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一、宗教渗透的基本形式

      谈反宗教渗透的前提是宗教渗透的存在。因此，我们在具体地考察我国建国初期反宗教渗透的基本内容之前，有必要对建国初期宗教渗透的基本形式做一番先行的考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宣告了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诞生，同时也宣告了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的结束。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并不甘心它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在新中国成立后，策划了一系列颠覆和破坏活动，以期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干扰国民经济的恢复、人民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而宗教渗透就是它们颠覆新生政权、干扰国民经济恢复、人民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诸多手段之一。为了实现其罪恶目的，境内外敌对势力采取了多种形式对我国实施宗教渗透，下面我们就对其所采用的基本形式作一个扼要的考察。

      利用旧中国宗教的殖民性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是建国初期境外敌对势力实施宗教渗透的一个最惯用的伎俩。我们知道，旧中国的天主教是一个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宗教。尽管我国史学上有所谓天主教三次入华的说法（唐代景教入华、元代也里可温教入华、明末耶稣教入华），但天主教大规模入华毕竟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① 这就是说，天主教主要是靠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清政府解除“禁教”令、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才在中国大规模发展起来的。天主教的这样一种殖民性或洋教性质以及它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这样一种关系便给境外敌对势力实施宗教渗透以种种便利。而建国前夕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天主教组建“圣母军”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就是一个典型不过的事例。圣母军本来是一个1921年成立于爱尔兰的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性保守组织。1948年9月，当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罗马教廷驻中国全权公使黎培里从美国召回爱尔兰籍神父莫克勒（WilliamA．McGrath，1906-2000年）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圣母军。不仅在上海建立了总部，而且还在上海、北京、天津建立了三个分部。该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极力支持即将垮台的蒋介石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又恶毒攻击共产党和新生政权，并极力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多个方面进行破坏、捣乱，不仅煽动其地下组织成员抵制、破坏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天主教徒的三自爱国运动，而且还计划实施暴力恐怖活动，谋害地方党政军负责人。① 59

      利用旧中国宗教的封建性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也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宗教渗透的一个重要伎俩。建国初期，“在若干民族地区曾发生过许多次叛乱。②187 发生叛乱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例如，我们在这些地区对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执行不力等，美蒋特务和旧社会残余势力利用中国传统宗教（如中国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封建性，挑拨和煽动不明真相的信教群众无疑也是这些地区发生叛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建国初期美蒋特务利用“一贯道”等会道门组织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也大体属于这样一种类型。

      利用中国宗教与境外宗教在信仰上和组织上的某些联系对中国宗教进行干涉和控制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宗教渗透的第三种重要形式或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帝国主义和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的干涉和控制是最为明显的。为了便利干涉和控制中国天主教事务，罗马教廷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和宗座驻华代表黎培里（Antonio Riberi，1897-1967年）于1947年2月就创建“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阻止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黎培里以教廷驻中国全权公使的名义发布训令，要求全国天主教“全面协助与服从中国政府戡乱救国的政策”，“禁止公教团体和个人参加反动组织”。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极力控制中国天主教会，干扰和阻止三自爱国运动。他不仅于1950年7月颁布“警告”，表示对“参与支持无神组织活动者，给予圣事上的制裁”，而且当中国天主教教友发表《三自爱国宣言》后，他又多次发表牧函，谴责三自爱国运动“脱离教会圣统”，是“裂教行为”，并多次签发命令，声称给予反对合法神长者以严厉神权制裁。甚至罗马教廷也直接出面干涉我国天主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不仅以罗马教廷圣职部的名义先后发布“反共产主义法令”和“制裁令”③ 8、10，而且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也先后于1952年1月和1954年10月发表公函，谴责我国天主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并以革除教籍威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国教友④ 245-246。而受美帝国主义支配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不久，即在加拿大召开会议，发表“对于朝鲜战争的决议”，企图干涉和破坏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基督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利用中国宗教与境外宗教在经济上的某些联系对中国宗教进行干涉和控制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宗教渗透的第四个重要形式或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教同境外宗教团体或差会在经济上的联系极其普遍，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1951年3月17日《光明日报》所发表的题为《帝国主义分子破坏天主教自立爱国运动的铁证》的社论曾经揭露说：“据调查，在中国的天主教有130多个教区，直接由美国教士主持的就有13个教区，由美国教会或所谓‘教会救济总署’津贴的，有七八十个教区，其余三四十个教区在表面上是受罗马教廷的津贴，但是这些津贴实际上还是受美国控制的，因为罗马教廷百分之七八十的传教费，是由美帝国主义分子捐助的。”① 35中国基督教（新教）对境外势力在经济上的依赖也是相当普遍的。与天主教相比，基督教更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获得其传教和其他特权的。⑤180因为如果说天主教在鸦片战争前在中国便已有了一定的规模（有20万天主教徒），那么，基督教在鸦片战争前在中国则基本上没有立脚，受洗的基督教徒不足20人⑥ 376。诚然，至20世纪20年代，在“非基运动”冲击下，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外国差会控制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局面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的转变，大多数基督教团体还是主要依靠外国差会的津贴来维持其日常开支和日常活动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资助这些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为了便利从政治上和行政上控制和操纵这些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例如，1950年秋，帝国主义分子就企图利用自己手中的财政权来干涉和控制辅仁大学的行政权，干涉和控制辅仁大学校长的任命权① 12-13。由此看来，利用中国宗教与境外宗教在经济上的某些联系对中国宗教进行干涉和控制实在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宗教渗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或手段。

