，天气一下子好了云云。
还是神秘关联：佛来了――天晴了。
大家留心一下传媒的报道，再找这样的例子，不难。
神秘兆应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胡乱联系，以占卜等手段寻求神秘兆应的做法就是行巫。神秘兆应是占卜和谶纬神学的理论基础。
宗教界人士讲佛事的神奇，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要求有神论者宣传无神论宣传唯物辩证法。但无神论者如果也去宣传这些神秘的关联，则他的立场就已滑到了有神论的一边。
这正如康德说：“愚蠢和智慧之间的界限如此模糊不清，以致于在其中的一条道路上走的时间太长了，也难免会站着另一条道路的边。”华莱士是这样的例子。传媒热衷于渲染神秘关联，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