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个极具魅力的数字 ，自古以来，被视为生意人的吉数，在当今社会，各级政府在开展一些重大活动时，也迎合世俗，选择的日期、时间，都千方百计地挑选此数。这个数字用中文大写是“八”，用阿拉伯数字是“8”，按拼音应读为：bā。寻其根源，是它有谐音“发”的字音，而这个“发”，就是生意人寻求的发财！
其实，汉语的八，或8，与发财的“发”，并非同一读音，“发”字的拼音为fà,八或8的读音为bā，它们连声母都不同，又怎么能扯到一起去呢？
就算此“八”与彼“发”为同音，在汉语中，同为“发”的读音有很多，组成的词语更多，有惩罚的“罚”；有杀伐的“伐”；有贫乏的“乏”；有法办的“法”这些凶兆性的词。就单寻一个“发”字，也能组成“发疯”的发；“发飚”的发；“发病”的发；“发火”的发；“发气”的发；“发抖”的发等等。硬是要与“发财”这个愿望联想在一起，音和义相距太远。
过去的小商人有一句俗语：“要得发，不离8”，它的秘诀是：作为一个单数，它是除9以外最大值的数，在卖出商品时，把尾数定为8，就是在大众的心理定位上，可接受的最大值。它既不象9一样靠近临界点，又比其他的数要大，而且加上世俗的忽悠，“8”预示“发”。碰上大多数天真的人，以为这一个“8”会有一点吉兆。加上中国人在商品交易时特别喜欢砍价，哪怕是买一根针也想砍价（其实是普遍不诚信的心理使然），此时即使想再压一点价，因为舍不得这个可爱的“8”数，也就只好认同了卖主的价格。
是汉语与其他民族的语言读音方式不同，才产生如此怪异的现状？看来未必，它只表达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精神诉求，就是“金钱万能”，西方民族追求的是“精神自由”，东方民族追求的是“金钱万能”。但是，能不能发财，创造财富，不是靠嘴巴念来的，也不是靠吉祥言语招来的，而是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中，凭智慧和勤劳干出来的。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数字迷信，并且不断地引伸开来，如车牌号的尾数要选择8，手机卡号要选择8。一切与自己有关的东西只要包含数字，就爱上了8，有了一个8还不够，还要在8字前选择一个与之相关的数，凑成18（谐音读为“要发”，）或者58（我发）。二十年前，广州的车牌号码8888四个数，拍卖到50万元以上；大哥大（手机）号码888拍卖到5万元以上。到现在，手机尾号连号为888的数字，还另需交费数百元到上千元。
与发财对应，另一个被视为不吉祥的数是“4”，谐音为“死”，是一个被冷落，或者刻意避免的数字。特别是不能与14连在一起，也不能与74连在一起。否则被理解为“要死”、“去死”！
就象中国人在绘画时，画只蝙蝠，表示有“福”，把“福”字倒贴，表示“福到”，这种象形式的思维，一以贯之，只能说明我们整个民族思维的幼稚。
这些迷信数字的人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918，日军在泸沟桥发动事变点起侵略中国的战火。再看现实社会：过去花数十万元，很多购了8888吉祥号码的公司和个人，还有几个人风光依旧？他们靠这些吉祥数字把事业发展了吗？而那些使用了被视为不祥之意的数字的人，他们是否还活在世上？所谓世俗认同的不吉祥，能损害他们丝毫的利益吗？
当然，西方民族也有数字忌讳，比如13，比如星期五，如果13号这一天恰好是星期五，就称之为“黑色星期五”它来源于基督教文化，达芬奇名画《最后的晚餐》中，第十三个客人尤大就是叛徒。
根据民俗历史学家调查，西方80%的高楼没有第13层，很多机场漏过了第13扇门，医院和旅馆通常没有房间号13。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街道，门牌号12和14之间是12.5。在法国闻名的十四行诗社交名流中，他们曾经认为自己能够成为宴会的第14位客人就可以摆脱一种不幸的命运。 至于星期五，它是基督耶稣被迫害的日子。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蛇诱惑亚当食禁果也是在星期五。还有一种说法是《圣经》中该隐在13号的星期五杀害了亚伯。这些都源于宗教信仰中的心理归类。由此也给西方的一些迷信者带来了“黑色星期五”恐惧症，在这一天，有上千万人不敢出门，甚至不敢购买股票等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