      二、反宗教渗透的基本内容

      既然境外敌对势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宗教渗透旨在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破坏我国的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便势必遭到包括绝大多数中国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揭露“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更加注重其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和其他“文化侵略事业”⑦ 1505-1506。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接着揭露说：“今天，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呼吁中国人民和中国各宗教团体“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⑤ 181，积极抵制帝国主义对我国实施的宗教渗透。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开展的反对和抵制境外势力对我实施的宗教渗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首先，我国政府和人民对利用宗教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制裁措施。1950年12月，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了“坚决严厉取缔一贯道”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北京市公安机关抓捕130多名首要分子。1951年2月，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获以天主教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美蒋特务组织“公教青年报国团地下工作总队平津分队”和“民众建国协进会天津支部”，逮捕金玉培等罪犯19人。1951年6月，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取缔“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逮捕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会士、天主教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秘书长（1948-1951年）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 M．M．）。1951年7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布告，宣布取缔帝国主义操纵的反动秘密组织“圣母军”，天津市公安局依法逮捕法国巴黎遣使会会士文贵宾、圣母军华北分会会长邓华光等反革命分子。1951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以“间谍罪”、“组织反革命团体罪”、“煽动反对政府罪”宣布将帝国主义分子摩纳哥侨民、前罗马教廷驻国民党政府“公使”黎培里永远驱逐出我国国境。1955年9月，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上海市公安局以披着宗教外衣，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等罪名逮捕龚品梅及其所领导的反革命叛国集团的同伙。中国人民政府对利用宗教对我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采取上述种种制裁措施和高压态势是我国建国初期反对和抵制境外宗教渗透斗争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

其次，对利用宗教策划和组织武装叛乱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的军事打击也是我国政府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一项有力措施。如上所述，建国初期，在民主改革尚未进行或尚未完成的少数民族地区，曾经发生过许多次敌特、残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策划和组织的武装叛乱，给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例如，1952年4月，国民党特务分子马晓东、贾国俊煽动和欺骗马国瑗和杨枝云等，利用人民政府在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在甘肃、宁夏两省区交界处的回族聚居地区，以“保教”为借口，威逼和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发动武装叛乱。他们在“依靠地主，团结富农，不管中农，打倒贫雇农”和“打倒共产党”口号下，捣毁区乡政府，疯狂杀伤干部，抢劫骚扰群众，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派遣部队追捕围剿，迅速平定叛乱，才使得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一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⑧ 9。尽管平叛这类武装叛乱必须伴之以强有力的政治攻势，但是，离开了有力的军事打击，单纯的政治宣传是很难奏效的② 187。实践证明，对利用宗教策划和组织武装叛乱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的军事打击也是我们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应对措施。

