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原名高仕?，1905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鳌峰坊。1918年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学习期间，获得英语、国语、化学、博物各科优等奖章。“五四”运动时期，还是少年的他，也写过标语、印过传单，走上街头，摇旗呐喊，“反帝”、“反封建”、“科学”与“民主”等思想在他少年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记。1925年夏考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1927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后来转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攻读细菌学。他学习刻苦、认真，为研究“食物毒细菌”，曾吞食过减毒的“食物毒细菌”。1928年一次实验时，放置脑炎病毒的瓶子破裂，高士其不幸被病毒感染，从此留下了终生不治的残疾。但他还是坚持读完了医学研究院的博士课程。
1930年，高士其为了增加阅历，特意从纽约乘船向东，绕道欧亚航线回国，一路上经过十几个国家，所见所闻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1931年回国后，经一位留美同学介绍，应聘到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担任检验科主任。后来目睹旧医院的腐败黑暗而愤然辞职。之后来到上海，在李公朴、陶行知、艾思奇的影响下，开始进行科学文艺创作。陈望道创刊、主编的《太白》杂志上的新鲜栏目“科学小品”引起了他的关注。从1935年起他拿起笔来为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撰写科学小品，接连发表了《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三篇文章，并把自己的原名高仕?改成了高士其。当问起改名的动机时，他解释道：用意是“扔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文章一发表，就很受读者欢迎和文化界的重视。不少报刊都前来约稿。这时他写字已经很费劲了，手不灵活，有些发抖，一笔一划写得很慢，一天下来也就写几百到千把字。但他不顾这些困难，长时间地坚持写作。从1935年到1937年8月（离开上海）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完成了近百篇科学小品，这是他的科学小品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其中包括代表作之一的《菌儿自传》和脍炙人口的《人生七期》、《人身三流》、《细胞的不死精神》、《病的面面观》、《霍乱先生访问记》、《伤寒先生的傀儡戏》、《寄给肺结核病贫苦大众的一封信》、《听打花鼓的姑娘谈蚊子》等等，这些作品很快被结集为《我们的抗敌英雄》、《细菌与人》、《抗战与防疫》等科学小品集出版。
后来，他在回顾当时的写作情况时说，他写科学小品的目的，是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在向读者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唤起民众，团结一心、保卫祖国，保卫民族。他的科学小品将科学性与战斗性结合起来，给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揭露和嘲讽，犹如锋利的匕首，直击敌人的要害。高士其的科学小品融科学、文学与政论为一体，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夹叙夹议、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耐人寻味，语言生动、形象、清新。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士其在艾思奇的影响下，决心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高士其是第一位投身红色根据地的留美科学家，在上海时已崭露头角，成为受欢迎的科学小品作家。他于1937年11月25日辗转到达延安后，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照顾，被安排在陕北公学任教。1938年2月，高士其与董纯才、陈康白、李世俊等20多位科学界青年聚会，发起成立了延安第一个科学技术团体“边区国防科学社”。经过近一年的革命生活的艰苦磨练和体验，高士其郑重提出了入党申请，于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亲自向他表示祝贺与勉励。
鉴于高士其的病情逐渐加重，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于1939年4月不得已离开延安。途经西安、重庆、昆明、河内、海防，去香港治疗。在重庆停留的3个月期间，他受到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悉心关照，他曾与叶剑英、吴玉章等同志在一个党小组里过组织生活，从这几位革命领导人身上获益颇多，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高士其在香港病稍微好一点，就支撑着身体开始写作。这时由于他写字更加困难，改由他口述，护士记录。新完成的科学小品，发表在《大公报》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九龙与香港相继被日军占领。在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高士其辗转到了广西桂林。病情有所好转后，他请求组织安排他工作。根据他的特长和身体状况，他担任了东南盟军服务处技术顾问兼食品研究所所长。利用当地的普通植物原料研制食品，供应前线需要。这期间，他曾与著名诗人柳亚子探讨过一些诗歌创作问题，并发表文章。他还进行了一种名为“科学字母”的拼音法研究和逻辑学研究。