正如世界气象预报规定的台风名称一样，轮换使用的名称一旦烈度超强，造成损失太大，就成为“恶名”，将在下一轮循环时，将此一名称删除，不再使用。但西方人若是在数字排列中，将13剔除，则是自欺欺人。根据数字顺序：没有12就不存在13，没有13就不存在14。西方人不用13，那么，14又是怎样来的呢？如果美国人欠了中国13万亿债务，非要让他们还14万亿，他们干吗？
其实：“黑色星期五”不过是一种代名词，是指某一时段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泛称，比如对美国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发生的股市灾难，就称之为“黑色星期五”；由匈牙利作曲家鲁兰斯.查理创作的《黑色星期天》引起上百人自杀，被禁播。后人将此歌名改为《黑色星期五》。
各个民族的生活禁忌，虽然自有它源于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文人关怀、趋吉避凶的心理因素外，绝大多数的禁忌，是对鬼神的禁忌。
中国人在春节时，习惯在大堂中贴上一张“童言不忌，不兴禁忌”的红纸条，防止孩子在胡言乱语中说出不吉利的话时。其实这种做法是掩耳盗铃，它并不是主张小孩可以口无遮拦，事实上听到小孩说出不吉之言，大人会马上斥责，而不是装出无所谓。只不过这张红纸条是对鬼神的劝告而已，是要求鬼神听到了，请它们不必在意。
鬼神禁忌有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语言禁忌，认为语言具有一种攻击力，或者召唤力，能够招引不幸之事的发生；二是行为联想，将某种无意的举动，联想到不幸事件的相似之举，这样会招致不幸之事的发生。
比如：渔民禁忌在语言中说到“翻”字，吃鱼时，也不能用筷子把鱼翻面。因为这个“翻”字会让人联想到“翻船”。
浙江养蚕的地方忌说“温”字，怕这个“温”字会给蚕带来瘟疫，即使说到温度表，也要改称“寒暑表”。
有孕妇的家庭，家具物品不能任意移动，更不能在墙上或木具上随意钉钉子，否则会担心生下的孩子不健全，或身上某个部位会长出什么东西。
农村讲究妇女的裤子不能挂在别人过道的上方；妇女不能从作房子的大梁上跨过；女人生孩子时不能把孩子生在娘家。
出门办事时，不能出门后重新返回家取东西；早晨开门不能第一个看到流浪和疯傻之人；早晨不能开口说梦；晚上不能扫垃圾；出门倒垃圾时不能把撮箕的口子对门外。
吃饭时筷子不能垂直插在饭碗中；不能用筷子敲碗；不能把梨子切开与别人分着吃；婚嫁时不能穿白衣服和白鞋子；过年时不能说“死”之类不吉祥之语；正月里不能理发；床不能对着镜子；送礼时不能送钟和伞；
房子的大门前不能栽棕树和其他尖形叶子的树；结婚和出葬不能走回头路；做女婿的不能长期住娘家的正房……
除了种种禁忌的生活习俗外，一些迷信的人把中国的黄历当作生活指南，办喜事要挑选黄道吉日；办丧事出丧要避免犯重丧的冲撞日。
中国古人原来用天干地支设制的农历，非常方便农业耕种的季节指导，就像阿拉伯数字般的单纯，但到了后来，阴阳家将阴阳、五行等附会上去，使沿用至今的黄历，演变成了神秘文化，把时间变成了时空，用方位与八卦对应，衍生出了凶吉利害的推理算式。
如现在发行很广，城乡皆用的香港道神堂印制的通胜日历为例：2013年6月20日，农历癸巳年五月十三日。世界难民日。吉神方位：喜神正南、贵神正西、财神正西；凶神：游祸、复日、重日、重日、元武。宜：裁衣栽种、补垣塞穴；忌：嫁娶、上梁、安葬。九星三碧，午命互禄。时辰吉凶：子凶、丑凶、寅凶、卯中、辰中、巳中、午吉、未吉、申吉、酉中、戌中、亥凶。
2013年6月21日：农历癸巳年五月十四日：夏至13时04分。（父亲节）吉神方位：喜神东南、贵神东北、财神正北；吉神：月恩、四相、阳德、官日。凶神：月建、土府。宜：诸事不宜；忌：大事勿用。丁已命进禄，巳命互禄。时辰吉凶：子凶、丑吉、寅凶、卯中、巳中、午吉、未吉、申吉、酉吉、戌凶、亥中。九星九紫，房床碓外正东。
仅从2013年6月20日至21日的黄历，足见阴阳家将时间规划得多么具体，每一时辰都判有吉凶，甚至连沐浴、剃头、扫舍这些日常生活都规定有什么忌和宜。如果这种黄历就是神的意旨，那么从阴阳、五行附会于农历之日起，唯有中国人才是遵照神意行事的民族，中华民族最应该得到神灵庇护，在世界各民族中，应该是最幸运、最快乐、最富有的民族。但是：千年历史呈现的事实却是多灾多难，丝毫也得不到神的眷顾。
一切迷信和禁忌，都是基于对神的崇拜和与神的妥协。禁忌自己，是表示服从于神的意志。一些极力推崇于宗教情怀的人，以为畏惧鬼神的人，可以压制个人的野心，淡化兽性，成为谦恭温良之士，殊不知因为愚昧与盲从，永远匍匐在地的人，哪里还有什么精神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