      第三，及时、充分揭露境外敌对势力干涉和控制我国宗教事务、颠覆和破坏我国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种种阴谋活动也是我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一项重要措施。为要彻底粉碎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的宗教渗透固然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但无论如何，及时、充分地揭露境外敌对势力干涉和控制我国宗教、颠覆和破坏我国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种种阴谋活动则是一项首要的工作。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唤醒和动员广大教内外群众，而不唤醒和动员广大教内外群众，是任何事情都做不成的。梵蒂冈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罗马教廷圣职部的名义发布反对共产主义法令，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还污蔑天主教徒参加三自爱国运动是“背教”和“裂教”行为，扬言要对之实施“制裁”③ 8、10。在这种情况下，受罗马教廷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黎培里操纵和控制的隐藏在天主教会团体里面的帝国主义分子以教会的名义发布破坏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秘密文件《学习参考》。该秘密文件一方面宣布天主教是“超国际，超政治的，不因国际纠纷，与政治变迁而分裂的”，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中国天主教的三自爱国运动，是“甘愿脱离宗教”，是“裂教”，是旨在建立“所谓狭义的‘某国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所讲的“自治”“失掉了自治的真谛”，是“拔苗助长，或裂教式的自治”① 37。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个敌视和攻击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秘密文件若不给予及时和充分的揭露，其对我国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的破坏作用是不可设想的。正因为如此，195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披露了《学习参考》，引起了各方面的严重关注和愤慨。紧接着，3月17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分子破坏天主教自立爱国运动的铁证》的社论。在谈到这一秘密文件的政治企图时，该社论指出：“在所谓《学习参考》的秘密文件中（请读者注意，这个文件是经教会批准的），他们以另一套的‘三自的意义’来曲解和污蔑中国爱国的天主教徒的真正的‘三自’运动，以‘裂教’和‘违反教义和教规’来恐吓拥护‘三自’运动的广大教徒，以‘妨害教会的超然性’，来阻止教徒参加爱国运动。”① 35社论还对《学习参考》中所鼓吹的“宗教超政治说”的欺骗性给予了揭露，指出：“天主教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一方面坚决反对中国教徒自立革新运动，坚决反对中国教徒参加抗美援朝的伟大爱国运动，认为这是‘受教外的驱使’，‘甘愿脱离教会’，认为这是‘意义不清的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余匪帮特务机关的直接指示之下，以天主教教会为掩护，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① 36所有这些对于广大教内外群众提高觉悟，认识帝国主义分子干涉和控制我国宗教事务、破坏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的真实面目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

      如果说在天主教方面是通过报刊将帝国主义分子干涉和控制宗教事务、破坏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的阴谋活动公布于天下来回击帝国主义分子的宗教渗透活动的话，那么在基督教（新教）方面则主要是通过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控诉运动来发动广大基督教徒参与反对和抵制帝国主义分子所实施的宗教渗透的。1951年3月初，以“传福音”的名义进行帝国主义特务活动的基督教自由传教人顾仁恩经爱国的基督教徒检举后在青岛被人民政府逮捕。3月30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刘良模在上海《解放日报》撰文，揭露和控诉顾仁恩这个基督教败类和美国特务造谣惑众、污蔑政府、为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行。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基督教的各全国性团体、区域性团体和地方性团体的代表100多人与会。会议期间，与会代表通过小组会和大会控诉了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毕范宇、骆爱华、朱友渔、陈文渊、顾仁恩等基督教的败类，控诉了美国战争贩子杜勒斯所操纵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破坏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罪恶活动，激起了与会代表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大大提高了基督教徒爱国热忱和肃清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实行三自革新的决心。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的社论。该社论号召将这一经验“推广到全国基督教团体中去，在全国基督教徒中普遍展开控诉美帝国主义的运动，以提高广大教徒的政治觉悟，显明地划清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界限。”① 46

