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以来，日本佛教中不少宗派相继沦为军国主义的帮凶。为了蒙骗佛教徒去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便挖空心思阉割佛教经典，炮制侵略有理、杀戮无罪的歪理。其中净土真宗和日莲宗表现得尤为恶劣。
日莲宗和尚田中智学（１８６１―１９３９，东京人）早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就组织佛教徒为日军念经祈祷。战后又倡议不尊佛祖而改尊天照大神，鼓吹“必须让日本去统一宇内，让日本最终地永远地成为宇宙人类灵魂之巨镇，世界万邦朝仪的大戒坛，王佛冥合的理想世界。”其狂热的征服世界的邪说，引起了日本右翼政客和少壮派军人的极大兴趣，即由山梨县身延山久远寺的和尚井上日召（１８８６―１９６７）出面发起成立“一人杀一人”的“血盟团”，为日本政府推行法西斯化铺路。田中智学又在日莲宗内组织建立了法西斯团体“国柱会”，以“内固祖庙中心宗门统一之基，外启王佛如一法国冥合之猷运”为宗旨，自任总裁。国柱会的骨干分子石原莞尔（１８８９―１９４９）是“九一八”事变策划人之一，他从日莲宗的经文《撰时钞》里找出“一天四海皆归妙法”等句，宣称“日本是佛教正法源头”，妄说日本人能以“一乘妙法统一亚洲、统一世界”。这一谬论后来竟成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理论依据。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田中和他的门徒兴高采烈，发表了“解决满蒙危机”声明，主张乘机扩大侵略，以武力“彻底解决，实现国运兴隆”。同时派出僧侣赴东北，慰问关东军。田中智学还亲赴长春，向傀儡皇帝溥仪宣讲“王道本义”。
日莲宗僧侣在侵华战争中充分暴露出其帮凶的罪恶面目。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下午，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带上藤村国吉等三人，从上海江湾妙发寺出发，来到位于租界外的三友实业社门前，蛮横地向正在操练的中国义勇军辱骂和扔石头，中国工友起而还击，于是引发了“一?二八”淞沪事变。事后日方招认，这两名和尚是受驻沪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和间谍川岛芳子指使，蓄意挑起事端的。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近卫内阁颁布总动员令，并颁发扼杀一切反战言行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等一系列战时法规，要求“举国一致，尽忠报国，扶助皇运”。佛教各宗各派纷纷举行效忠集会，向天皇表忠，表示要“振作国民殉国精神，奉献报国诚之心”，“发扬皇道宗教之真谛，奉戴圣战之宗旨”。此后各寺院布教，竟大肆宣传“尊皇即奉佛”，“皇军是为完成统治全世界的圣业而战”，“皇军所至，宇宙经轮回转”，“天皇必胜，神国必胜”。佛教真宗，还向出征士兵教喻：“无论杀死多少敌人，也一点不违背佛意！”日军中的佛教徒认为，信佛首先要忠君，他们不相信“阴阳轮回”和“因果报应”之说，认为只要身首不分离，死后都能成佛，无论恶行多大，也不会受到神佛的惩罚。因此那些穿着军衣的日本佛教徒在杀人、放火、奸淫时毫无忌惮，他们如同野兽，以虐杀为乐事，对妇孺老弱和伤员、战俘毫无恻隐之心。他们的佛教信仰已完全被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所扭曲，慈悲行善的念头已荡然无存。在旅顺屠城和南京大屠杀中他们的表现与那些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军人又有什么分别呢？侵入浙江的日军烧佛寺，杀僧侣，也从不手软，致许多千年古刹被焚，和尚被杀不计其数，尼姑被奸又被杀，也屡见不鲜，试举数例以窥一斑：
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０日，日军焚毁嘉兴新塍的能仁寺。
１９４１年４月１５日，炸毁天目山禅源寺。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４日，焚毁慈溪龙山寺，杀死和尚八人。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３日，焚毁金华罗芳桥镇如水禅寺，杀死和尚二十二人。
１９４２年６月６日，衢州城内所有寺院的铜钟、铜磬、香炉、香鼎及烛台被洗劫一空。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４日，在永嘉永中镇居士林当众轮奸正在做法事的尼姑十余人。
侵华战争逐步扩大和深入，日本佛教的法西斯化也不断加速和深化。日本全国“佛教恳话会”被改组成“佛教联合会”，规定每月月半为“托钵修行日”，向战死日军行“慰灵法会”、“效劳大会”。各宗派还联合成立了“兴亚宗教同盟”，其总裁竟是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军方完全控制了佛教。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众议会通过《宗教团体法》，规定“宗教不能违背皇道精神”，以法律形式确立天皇、神道教在各教中至高无上的权威。佛教联合会召集各宗各派魁首五百余人聚集东京，举行“大日本宗教报国会”，宣称接受“皇国佛教”的旨意，“天皇与宗祖结合”，佛教要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树立世界新秩序作贡献”，并号召全国佛教徒投入“灭私奉公”的“兴亚行动”。
