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由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策划、主导、资助、支持的调查，对公众来说并不陌生。此类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往往引起极大争议、为人诟病，原因就在于此类调查本身如果不透明，完全由政府部门自编自导自演，或者雇几个相关业务单位为自己装点门面，但却将有关调查的一切重大问题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调查结果一旦公开化、社会化之后，必然引起公众的质疑，而政府又不愿公布更多的调查信息，致使调查缺乏客观性、可信度。
也许有人不理解，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单位，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是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之
外的学术机构，为什么不能自己主导一场关于基督教人数的调查？为什么非要为国家宗教局“打工”呢？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学术界是否可以不经政府宗教主管部门同意，独立自主地开展宗教（包括基督教）现状问题的研究。
从基督教在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政治大环境还不允许学术单位这样做。政府宗教管理部门长期以来强调的是“宗教无小事”[10]。任何事情，只要涉及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政府宗教管理部门都要过问。尽管有学者呼吁要对基督教问题“脱敏”[11]，但基督教问题在我国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状况几十年来从未改变。没有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的授权，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即使是国内最大的宗教研究机构，也如同国内所有其他宗教研究机构一样，无法取得独立开展全国性基督教人数调查的政治资格，无法获得实施该项调查的巨额经费。因此，中国社科院宗教所自从成立以来，尽管一直都对基督教现状问题很有兴趣，但却从未能够进行如此规模的全国性基督教人数调查，国内所有高校或其他科研学术机构也都从未被允许进行过这样的调查。对学术界来说，中国基督教现状的调查一直是个极为敏感的“禁区”，基督教的人数始终是个未知数。
国家宗教局出于自身工作的需要，委托宗教所出面开展此项调查[12]，这当然是宗教所求之不得的好项目。但宗教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组织专家学者拟定调查计划草案（最后方案要报经国家宗教局批准）、提出经费预算、对调查方案的实施进行抽查、草拟调查结论报告并将初步结论上报宗教局审查批准。
如果一场关于基督教人数的调查，不是由学术单位独立发起、独立进行，而是完全受政府宗教主管部门的委托、指导与监督，由宗教主管部门出钱、出方针、出政策、出指导、出结论，学术机构只是出面“承包”，在政府其他相关部门和基层政府配合下完成，其整个过程严格保密、完全不受公众监督、没有第三方参与，这样的调查，不受政府职能部门利益驱动的影响是不可能的。《2010年宗教蓝皮书》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的调查，名为社科院宗教所的调查，实为国家宗教局的调查。它是政府管理部门为了对社会进行信息公开而借助学术单位之名进行的由政府掌控的调查，是政府主管部门精心设计、组织、领导的项目，尽管由于借助了科研机构作为调查的承包者，在形式上非常“科学”，借助了政府调查机构作为调查的实施者，在方法上非常“专业”，但被雇佣的社科院宗教所和国家统计局都不能干扰国家宗教局的调查目的，不能对宗教局的部门利益有丝毫的伤害。鉴于国内基督教人数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对国家宗教局以往工作的评价和未来政府宗教政策走向的规划，由国家宗教局一手主导的关于基督教人数的调查结论，也就成了衡量宗教管理工作及国家宗教局业绩、预测未来宗教发展的政治结论。
《2010年宗教蓝皮书》关于基督教人数的调查最大的不可信就在于它不是由与政府无利害关系、或部门利益瓜葛的科研机构完全独立进行调查的结果，而是经过精心掩饰的政府行为的结果。它虽然由学术机构出面代表官方向全社会公布了调查结果，但调查的全过程却是在“保密”的借口下，整个一个暗箱操作。调查由国家宗教局主导、社科院宗教所出面、国家统计局实施，三位一体，分工合作、配合默契；国家财政对调查经费的专项拨款，由宗
教局“合理”分配。整个调查，无论事前还是事后，对社会而言，均无透明可言，一切都天衣无缝，唯独缺了公众的参与、公众的监督。
事实上，无论《2010年宗教蓝皮书》对外公布的数字是多少，都是调查者从维护部门利益的需要出发，经过周密思考算计之后经过加工、整理的数字。为了维护稳定或强化对宗教的行政管理，政府管理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对公布的调查结论任意调整，这种做法并不稀奇。但这样的调查结果宗教局自己是否相信都很难说，要将其作为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研究基督教问题的“客观”依据，实在是不严肃、不科学的。在整个政府公信力普遍极度低下的今天，由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主导对自己主管领域内敏感的基督教人数问题的调查，难逃作假之嫌。社会各界围绕这种对重大敏感的社会问题的调查，要讨论的应该是调查的程序是否公正、方法是否合理，操作是否有公众的监督，如果调查本身的设计与操作不透明，调查者不受任何监督，最后公布的结果无论是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具可信度。
2．被调查者对个人社会评价的现实考虑
任何一项调查，都涉及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两个方面，没有被调查者的充分、真诚的合作，无论调查者做出怎样的努力，调查的方案设计的如何完美，其结果有多大的可信度，都是值得怀疑的。
这次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对基督教人数的调查，使用了“实名制”，即要求被调查者必须将自己的姓名、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如实地告诉调查员。据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核查“调查质量”，但恰恰是这种“实名制”的调查方法，客观上彻底破坏了“调查质量”。
众所周知，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从小学到博士，都是贯穿始终。尽管宪法保护宗教信仰自由[13]，但宗教毕竟不在官方大力提倡、弘扬的信仰之列。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设有多个专门管理宗教的机构。基督教的发展始终处在包括公安部门在内的各级政府管理系统的严密注视之下。一个人是否信仰宗教或者是否信仰基督教，并非纯粹的“个人私事”[14]。基督教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张力时紧时松，双方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几十年来，中国基督教内部得到政府认可与支持的“三自教会”与未被政府认可的“家庭教会”两种组织体系之间长期对立的局面至今未有丝毫之改变。得到国家承认的基督教三自教会要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形式的活动、要在国际上进行任何层面的交流，都必须得到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批准。至于未被政府承认的家庭教会处境就更为艰难了。从中央到基层政府的各级公安部门都有专门关注基督教家庭教会动向的国保大队，家庭教会与国保的冲突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