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开始轰炸桂林，在撤退的混乱中，外出求援的护士谢燕辉因心脏病发作突然离开了人世，高士其无人照顾，再次陷入了困境。幸好经常去看望高士其的青年作家马宁救了急。后来党组织派马宁夫妇用一条小船，把高士其从桂林送到昭平县，安置在依山傍水的黄姚小镇。又得到从上海撤退到广西的革命同志周行先一家的照料，一边养病、一边写作和研究，生活较为安定和平静。
1945年抗战胜利后，高士其从黄姚来到广州。路上坎坷颇多，在“八步”小镇，等船就用了两个月时间。高士其很有感触，写下了一系列抒发情感和针砭时弊的诗篇，如《别了，黄姚》、《光明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还在彷徨》、《电子》、《黑暗与光明》、《我的质问》、《我的原子也在爆炸》等。这段时间还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如重庆的“校场口事件”，叶挺、王若飞等的空难，使他受到了很大触动，有感而发，写下了《给流血的朋友》、《悼四烈士》等诗篇。在广州期间，他完成了科学长诗《天的进行曲》的创作，这首诗共有41节，288行。这是一篇充满革命信念和激情、富有哲理、具有重大影响的诗作，是他早期科学诗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1946年5月，高士其从广州回到阔别10年的上海，不久又病倒了。邓颖超同志特地去看望过他，并表达了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慰问。就在这一年7月，高士其的好友李公朴、清华校友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肆无忌惮地杀害，这使他极其悲痛、气愤填膺。他的师长、故交陶行知先生也在那时去世了。上海党组织在静安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公祭李、闻、陶三位先生的大会，因为高士其行动不便，又正在病中，就没有通知他。他偶然得知后，再三请求护士的女友带他去参加公祭大会，会后奋笔疾书，写出了《七月的腥风吹不熄人民的怒火》的悲壮诗篇。不久，高士其也被列入了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黑名单。党组织获悉后，立即护送他离开上海，先是去苏州，然后又从苏州经上海转移到台北。
1949年1月，北平即将解放，高士其被从台湾护送到香港。5月从香港经过天津抵达北平。1949年9月21日，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1950年，参加了全国科学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高士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科学普及局顾问，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顾问，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并担任过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为繁荣我国的科普创作，特别是科学文艺创作，组建和壮大科普队伍，倡导科普理论研究，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经常参加全国科普界和文学艺术界的活动，访问、视察，深入新生活，坐着轮椅走遍了祖国各地，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从解放后到文革前的17年间，高士其创作了约75万字的科学小品、论文和诗篇，出版了多部科普诗文专集。即使在十年动乱、令人压抑的日子里，他也没有丧失斗志。1973年，高士其挥笔写出了寓意深远的科学长诗《生命进行曲》，表达了他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无比愤慨，以大无畏的气概，高呼“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迫害哪里就有反迫害”，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高士其一连3天坐着轮椅上街游行，与人民一起欢庆胜利。
高士其一生满怀热情、坚忍不拔，为科学、真理献身，为造福人民劳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热情和困难成正比的时候，困难就消失了。”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在中国人民和亿万青少年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和震撼力。逝世后，高士其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为“中华民族英雄”，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也将3704号行星用他的名字命名。高士其表达过这样的奋斗追求：“用生命的火焰点燃人们思想的灯，共同照耀人类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途径。”“启蒙愚昧，觉悟思想，让科学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共同拥有的财富。”这也正是他一生所笃实践行的坚定信念。
二