      我国建国初期抵制宗教渗透的斗争中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工作，这就是积极推进中国宗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全面割断中国宗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全面落实独立自主办教的原则。抵制宗教渗透并不只是一项对帝国主义分子干涉和控制我国宗教、利用我国宗教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的消极应对活动，而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而这项系统工程的根基则在于积极推进中国宗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全面割断中国宗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全面落实独立自主办教的原则。惟其如此，才能构建起抵御帝国主义分子宗教渗透的牢不可破的防线。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1950年4月，周恩来总理就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② 31后来，他在谈到基督教问题时，也非常明确地指出：“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依照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精神，提高民族自觉，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使自己健全起来。”⑤ 182割断帝国主义的联系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既要割断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联系，还要割断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联系。割断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联系非常重要。因为帝国主义分子往往就是通过其与我国宗教在经济上的联系而达到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控制我国宗教的目的的。正因为如此，为了肃清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宗教的影响，维护中国人民宗教事业的自主权利，彻底制止美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宗教团体来进行反动活动，1950年12月19日，即新中国成立15个月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作出将“接受美国津贴之中国宗教团体”“改变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的团体”的决定。1951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彻底割断基督教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的社论。该社论一方面强调，“中国基督教会为要与帝国主义彻底割断联系”，就“必须认真推行‘三自’运动”，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实现自治自传，就必须实现自养。就是应当用中国人自己的钱，来办自己的宗教事业，坚决拒绝接受帝国主义的津贴”①44。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积极响应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从1951年起，不再接受美国的津贴，也不接受任何外国的任何方式的津贴”，“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割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切关系”①50。至1957年8月，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内的中国主要宗教团体全部建立了全国性的爱国组织及其领导机构，标志着我国宗教爱国运动和独立自主办教运动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标志着我国建国初期抵制帝国主义分子的宗教渗透工作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为以后的反对和抵制帝国主义分子的宗教渗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反宗教渗透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

      历史是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那么，我国建国初期所进行的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究竟能为我们今天的斗争提供哪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呢?

      首先，我国建国初期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历史告诉我们，牢固树立国家主权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是我们卓有成效地开展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首要保证。宗教渗透问题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宗教事务问题或一个宗教组织或宗教团体的内务问题，而是一个不仅关系到独立自主办教而且还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因为宗教渗透的目标不仅在于支配和控制我国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事务，而且更根本的还在于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我国的人民政权。因此，只有从维护国权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宗教渗透问题，才能保持应有的警觉性，才能下定决心动员一切需要动员的力量从事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斗争。事实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也正是从这样的政治高度来看待和处理宗教渗透，领导中国人民积极开展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斗争的。一如前面所指出的，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就强调“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之后，他在基督教问题座谈会上又将基督教的三自爱国运动称作“民族自觉运动”，强调：“现在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我们不向别人低头，不依赖别人。”⑤181、183所有这些强调的其实都是一个问题，这就是独立自主办教和国家主权问题。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具体分管宗教工作的陆定一在谈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中国宗教团体不再接受美国津贴的决定时，也强调指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工作， “不是接受几栋房子、几张桌子板凳”的问题，而是一个“坚决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② 45、46。他的这些话看起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却切中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因为倘若一个宗教团体不能真正实现自养，便绝对不可能实现自传和自治，这就涉及到了独立自主办教和国家主权问题。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在1951年4月21日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拒绝接受美国的任何方式的津贴看作是中国基督教会“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割断与美国差会及其差会的一切关系”的决定性步骤，所体现的也正是周恩来和陆定一所强调的独立自主办教和国家主权问题。邓小平晚年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时，曾经强调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⑨ 348。邓小平的这个教导和周恩来、陆定一的教导都是我们今天在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斗争中需要牢记的。

