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其中两个机构的设置引起海内外广泛的关注，一是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一个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
关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①
国家安全战略是全方位的概念。当代世界，国家安全早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而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属于高难度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攻关。其中，宗教就是当今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宗教因素与全球安全
近些年来，随着宗教热的升温，在各种宗教出巨资资助宗教研究的背景下，在宗教研究领域，宣扬宗教的积极作用成为主流话语，而分析宗教消极作用的声音被边缘化。在宗教学术研究领域，科学无神论的声音微弱，几乎成为“绝学”。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宗教，成为主导话语。这种倾向已经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工程中，将科学无神论列为濒危学科。
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领域里，某些权威人士一方面声称世界宗教正处于“新的高发期”，“其势头日益强劲”；一方面大谈宗教的“全球性”、“其信仰价值和真理的普世性”等等②，与此同时，科学无神论和世俗人文主义的研究，声音十分微弱。纵观全球，我认为，当代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走向世俗化，宗教不断变异衰弱，只是局部地区出现区域性复兴。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宗教出现多元化的复杂局面，西方发达国家的宗教日益世俗化，而在某些区域，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宗教出现复兴的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宗教区域性复兴中，向原旨教义复归成为宗教复兴运动的特点之一。各种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思潮都产生出一些极端派别。这些宗教极端主义相互冲突，教派争斗愈演愈烈。宗教势力扩大的代价是，政教冲突愈演愈烈。这些由宗教引起的民族冲突，以宗教为背景的地区冲突，因宗教对立导致的国际干预，宗教极端主义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邪教组织制造的恶性事件等等，都对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以美国当局为首的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将宗教当作西方价值观的负荷体，用于意识形态的输出和颠覆他国的政治工具；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相关利益集团都利用宗教作为动员民众的手段，由此导致宗教动乱和教派战争遍及全球，令民族问题也蒙上一层神圣外衣而变得空前尖锐，难以调和，这已经成为21世纪以来世界战略格局中的重要特征。
仔细分析这些社会现象，主要不是精神层面的有神论在起作用，而是宗教的社会性被人为的抬高和强化。宗教有神论被某些国家和某些利益集团，当作谋取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的手段。从科学无神论的视角考察，这种现象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曲折，急需我们进行研究，提出对应战略。
纵观当代全球宗教演变的趋势，出现多元化的复杂局面。其中有三个特点值得重视：第一，基督教的主要群体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第二，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高涨和低潮；第三，各大宗教中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教派的兴起。本文重点分析第一个特征。
在整个20世纪里，基督教的主要群体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基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基督教在其发源地——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衰落，另一方面某些热衷传教的基督教新保守势力，长期推行传教国际化的战略，大力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基督教。有学者统计，20世纪初全世界85%的基督徒（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居住在西方。到20世纪结束时，全世界基督徒已有60%居住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地区。
在当代世界宗教史研究领域有一本引起关注的著作。2002年，美国宾州大学教授菲立浦·詹金斯（Philip Jenkins ）出版《下一个基督王国》。这位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根据丰富的资料，分析基督教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的历史趋势。大量事实表明，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基督教在西方发达国家日益衰微，而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基督教信徒日益增长。随着经济、人口、文化的变迁，南半球或者广义的“第三世界”，将是未来基督教的大舞台。未来数十年，基督教仍然是世界性的宗教。他观察分析第三世界新兴基督教会的特点是，强调传统价值，以福音神学为主，即：注重宣教和拯救灵魂。他分析这些新兴教会增长的原因是，末世论、本土化、参与政治。他认为，世界宗教的格局是十字架与新月的对峙。菲立浦·詹金斯教授将基督教的重心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向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称之为“上帝在南下”。①
基督教福音派神学家公布的“上帝在南下”的数据超过学者。美国著名的福音派牧师华理克（Rick Warren）说，在1900年全世界71%的基督徒居住在欧洲，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降至28%。②
以发达国家社会为依托的基督教文化，以强势文化态势，持续地向世界各地传播，信徒遍及全球，继续占据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宝座。在基督教基要派中福音主义迅速崛起。福音派具有强烈的传教使命感，渗透世界各地，深入社会草根阶层，成为全球增长最迅速、最大的宗教团体。大量基督教徒居住在中东、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与当地的传统宗教文化交织生存，摩擦不断。
从宗教神学考察，第三世界的新兴教会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三个，末世论、本土化、参与政治。除本土化外，末世论和参与政治都蕴含着强烈的社会张力。各种本土化的末世论，容易吸引苦难中的民众加入教会，也容易形成宗教异端，甚至导致邪教。而参与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教相分离的趋势，背道而驰。作为新兴的基督教会迅速扩张势力，又高调积极参与政治，常常引发教会组织与世俗社会政权的冲突。