如今，在“研究”宗教的学者当中有一种说法：似乎信仰宗教才能使人品德高尚，否则会出现“信仰危机”、社会道德滑坡。以此观之，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成长于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高士其先生，所以会有上述的高尚品格，自当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了。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高士其不仅是科学家、科普作家，在哲学和文化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是对“文、理、哲三者并重”。高士其出身于书礼世家，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在4岁左右就能背诵《大学》、《中庸》。他对儒、释、道的文化都颇有心得，对西方哲学和宗教也感兴趣。他对哲学的探索是在寻求精神的出路。1939年曾在香港的《青年知识》杂志上发表过《自然辩证法大纲》和《什么是自然古典哲学》两篇重要的哲学论文。
正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求索和艰苦实践，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融会贯通，高士其扎实地确立了“启蒙愚昧，觉悟思想，让科学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共同拥有的财富。”这样的牢固信念，成为一名头脑清醒的无神论者。
高士其是不相信世间有鬼神的。他在以第一人称描述细菌的科普小品中写道：“因为冥冥之中，他们看不见我，所以又疑云疑雨地叫道：
‘有鬼，有鬼！有狐精，有妖怪！’
“其实，哪里来的这些魔物，他们所指的，就是指我，而我却不是鬼，也不是狐精，也不是妖怪。我是真真正正，活活现现，明明白白的一种生物，一种最小最小的生物。”（《高士其全集》第1卷，《菌儿自传》，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1991年，第5页。）
高士其也不相信有什么上帝，请看：
“是人类开始的那一天，亚当和夏娃手携手，赤足露身，在爱点河畔的爱点园中，唱着歌儿，随处嬉游，满园树木花草，香气袭人。亚当指着天空一阵飞乌，又指着草原上一群牛羊，对夏娃说：看哪！这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食物呀。于是俩口儿一齐跪伏在地上大声祷告，感谢上帝的恩惠。
这是犹太人的宗教传说。直到如今，在人类的半意识中，犹都以为天生万物皆供人类的食用，驱使，玩弄而已。
……
这些渺渺茫茫无稽之谈都含有一种自大性的表现，自以为人类是天之骄子，地球上的主人翁。
自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出版，就给这种自大的观念，迎头一个痛击。他用种种科学的事实，说明了人类的祖宗是猴儿，猴儿的祖宗又是阿米巴（变形虫），一切的动物都是远亲近戚。”（《高士其全集》第1卷，《菌儿自传》，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1991年，第150页。）
高士其在《天的进行曲》中，指出了“耶和华创造天地”之说等的荒唐：
“人类对于天的认识也在变化和发展，
有盘古氏开天辟地的传说，
有‘旧约’上的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故事，
有希腊神话的天，
有‘封神榜’的天和‘西游记’的天，
有这些荒唐无稽的观念。”（载于《走近高士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18页。）
高士其也提到了“上帝设计论”：
“在那时，
人类的脑海里，
宇宙这浩大无比的工程
上帝自然是他的工程师
上帝的一切作品，
都是十分完美而无缺点……”（载于《走近高士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页。）
高士其直截了当地批评牛顿关于“上帝第一推动”的错误：
“但是牛顿只看出了运动的一方面，
看不出运动的另一方面，
于是他把推动物体运动的第一个动力归功于上帝。（载于《走近高士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换句话说，牛顿不知道运动的矛盾性，
他不知道万有引力有它的对头，
一切物体有它们的吸引力量，
也有它们的拒散力量，
物质在密集同时也在分散，
它们不但互相吸引，
而同时也互相排斥。”（载于《走近高士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高士其一针见血地指出：
“由于怕鬼怕天怕黑暗而入于神学的思想，神学不足信，乃代以玄学，玄学不足信，乃代以科学发达起来，……”（《高士其全集》第1卷，《菌儿自传》，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1991年，第168页。）
“这在神学时代，一切就都委诸于鬼神，以为莫明其妙的病，都是前生的报应。在玄学时代，一切都归之于沉闷的幻想，以为得了不知原因的疫病，是永远没有救药的。”（《高士其全集》第1卷，《菌儿自传》，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1991年，第319页。）
在高士其看来，宗教也可能成为“侵略的工具”：
“科学落伍的中国，从前似乎也曾发明了火药。这在我们不过是拿来作鞭炮之类的玩艺。一到了白种人的手里，就变成了大炮和炸弹。甚而至于宗教、教育、医院之类的事业，一一都可以作成侵略的工具。”(《高士其全集》第1卷，《菌儿自传》，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1991年，第212页。）
高士其对儒教、基督教、佛教都有深刻了解，但却没有陷入神学的藩篱，比某些自诩为研究宗教的专家高明多了。在《菌儿自传》一书的第19章“生物学者的抵抗观”中，他的科学思想表达得十分戏谑、风趣、明确而有力：
“太平洋的水如今也不太平了。水面上已有些火药和血腥的臭味了。东海的毒龙率领虾兵蟹将爬上岸来侵蚀大陆上的生物了。
“ 中国的守土之神见了，非常的着意，就飘到山东曲阜求教于孔子。孔子刚从东京吃饱了“御料理”回来，摆着一副庄严的面孔，却迟迟没有开口。倒是聪明的子贡抢着说：
‘夫子向来一贯的政策是先安内而后攘外。现在家没有齐，国没有治好，哪里有这一分精力去御外侮呢?’
