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本刊讯］2010年11月6日，中国无神论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就“教育与宗教相分离”问题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小型座谈会。
      会议由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习五一研究员主持。她提出，我们所谈的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是指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实行的原则，不包括神学院、佛学院等宗教神职人员学习的学校。当今世界，实行“宗教与教育相分离”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个普遍共识。宗教的传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教育体系中也基本绝迹。近代中国，从清末废除科举、改行新的教育制度的一开始，“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就是历届政府办学的指导原则；至新中国成立，教育权全部收归国有，这一传统从来没有受到挑战。然而近些年来，随着宗教热的升温，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基督教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宣传教义、建构神学，聘请国外神学教授，培养神学和传教人士，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这一现象还在波动起伏的发展中。有不少对大学生信仰宗教的调查，表明其趋势令人忧虑。这既违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培养学生的宗旨，也痛伤家长送子女入学的期盼之心；侵占公共资源，属于违法行为。1995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2007年1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的意见》，重申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国法，可见国家的立场是一贯的，关键是落实。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杜继文认为，目前情况有所改变。如北大出版社已经拒绝出版基督教宣教的书；听说某文化出版社也有了新气象，许多准备出版的宣教书决定不出了。与此相应，一些以文化和学术名义的传教布道者，则改变了表达方式和行事方式，低调得多了。但距离落实国家法令还很远，“文化”和“学术”作为一种传教的载体，没有得到根本的触动，一些行政当局的态度暧昧，深层次的思想领域依然故我。这其中也涉及一些认识问题，例如什么是宗教研究，什么是宗教宣教，界限难以厘清（有人即把宗教宣教当作宗教研究）。再譬如，有人认为宗教不是宗教，而是文化，叫做“宗教文化”，文化为什么不能进入国民教育体系?神学也不是神学，而是学术，叫“学术神学”，学术为什么不可以在国家研究机构活跃? 眼下所谓宗教经济论即宗教市场论在一些所谓社会学、法学那里相当流行，借助“社会调查”，要求为宗教开放市场，任传道人到处吆喝，自由竞争，优胜劣败，国家可以无为而治。此等让神灵也变成商品的玩意，毫不掩饰其实际目的：“政府对宗教事务绝对不介入，使之保持绝对的自由”，不过是宗教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变种。不断变化花样、力图更多地侵蚀公共资源的势头，不会停止；依法治国，有法必依，同样也是让无遮拦地传教热规矩起来的根本措施。就教育系统自身来说，按蔡元培的意见，在大学中，一，不能设立神学科，当然包括构建神学和传播神学；二，不得宣传宗教教义，这很明确；三，不得举行祈祷式，当然更不会允许宗教组织和其他宗教活动；四，以传教为业的人（即宗教职业者）不必参与教育事业，当然包括担任教授、研究员之类。就这几点也够我们反思的了。至于他认为宗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也可以作为今天“维权人士”和崇尚蔡先生教育思想的学者们当真想一想的。
      杜继文还说，国民教育系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受有神论冲击最大的地方。比如“人体特异功能”用小学生做实验，诱导出一批批小特异人来，到处表演作证；受邪教之害，到天安门自焚的三个人中有两个是学生。而以名牌大学为首，作科学实验，炮制实验报告，证明“特异功能”不但存在，而且功能无限；另一方面，哲学教授则从哲学上为特异功能做论证，当作新发现，一直写到哲学教材里去。回想民国初年的灵学，联系前20年特异功能的教训，有神论该休歇了吧。没有，倒出现了另一种论调：邪教之所以猖狂，是因为“正教”不畅，正规的宗教受到压制，而压制的罪魁就是无神论。于是呼吁宗教发挥“积极作用”的声音不断，以至以“宗教”名义进行非法活动的事件走高，不少新兴的“正教”瞬间蜕变成“邪教”，甚或与地方政府争夺权力；还有成规模的“正教”群，与“国际”接轨，同反华势力沆瀣一气，不断给社会添加麻烦。然而奇怪的是，在有国家管理部门参与的会议上，连从事师范教育的老师也在提倡“灵性教育”，而且要从幼儿园、小学开始（西方的神学领袖满意于基督教在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宣教，而把基督教进入中小学定为文化基督徒下一步的努力方向）。相反，科学无神论总是被淡出话语圈，或视为破坏“和谐”的因素，很难进入现行的国家教育和研究体制，而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重要学科，更缺乏研究和建设的足够资源——与为宗教呐喊的力量相比，既缺钱更缺人，声音微弱、内容单薄，还受到讥笑：看，无神论就如此没有学问，没有人才!