美国“9.11”事件后，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思潮引起高度重视。然而，人们对基督教的新基要主义缺乏足够的重视。美国基督教新基要主义势力和政治保守主义势力相结合，推行基督教全球扩张战略，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即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迅速增长，从文化信仰领域，积极向政治领域扩张。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推行全球传教扩张战略，引发许多社会冲突，而他们却将国际社会多元宗教文化未能和谐相处的责任，单方面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指责这些国家的社会环境未达到美国标准的信教自由。因而所谓“国际宗教自由”就成了美国宗教组织的重要政治议题。近些年来，由于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和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宗教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和政治新保守主义势力结盟，共同推动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使其成为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的工具。一个超级大国立法，定期审查世界各国的宗教现状，这是冷战后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战略变化。这种“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faith-based diplomacy），① 成为历史上“传教士外交”和当代“人权外交”的最新版本。在“冷战”期间，基督教被当作“美国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重要立足点。”“冷战”之后，两极对抗消失，地缘政治因素减弱，而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日益突出。所谓“国际宗教自由”的议题，成为某些人士的口头禅。
有位美国学者为这种“信仰外交”的合理性注疏，他说：“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已经发生，认真看待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目前已经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② 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是，“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的斗争”。而在保守本土民族文化的人们看来，某些国家为“争夺新世界秩序灵魂”，动用国家行政资源，如：外交手段，甚至发动战争，传播某种宗教信仰文化，是十足的霸权主义。
我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战略格局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企图建立独霸全球的单极时代。某些权威人士鼓吹单边主义的霸权政策，推行新干涉主义战略。这一理论有两个支点：一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提出西方的“人权”、“法治”等等都是“普世价值”；将“宗教自由”视为人权的第一基石。二是“人权高于主权”，提出“人权无国界”，为新干涉主义提供法理支持。③
当代西方列强的核心话语，已经转向“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人权。基督教的“普世价值”不断被抽象化，成为西式民主制度的图腾，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说的“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这种符号化的“普世价值”，企图将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从各国基本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国际舞台上“新干涉主义”的武器。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影响了国际社会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造成世界的动荡不安。
二、宗教因素与中国国家安全
2006年12月，我应邀参加第五届国家安全论坛。在此次论坛上，我指出，冷战结束后，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宗教因素主要有三个：即以达赖集团为首的藏独分裂势力；打着伊斯兰教旗帜“东突”分裂势力；美国基督教新保守势力对华的扩张战略。我认为，在西方遏制中国的战略中，这些宗教因素将成为敌对势力利用的重要资源。
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三种宗教因素，是指社会实际问题。如果从理论的概括，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涉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较量，即：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利用宗教因素，进行分裂祖国的破坏活动。以达赖集团为首的藏独分裂势力；打着伊斯兰教旗帜“东突”分裂势力，就属于这一类。保卫祖国领土的统一完整，是全体公民的责任，其中国家权力部门，武警、公安、安全等是国家重要的硬实力，更肩负特殊的使命。一类是软实力的较量，美国基督教新保守势力对华的扩张战略，就属于这一类。抵御西方列强软实力的威胁，也是每一位爱国者的责任，像我们这些思想文化领域的工作者，更应当守土有责。
从国际战略格局和国家安全角度考察，宗教不只是一种文化，而且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就从当前世界看，凡发生血腥冲突的地方，几乎没有不与宗教相联系的；对大多数地区和国家而言，不了解战争的宗教背景，就不可能了解战争的文化原因。打着宗教旗号制造事端，在我国的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上已是有目共睹，而对我国潜在威胁最大的，乃是美国基督教新基要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
200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欧洲访问时提问：“请简要说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什么？”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跨国威胁和政治风险”项目负责人回答说：“中国若‘硬实力’崛起，美国则十分欢迎；中国若‘软实力’崛起，美中之间将可能发生直接全面的激烈冲突。”①
如果说“硬实力”是指经济实力，美国真的欢迎中国崛起吗？此另当别论。“软实力”应当是指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等等，当然包括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民主制度和人权理念是西方向全世界推广“软实力”的两张主牌。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战略中，人权的牌日益显赫。而根据美国当局的诠释，“宗教自由成为人权的第一基石”。