      我国建国初期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工作的另一条宝贵经验在于坚持走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和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如前所述，我国建国初期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斗争不仅关涉到对利用宗教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实施法律制裁的问题，而且也关涉到对利用宗教发动武装叛乱的反革命分子给予军事打击的问题，但是，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公安部门和武装部队的事情，而且是一项需要广大教内外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离开了广大教内外群众的参与，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工作是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胜利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始终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斗争。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在谈到反对和抵制宗教问题时，特别强调要“慎重处理宗教问题”。那么，究竟怎样才叫“慎重处理宗教问题”呢?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原则，这就是：“凡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都按反动分子办，不要牵扯到宗教”① 7。为什么“不要牵扯到宗教”呢?因为倘若牵扯到宗教，把新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同“勾结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这就把绝大多数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牵扯进来了，这就不仅会生发出何以能够“孤立”少数顽固的反动分子的问题，而且还会因此而生发出一个是否相信、尊重和依靠大多数的问题，是否真正有群众观点、是否真正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后来在谈到“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团体”时，还曾经进一步提出过“分清少数与多数”的问题。周恩来强调：“事实上反动分子是极少数。宗教界内部要通过自我批评，把自己的工作与组织进行检讨和整理。”⑤186 周恩来这里所说的“多数”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一个群众问题，一个相信和依靠群众问题。当年曾经主持过一段宗教工作的陆定一也是坚持用群众的观点来对待和处理宗教渗透问题的。在陆定一看来，发动群众、争取群众和团结群众不仅是我们谋取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斗争胜利的根本手段，而且也是我们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斗争的根本目标。例如，1951年他在一次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中就强调指出：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工作，实质上是一个“争取群众”的问题，不仅要开展“一般的群众反帝运动”，而且“还要把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争取到我们这边来”② 45。他强调说：“总之，对宗教总的精神，除反革命分子外，对所有的教徒都要团结过来。”② 49事实上，我国建国初期的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工作总体上是贯彻了党的这样一条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的。例如，在反对和抵制梵蒂冈和中国天主教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阻挠和破坏我国天主教三自爱国运动的斗争中，我们并不仅仅以抓捕几个反革命分子了事，而是通过报刊杂志披露他们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铁证——《学习参考》，揭露其所鼓吹的“宗教超政治说”的欺骗性伎俩，其目的正在于提高广大天主教徒的政治觉悟，尽可能多地动员中国天主教徒加入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破坏三自爱国运动的行列中来。而中国基督教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利用宗教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的罪恶行径的“控诉运动”，其目的也在于教育和动员广大中国基督教徒更广泛地投入三自爱国运动中去。依靠包括绝大多数宗教信众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斗争是我国建国初期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在与三自爱国运动的互动中开展和推进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工作既是我国建国初期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工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该时期我国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工作的又一个宝贵经验。首先，建国初期，我国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工作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与民主改革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保卫新生政权、推进民主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和领导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而这个时期的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工作便是紧密地结合着这三大运动展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工作，无论是对利用宗教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制裁活动、揭露活动和控诉活动，还是对干涉和破坏我国宗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制裁活动、揭露活动和控诉活动，都是在这三大运动的名义下展开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我国宗教的三自爱国运动，无论是自1950年7月开始的中国基督教在三自革新宣言上的签字运动，还是自1950年11月开始的中国天主教的自立革新运动，都是在三大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离开了三大运动，我国宗教的革新运动，特别是我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取得如此迅猛的发展是不可设想的。其次，建国初期，我国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工作也是在与我国宗教的三自爱国运动的互动中逐步开展起来并不断向前推进的。离开了对中国基督宗教内部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制裁，离开对帝国主义御用工具“圣母军”和“天主教教务协进会”的取缔，离开对污蔑、攻击三自爱国运动的《学习参考》的揭露和批判，离开帝国主义对我国宗教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肃清工作，离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颠覆、破坏活动的控诉运动，中国宗教，特别是中国基督宗教的三自爱国运动是不可能很好地开展起来的。同样，离开了蓬勃发展的中国基督教的签名运动和中国天主教的革新运动，离开了中国基督宗教的自治、自传和自养的切实开展，离开了中国基督教和中国天主教全国性的三自爱国机构的酝酿和产生，我国建国初期的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工作要获得如此广泛的教内外群众的支持、要取得如此顺利的发展和如此巨大的成就都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对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这项工作，我们是绝不应该作任何抽象、孤立、浅薄、偏狭的理解和处理的，这样的理解和处理非但不能将这项工作引向胜利，反而极有可能将它引向歧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在与三自爱国运动的互动中开展和推进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工作，实在是我国建国初期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

       但是，毋庸讳言，在我国建国初期的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工作中也是明显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和问题的。例如，虽然在我国建国初期没有出现像苏联建国之后曾经出现过的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或消灭宗教运动，但是在若干地区却还是有人有消灭宗教或削弱宗教的想法，出现过将对利用宗教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仇恨转嫁到某个教会组织或某个教会团体身上的现象，也出现过鼓励人们“应邀”到教堂“上课”、进行无神论宣传的情况。② 49诸如此类，值得反省处还有不少。

      但总体来说，我国建国初期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是我们今天反对和抵制宗教渗透工作的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其所以不可或缺，一方面在于它为我们今天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还在于它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的工作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 从1584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至l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250多年间，天主教人数不足20万人。但至1896年，在50多年里，便激增到53万多人。

参考文献

      ① 罗光武；《新中国宗教工作大事概览（1949-1999）》，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③ 罗渔、吴雁编：《大陆中国天主教四十年大事记》，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 晏可佳：《中国天主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⑤ 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 王美秀、段琦、文庸、乐峰等：《基督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⑦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⑨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⑩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作者简介：段德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