      不过需要强调，中央是把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和学术研究当作战略考虑的，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支持这项工作。我们编写和出版过大中小学的无神论读本，是由教育部负责同志承担主编的；科学与无神论研究实体和研究中心，是中国社科院领导决定成立的。因为这个事业带有启蒙的性质，是播种光明的事业，学术队伍也会不断扩大。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不是用造神和虚妄支撑起来的，而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由服膺真理、坚持真理建设和推动起来的。我们要艰苦奋斗，要有足够的韧力，还要认真的学习。
      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志英教授认为，基督教家庭教会在学校的活动十分猖獗，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有成效。她指出，晚清政府在宗教与教育问题方面的政策值得关注。晚清时期传教问题进入学校是随着西式学堂开始的。西式学堂的洋人教师是传教士，其目的是取儒教而代之。清政府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个：一是坚持以汉文为根底，以圣道为准绳。二是节制洋教员权力，禁止校园传教。如《壬寅学志》和《癸卯学志》等明确规定不准在学堂中传教，规定外国教员不得讲宗教，且在讲科学等内容时也不得讲授宗教内容，违者将辞退。这些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些政策出台的原因在于清政府比较重视这一问题，将教育权视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
      北京科技大学的左鹏教授提出，2007年16号文件出台后，具体落实的程度和学校有关领导的重视十分相关。目前高校新设的四门政治理论课，按文件要求应当是要加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容。但是截止到目前，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2009年修订时加入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内容，约有二三百字，其他三门课程还没有出现相关内容。2010年北京市举办青年教学骨干暑期研修班开设了一门《宗教学概论》课程，还组织参观了宗教活动场所。还有一些高校，以讲座的形式来讲授关于宗教方面的基本知识。学生辅导员等在遇到传教问题的时候也有制止。但仍存在一些困惑，如已经信仰的学生能否采用教育手段转化过来，这样做是否违反宗教政策等等。
      左鹏教授还提出，网络宣教需要引起关注。这些网络宣教大多根在海外。如在美国的北美华人教会“大使命中心”就专门针对中国宣教，特别针对大陆的知识分子。除了直接受命于海外的网络宣教士，还号召境内的一般基督徒也利用网络进行宣教。另外，也招募大学生在网络上对有关宗教方面的讨论进行跟帖，以营造一种浓烈的宗教氛围。这种网络宣教多以大陆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他们在网上进行各种宗教生活，实行宗教交流。近年来，大学里的传教方式有所改变，主要是以学校为单位建立一个堂。如有一位学生得到5000元奖学金，一次性捐给了教会，教会给他命名了一个堂，让他自己寻找目标学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提出，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有编辑是一个地下教会的骨干成员。现在我们已经调整出版方针，不再出有关宗教神学书籍。听说有些党团领导干部参加地下教会活动，应当考虑用党章进行处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奎副研究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物质层面出现环境污染，精神层面出现人心污染。民族宗教问题复杂严重。有些学者不再是批判神学，慢慢地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从而出现了一些思想上的倒退。一些学者精英和宗教学家论证，宗教信仰高于政治信仰，政治信仰为现实的任务服务，宗教信仰是普世价值。青年学子世界观人生观还不定型，会有一些迷茫和思想困惑。于是，宗教有神论就会乘虚而入。因此，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一套系统规划，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阻止宗教有神论等在思想上的入侵。 
      中国科协干部孙倩认为，目前大学教育中还不够重视将科学理性思维用于分析有关宗教的问题。大学对邪教现在已经比较警惕，但邪教的宗教性很少有人关注。甚至有人认为，讲无神论就是破坏宗教信仰自由。目前社会舆论和思想环境对无神论不利，跟十年前邪教得逞的情况类似。我们可以一方面呼吁关注，另一方面进行理论积累。目前独立思考意识普遍不够，无神论教育可以从创新的角度，谈自我独立意识的提高。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中心主任张新鹰认为，对于宗教进入校园的问题，已经做了很多调研，但是很难从整体上做根本性的改变，因为牵涉太广，不容易拿出一套合适的方案。但是，可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从一点一滴做起。比如，可以加大科普宣传和出版无神论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黄艳红副研究员提到，美国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开设有无神论课程，用的教材是《剑桥无神论指南》。（《科学与无神论》在封底有所介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前任党组书记朱晓明就“宗教是文化”的提法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目前关于宗教和文化关系上有哪些观点?如何理解宗教是文化? 执政党应如何处理? 他指出，当前中国学术界有四种观点：（1）主张宗教是文化；（2）反对泛谈宗教是文化而掩盖宗教的特性；（3）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界定为宗教多种属性的一个方面；（4）宗教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不是主体也不是主导。我们在宗教工作中通常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待，但在文件和政策中没有对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作系统的阐述。要尊重和理解宗教界对宗教是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但执政党不应泛谈宗教是文化，还要看到宗教的本质属性，谈到宗教的某些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看到其自身的消极作用。
      朱晓明还指出，社会主义的文化主流不是宗教和神秘文化，现代中国文化是要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揭示人的尊严，强调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共产党既要支持宗教界对宗教是文化的阐发，支持宗教界对宗教和神学思想的研究，挖掘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内生因素和动力，又不能仅仅将宗教看作文化，需要更全面深刻地看待宗教问题。
      学者们还就每个人的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深入交换了意见。参加此次座谈会的还有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文化美育研究处的李珍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王佳菲博士和贾可卿博士。
（本文发言未经发言人审阅）
 （《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