美国称霸世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是，“美利坚民族是上帝选中来拯救人类的”。美国当局“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深深根植于美国意识形态传统。在多数美国人的观念里，惟有神权高于人权。虽然美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宗教势力不能干预政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攻击中国缺乏宗教自由，支持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分裂势力，就是美国基督教保守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美国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向全球推行扩张性传教战略。他们向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大陆派遣英语教师、文化机构、志愿人员、政治经济顾问等等，其中相当大的比例具有基督教福音派背景。这种传教扩张态势是全球化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向外扩张的主要形式之一。
美国学者多数主张积极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以利于西方文化“和平演变”中国。如：美国纽约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艾克敏（David Aikman)曾写过一本著作，书名就是《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他在书中提出，如果将来中国基督教徒接近7千万，中国基督教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团体之一；如果中国未来30年内基督教徒人数达到中国总人口的20%~30%，基督教的理念就会在中国政治及文化中成为起着统领作用的世界观。而“中国龙”一旦被“基督教羔羊”所“驯服”，中国将不再构成对美国和其他世界的威胁。①
同时，他们又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不遗余力地在我国培植和扶植宗教势力，抵制政府依法管理，抗衡爱国宗教组织，使他们培植的宗教势力成为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最重要的民间“民主”力量。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公开支持我国基督教所谓“家庭聚会”的发展。他们认为这是改变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最终把崛起的中国纳入西方文明体系的最有效的途径。中国内地大量基督教家庭聚会点，接受海外宗教组织的资助，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当前，我们应当特别重视海外基督教势力的“合法渗透”。海外基督教势力的“合法渗透”，主要形式是“文化交流”、“学术研究”。他们通过教育系统和研究机构，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基督教优秀论，将西方近现代文明归功于宗教信仰，诋毁中国的传统文化，贬低社会主义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人们思想的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其中，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之一是，信仰宗教的民众日益增多。宗教学研究逐渐由边缘学科发展成为“显学”。随着“宗教热”的兴起，随着各种宗教传教事业大量资助宗教研究，“精心呵护”宗教的学术倾向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声音。还有一些人士极力推崇基督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
2011年至2012年，我们承担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重点项目《当代大学生信教群体状况调查——以北京大学为重点》。课题组调查时发现，近些年来，境外基督教势力的大力资助，是著名高等院校中宗教因素日益增多的重要因素。其中美国的邓普顿基金会（The 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最为活跃。
邓普顿基金会成立于1987年，具有基督教背景，其创办人约翰·邓普顿（1912—2008）是一位投资家，也是一位基督徒。目前全世界奖金最高的个人年度奖——邓普顿奖，由该基金会颁发。2012年度邓普顿奖颁发给达赖喇嘛，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该基金会资金雄厚。据称，2011年捐赠的金额已达23亿美元。2012年的邓普顿奖金已达110万英镑（约合170万美元），超过了单项诺贝尔奖金。每年用于项目资助的金额也逐年增长，2010年为6600万美元，2011年已达9700多万美元。
该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具有明显宗教倾向。该基金比较关注人类的精神尤其是宗教方面，研究倾向袒护宗教。就全球范围而言，它资助的研究项目涉及自然科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而在中国，其主要资助对象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哲学和宗教研究者，目标是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价值观念。
以邓普顿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哲学和信仰：中国学者计划”项目为例。这个项目于 2005年启动，由美国加尔文学院获得，项目经费为200万美元。该项目的目标是，“在中国产生一个成熟的有关‘哲学、科学和信仰’的交流体制，用以训练学者，强化对中国大学生的教育，并维持和深化在中国的调研。”具体方案包括：（1）邀请24位中国研究生和9位博士后到贝勒大学、圣母大学和加尔文学院等教会大学和神学院访问学习；（2）提供一万册的有关图书；（3）召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由基督教哲学家协会选派12位学者轮流执教;（4）选24位中国学者到西方国家开密集研讨会；（5）在北京大学召开重要会议，请基督教哲学家协会成员到场；（6）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集，并作为教科书广泛采用。该项目负责人还表示，期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在今后做出“独特而有力的贡献”。这个方案和目标鲜明地指向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基督教化。②
在邓普顿基金会的资助下，2005年，武汉大学举办“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邀请四位美国学者，三位来自加尔文学院。他们利用“基督教信仰三个传统——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丰富的基督教信念”向中国青年学子说明“科学与宗教的和谐”。他们论述：“上帝创造了物理规律”，“宗教信念可以为科学发展提供哲学基础”等等。①虽然他们的头衔是科学家或哲学家，但他们讲授的内容基本上是假科学之名讲神学之实。所谓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实际上是用神学诠释科学。他们演说的内容充满了基督教神学观点，非常鲜明地捍卫有神论和唯心主义立场，并明确提出要用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塑造中国人的灵魂。这个系列讲座被编辑为《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一书，收入北京大学宗教学文库出版发行。这种“科学与宗教”的系列讲座，不仅在武汉大学，而且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持续地举办，并陆续出版各种演讲集。