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国内又成立了全国性的“完成大东亚战争宗教赞翼大会”，由特别成立的“宗教团体战时中央委员会”领导“战时教化”。各宗派的教化指导员纷纷奔赴学校、工厂、城镇、乡村从事“思想善导”，“启迪国民宗教之心，培养坚韧不拔的精神，做忠良之臣民”。战败已成定局，教化人员还在宣传“誓死效忠，一亿玉碎”。
这些教化员还负有监督、密报民间反战言行的任务。甚至佛教经文也需事先经过审查。要求“修改教典，适应时局”，凡被认为“不顺应国策”的内容要删去，而塞进一些“忠皇护国”之类的词句。在战争年代，日本寺院里诵的全是被阉割过的不伦不类的“佛经”。在“灭私奉公”的压力下，寺院的钟、磬及金属法器也被强迫捐献熔化，以作军火材料。甚至有日本第一青铜大佛美称的曹洞宗的“酒田大佛”，也难逃劫难，被熔成铸锭。至于寺院被征为军队驻地，僧侣被赶往军工厂日夜“勤劳报国”，更是普遍的现象。
“佛教兴亚同盟”又称“兴亚会”，担负着向中国沦陷区从事奴化宣传的“布教”任务。日本佛教联合会在沦陷区致力建立汉奸佛教团体，然后由“兴亚会”统一进行奴化宣传。当时的汉奸佛教团体，汪伪中央一级的有“中华佛教会”（由潘宁濂任会长）和“日华佛教协会”（由汉奸刘秀梅即铁禅和尚任会长）。华北有“北支日本佛教联合会”、“兴亚佛教会”、“日支真言密教研究会”；华中有“光明思想普及会”、“东亚佛教大同盟”。在东北则“强化”“神佛结合”，佛教完全是神道教的附庸。１９４０年，在所谓“满洲国”修建神宫、神社达１２７处之多，祭祀的是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说“日本诸神已降临这块土地”，把满洲视同日本领土，强迫中国百姓参拜。
日本佛教徒还在中国广为宣传，说中国佛教历来主张“消极出世”，而日本佛教徒是“积极入世”者。这种宣传用心极其险恶，妄图把中国佛教徒引入歧途。但流行于中国的大乘佛教，虽然否定红尘浊世，追求个人生死的解脱，其终极宗旨却是为了普度众生，富有悲天悯人和平等博爱的精神，从而把“献身利群”作为修行应达到的最高境界。面对民族危亡的严酷局面，佛教界的一些精英人物即提出“济世救亡”的主张，“佛教以救世为宗旨，既要救世，必须入世”，在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他们也同仇敌忾。如在“九?一八”事变后，临济宗第四十六世震华法师即撰写了《僧伽护国史》一书，导引僧众，忧国爱国。发起佛教革新，倡导“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太虚法师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创立了“中国佛学会”和“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号召全国宗教徒团结一致，救亡图存。他还在国民政府支持下建立“佛教青年救国团”，训练僧侣奔赴各战区从事救护工作。太虚本人又奔走于缅、印、南洋群岛，宣传抗日，争取海外侨胞支援抗日。早年曾参加大革命的巨赞法师，在叶剑英协助下，发动僧侣参加抗战，组织“佛教青年服务团”和抗日游击队。又创办《狮子吼》杂志，呼吁佛教徒要坚持“佛魔不相容”的立场和日寇展开斗争。周恩来同志为题“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数字，以赞扬佛教徒的爱国行动。
杭州是千年佛地，进香朝拜的人多。日寇想利用佛教来进行奴化宣传。杭州沦陷之初，日军到处奸淫烧杀，日酋却装出一副慈祥姿态，宣称“要保护佛地”。说什么“日中的宗教信仰一致”，并指派“随军佛使”完根西谷监管市区佛教。完根即召来隆元、西野等日僧，让他俩帮助投敌的吴山海会寺僧成元，成立“日华佛教会杭州分会”，强令各寺院、尼庵的僧尼向成元报到，接受他们的“入世指导”，宣传“中日亲善”。还挑选三十余名青壮年和尚为“讲习生”，分派到各寺院做宗教特务。
杭州日华佛教会曾在特务机关长德江光等支持下屡次举办“慰灵祭”，追悼在中国战死的日伪军官兵。１９４２年８月１３日下午，在昭庆寺大雄宝殿举行“大慰灵祭”，日酋和汉奸为日军亡灵招魂，诬蔑淞沪抗战的中国将士，妄图消蚀中国人的民族仇恨。用心可谓良苦，但其计谋焉能得逞，中国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势不两立。
当日本佛教徒沉入侵略战争的漩涡时，日本佛教徒中也有反战言行。但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暴虐镇压下，他们已毫无思想和言行的自由，一些守佛教本义，反对侵略战争的正直的佛教徒，先后遭到残酷的迫害，或被杀，或被判终身监禁和苦役。
日本战败后，佛教徒终于挣脱了皇权和神道教的枷锁，佛教又进入自由、自主和宽松的发展时期。对于在战时迎合和追随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杀伐的往事，绝大多数佛教僧侣和信徒是有反省的。早在１９４７年５月，日本佛教各宗派联合发表《忏悔声明》，对“佛教未能防止日本侵略”进行反思。
日本佛教界的觉悟和反省是可贵的，他们的做法也是明智的，比起那些至今还不肯承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的政客和遗族会分子来，他们无疑会受到被侵略的邻国人民的肯定和欢迎，相互间可以一笑泯恩仇，继续做朋友。
作者简介：王春华，杭州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