守土之神听了，唯唯而退。
这时候，毒龙爬到了沈阳。
守土之神见了又着急了。他想：东方的圣人是没有能力的了。于是就飞去巴勒斯坦祷告犹太人的上帝。那时上帝的代言人耶稣在旁，轻声低语地说：‘敌人打你右边的嘴巴不妨转过身子请他再打你左边的嘴巴，敌人看你这样的柔顺也自然会摸摸你一下，不再打你了。’
守土之神默然而退。
这时候毒龙正爬到了榆关。
守土之神大着急了。他想：上帝也不中用了。赶忙地跨过了喜马拉雅山，进了舍卫国，恭敬地请教释迎牟尼佛。佛说：‘善哉善哉，这是中国的大劫数，这是累世累代积下的冤孽。中国的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去超度这毒龙吧!无我无他便无争了。’
守土之神，没有话说，合掌而退。
这时候，毒龙的爪已抓住了平津，中国的民众在呻吟！
守土之神慌了，只得去敲科学之门。
科学的圣人，达尔文、巴斯德、卡尔等正在试验室里开圆桌会议，讨论科学战争的问题。
......
“ 达尔文掀着白须笑道：
‘这事情也太平凡了。
‘地球上大大小小的生物，自‘阿米巴’到人，哪一个没有对头没有冤家?哪一刻不受着那对头的威胁那冤家的压迫？只有不断地努力抗争，才能保持着生命。退却是死亡的咒语，退无可退，还是落入敌人之手，或跌进背后的深渊里去永远不得翻身了。
‘抵抗，是求生惟一的道路，这是哪一个生物细胞都晓得的。中国这一个大细胞为何反而糊涂起来?’”（《高士其全集》第1卷，《菌儿自传》，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1991年，第322、323页。）
“这时候，恰巧卡尔先生也进来了。他说：
‘你们的谈话，我在隔房都已听个明白了。这里虽不是我发言的地方，然而我忍不住，只好扼要地让我说几句吧。
‘孔门的话，是为封建主义张本。
‘耶门的话，是替资本主义撑持门面。
‘佛门的话，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
‘这三大宗教家，都抱着一片救人的婆心。然而他们所救的只是‘个人’，在重重压迫之下而寻求安慰的‘个人’，与整个的民族无干，没有替全人类的利害冲突打了一个总算盘。
‘在呻吟挣扎中的中国民众，只有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统一抗敌战线，把毒龙赶回大海！’”(《高士其全集》第1卷，《菌儿自传》，中国科普研究所主编，1991年，第327页）
高士其清楚地看到，科学与神学是势不两立的，他指出：
“当中世纪的黑暗宗教统治，把科学沦为神学的婢女时，思维也随之被禁锢在神学的领地。然而科学的真理是不能禁锢的，即便是在那样恶劣的历史条件下，思维也总是悄悄地向着科学靠拢，并孕育出近代科学的萌芽。当文艺复兴的伟大风暴席卷欧洲之际，近代科学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打破了神学的枷锁，思维也随之获得解放和发展而继续发挥它的固有作用力推动科学沿着历史的轨道不断前进。”（“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史”，载于戴友夫主编：《著名科学家演讲鉴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所以，他才会高度评价开创了人类近代科学革命伟大开端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欢呼他的“日心说”理论
“……
给黑暗的中世纪教堂以严重的打击。
……
推翻了神学的宝座，
竖起了现代自然科学的真理。”(《天的进行曲》，载于《走近高士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8页）
他在《尼古劳斯·哥白尼》一诗中，赞誉哥白尼向封建的神权挑战，形容他的不朽名作《天体运动论》——
“像一颗炸弹，
落到教堂的圆顶上。”（转引自《走近高士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页。）
这比起至今还有学者提出的“哥白尼是怀着对上帝的虔诚去从事科学研究的”说法，那要精准得多了吧。
作者简介：于祺明，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本文责编：申振钰
（《科学与无神论》2015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