邓普顿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在高等院校产生的影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已有多名毕业生到美国教会大学或神学院学习。其中，有些人士成为基督教职业传教者，在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进行传教活动，组织大学生基督教团契，拒绝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的领导，成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难题。
“西方宗教右翼势力特别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立。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背景，雄厚的资金，长远的战略，以及为扶植和培训宣教骨干的教育体系。与这种强大的宗教文化传播阵势相比，我们科学无神论的声音过于微弱。这种形势若不及时改变，后患无穷。”②
三、加强科学无神论建设，抵御境外宗教渗透
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宗教理论的重要基础。这个学科的建设，不仅关系着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全民族素质，还关系着抵御境外极端宗教势力渗透、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政治和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意识形态管理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途径。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意识形态管理战略，已经严重地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基督教教义抽象为所谓的“普世价值”，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的表达。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督教新保守主义势力，积极向中国推广这种“普世价值”，是其“西化”、“分化”我国图谋的具体方式，也是当代中国产生价值混乱的一个根源。
在境外宗教渗透日益增强的影响下，在当前学术界，各种新“有神论”相当活跃，力图割裂马克思主义同无神论的关系，贬低科学无神论的地位。某些学术权威大力倡导“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并积极推动这种“宗教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极力抬高有神论的地位，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
近些年来，在宗教影响日益增强的形势下，“精心呵护”宗教文化的倾向，日益升温，而批评宗教消极因素的声音，很难得到应有的话语权。科学无神论话语权的严重缺失。一些号称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权威学者，绝口不谈无神论，力图把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阉割出去。贬斥无神论，反对研究和宣传无神论，一时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无神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研究禁区，败坏了无神论的声誉，挤压了无神论的影响空间。这种情况不仅严重影响了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构成了相当威胁。
与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相比，无神论研究的学术事业，仍处于弱势地位。为应对当前国内外严峻的形势，开展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建设，势在必行。只有形成系统的科学无神论理论体系，才能为应对战略和具体政策，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建设，将影响全国有关领域的思想趋势和学术结构向良性转变，而且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民族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并将提供有针对性地抵御宗教渗透的思想理论武器。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科学无神论的唯物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占有重要地位。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学无神论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时间以来，有种舆论，力图把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危险的，既不符合人类历史和当代的世俗化潮流，也与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相悖。”①
意识形态竞争是当代社会生存方式竞争的主战场之一。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是靠激烈而高明的思想竞争来赢得的。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中应包括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与党的宗教政策的关系、与抵御宗教渗透的关系等等，不仅是加强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进一步延伸。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才能确保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
参考文献
［1］ 任继愈：《任继愈宗教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2］ 习五一：《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3］本刊记者：《“宗教研究”亟须拨乱反正，“批判神学”必须开展补课——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原所长杜继文》，《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
［4］文丁：《让什么主宰中国命运：是鬼神信仰还是科学理性？》，《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第1期。
［5］田心铭：《“无神”是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的前提》，《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第5期。
［6］田心铭：《试论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与宗教信仰自由的统一》，《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6期。
［7］ 习五一：《警惕国际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文化渗透》，《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
［8］ 习五一：《 宗教神学应当进入大学校园吗？》，《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责编：石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