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6期《科学与无神论》杂志刊登了张小林同志的“捍卫科学精神的足迹——关于两科联盟的历史回顾”一文，她谈到了龚育之主任在担负两科联盟领导职务期间，为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捍卫科学精神，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果。读了以后，深有同感，又有些言犹未尽之意，很想补充几句。
199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若干意见》的文件，其中指出：“一些迷信、愚昧活动日渐泛滥，反科学、伪科学活动频频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要充分认识破除反科学、伪科学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把这项工作始终不懈地坚持下去。对利用封建迷信搞违法犯罪活动的要坚决依法打击，对反动会道门组织要坚持依法取缔。”这一文件的颁布，给予当时反伪科学、伪气功的斗争以巨大的支持和推动，此后，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1995年6月，中国科协成立了“保卫科学精神反对愚昧迷信”组织委员会，后来发展为“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这个论坛就由龚育之先生主持。他还担任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的主任。1995年9月20日～21日，论坛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第一次研讨会。这是国内自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若干意见》的文件以后召开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盛会。中国科协主席朱光亚、副主席张玉台、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珩等150余人出席会议。龚育之先生主持并致开幕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捍卫科学精神、捍卫科学尊严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科学精神是共命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同迷信和神秘主义，你进我退，此长彼消。”其后，这个论坛不定期召开各种主题的研讨会，成为保卫科学精神、反对愚昧迷信的一面旗帜。
1999年7月，在中国科协“捍卫科学尊严、破除愚昧迷信、反对伪科学”论坛会上，龚育之先生发表演讲，题目是“坚持科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1999年10月，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上，龚育之先生作了题为“科学界应有的反思”的专题发言。1999年12月召开了全国科普大会，龚育之先生担任主任的中国科协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因在保卫科学精神、反对迷信和伪科学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被评为先进集体。
龚育之先生有句箴言：“人生要有追求。我追求科学，追求革命。科学是革命的力量，革命要根据于科学”。他捍卫和发扬科学精神的思想，还集中反映在对“科学主义”的透彻分析中。为什么会涉及“科学主义”呢?他深刻地指出：因为“搞伪科学和迷信或者对反对伪科学和迷信表示不赞成的一些人，有一个论点，叫做‘用科学来反对迷信，是科学主义’。其理论基础是文化相对主义，说科学也好、迷信也好、医学也好、巫术也好，各自都是一种文化，不同文化，没有真假、对错、优劣之分。此种高见实在难以苟同。当然，对各种社会文化或者反文化现象，都要作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而不能简单视之。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优越于过去的唯物主义的地方。但是，总要比较、鉴别，那就要凭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经受实践检验来作判断。而这，在相对主义者看来，就是该反对的‘科学主义’!这样来反对‘科学主义’，不过是为伪科学和迷信提供庇护所。”①
龚育之论述道：“科学精神是现代化在文化方面的一个基本要求。如果追求民主，可以叫做民主主义。那么，要求重视科学、发扬科学精神，叫做‘科学主义’也无妨。近年来看到一些文章，批评和反对‘科学主义’，我不大理解。”“何谓‘科学主义’?最常说到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科学万能论’，一个是‘认为科学方法能够也应该运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如哲学、社会、人文）的原则’。”说到不赞成“科学万能”，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那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梁启超就曾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科学万能论’的破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更严重。但是，这些都是资本帝国主义制度的罪恶，不能归咎于科学，不能成为贬低科学的意义的理由。如果是指科学技术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那么认识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不正是对发展问题采取科学态度的结果吗?解决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也不是靠抑制科学技术发展，而是有赖于科学技术更好地发展。至于不赞成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和人文现象方面，尽管的确存在一些简单搬用、生吞活剥的毛病，但是决不应该因噎废食。向自然科学学习和借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概念，无疑是对社会和人文研究进步的一种推动。“总之，我以为，我们现在仍然缺乏足够的科学知识，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缺乏对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足够的理解和重视，而不是多了个‘科学主义’。”
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就要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密切结合。崇尚科学与弘扬科学精神并不是轻视人文精神，其实，真正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也不是互相排斥的。龚育之先生对此有较为全面、合理的阐述。
他指出：“什么叫人文精神?人们说了许多，……我以为，通俗地说，用我们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来说，就其核心来说，我们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讲到了人文精神。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这中间的高尚的、善良的、健康的精神，就属于我们要发扬的人文精神。一些人精神空虚，就是由于这方面的失落、混乱和迷误而来的。生老病死，得失际遇，穷达祸福，顺利和挫折，机会和风险，在人生途中，在这些问题面前，如果没有科学的通达的态度，没有高尚的坦荡的情操，就容易被神秘主义和迷信所俘虏。”
“不应该把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对立起来，在批判什么‘科学主义’的基础上来提倡人文精神。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来讲人文精神，那就容易流入神秘主义和反理性主义。”
他谈到，在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那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的中心问题，是科学与人生观有没有关系，科学对人生观有没有意义。挑起论战的玄学派，批评‘科学万能’，认为科学对于人生问题无能，要把科学排除在人生问题的探讨之外。起而应战的科学派，则针锋相对，认为科学方法也可以用于研究人生，并且探讨了如何建 立科学的人生观。”
“从二十年代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一直到今天，始终存在着把科学和科学精神排除在探讨人生观问题之外的思潮。在这种思潮看来，人生观问题似乎只能是宗教和玄学的事。
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树立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观，当然不能只靠科学。文学和艺术，哲学和历史，伦理和道德，政治和社会，影响于人生观甚大，但这些又都必须贯穿科学精神而不能违背科学精神。”
离开了科学精神，就不可能做到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龚育之先生接着指出：科学精神本身，也有深刻的人文意义。
科学是对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是从物质世界的各种实在形态和运动形式出发的，因而是可以接收实践检验的，也只有在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改善和发展；迷信宣扬的则是超自然、超物质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收实践检验的，杜撰出来的超物质力量的代表者只能是上帝（形形色色的神）或被神化了的人。只相信物质的力量、人的力量，决不相信实践无法检验的神力，这不正是颂扬的人文精神吗?!
在科学精神的内涵中，为了对客观真理进行实事求是探索，所必需的奉献精神、宽容精神和公平精神不也体现着人文精神吗?!
龚育之先生说“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把人从繁重的单调的劳动下解放出来，控制论奠基人维纳的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
科学界的优良传统中的道德观念，既是一种宝贵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宝贵的人文精神。古往今来，科学界的优秀分子，为真理，为科学，为人类进步而斗争，充满着献身精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孜孜不倦，锲而不舍，自甘淡泊，不求闻达，把精力倾注在事业中，而不是花费在享乐上。他们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积极地参加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和人道，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种种斗争。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对科学精神中的人文精神重视不够，张扬不力，也是我们的科学教育、科学宣传中的一个弱点。
总之，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
今天，回顾龚育之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进一步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启示吗!
注释：
① 龚育之先生的论述均引自《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历史文献资料汇编》
作者简介：于祺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本文责编：秋实
（《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