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是1956年8月有众多著名学者参加的一次遗传学学术研讨会。但是这次会议并非一次普通的学术会议，它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召开，又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被学界称为“贯彻双百方针的一个典型”，对后来的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思想解放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这次会议的研究很少，只有田广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前前后后》①，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② 两篇文章。两文均详细记述了会议的过程和基本情况，李佩珊等人的文章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对待国外科学技术的态度等方面总结了会议的成功经验。另外，李佩珊等人编纂了《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一书，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史料汇编。任元彪、曾建、周永平等人编纂了《遗传学与百家争鸣——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追踪调查》一书，书中收录了46位参加过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科学家对会议的回忆，以及1986年纪念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发言，是一部关于青岛遗传学座谈的追记性文献汇编。上述文章和文献对进一步深入研究青岛遗传学会议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会议反映的思想路线问题和对待科学研究的科学态度问题并未深入开掘，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一、看待科学研究问题的绝对化思维方式与胡先筘事件
在近代中国，科学——主要是发端于西方的自然科学——首先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被引进的。在其后历史的发展中，科学逐渐上升为一种强国哲学，一种进步的价值观。“五四”前后，科学作为确定无疑的进步观念获得了难以撼动的合法地位。在人们的眼中，凡是符合科学标准的都是正确的，反之则是值得怀疑乃至错误的。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回归本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发展、科学研究与国家指导思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究竟应当怎样处理科学研究中不同理论的争论？这些问题是作为国家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过去很少遇到的，对于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对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经验的中国人民将寻求答案的目光转向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那时，“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事实上，中国原本也是打算照着苏联的模式来进行建设的①。于是，苏联模式的正确方面、苏联模式的失误方面一股脑地作为先进经验被引进来，苏联老大哥也很不客气地把自己的模式输送甚至强加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同样，在如何处理科学研究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关系方面，中国也强烈地受到了苏联的影响。
在处理科学研究和国家指导思想上，苏联盛行给科学研究贴政治标签的绝对化思维模式。这种现在看起来很荒唐的思维模式在苏联出现并非偶然，与苏联红色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的严峻环境有关。苏联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遭到了来自国内外敌人的敌视和破坏，在科学研究领域也遭到了敌对分子的抵制。苏联科学院“1929年初选举院士，还公然排斥马克思主义者”，“一些自然科学团体（如莫斯科数学学会）公然对抗党的领导。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有计划发展的方针，许多科学家表示拒绝或冷淡。还有一些科学家参与了技术和经济方面的暗害活动。”②新生的红色政权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危害政权稳固性的状况存在。1931年3月，联共中央规定了共产主义科学院自然科学部的任务。共产主义科学院主席团则做出决议，提出了改造自然科学的任务。这个任务包括两个方面：政治、组织方面的改造和学术思想问题的改造。
现在看来，这两个方面显然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但是苏联在处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时“是混在一起没有加以区别的。同时，在学术思想问题上，又是把自然科学同哲学社会科学混在一起，没有加以区别的。”③ 这种混淆带来了思想混乱，于是苏联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十分荒唐的提法，诸如“自然科学的党性原则”、“为科学的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改造资产阶级科学”、“反对向资产阶级科学投降”等等。这种任意给作为知识体系的自然科学贴政治标签的做法在1947年前后达到高潮，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农学等学科都有一些学派或学术观点被冠以资产阶级学术的大帽子而遭受讨伐。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片向苏联学习的浪潮中，给学术问题贴政治标签的风气也随之吹了进来。诸如“爱因斯坦的唯心论”、“肃清化学构造理论中的唯心主义”、“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为坚持生物科学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批评数学中的唯心主义”、“为反对各色各样唯心主义对我们的科学的侵蚀而斗争”④ 等等字眼充斥报刊和耳际。人们对科学的政治划分甚至荒唐到滑稽可笑的地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晚年的回忆中谈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同志，也是很好的同志，战争中间担任军队卫生部长，战争之后做中央人民政府的卫生部副部长。他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我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我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之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存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与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医百病。”⑤
在如此荒唐的思维方式主导下，自然科学界照搬苏联的做法，先后开展了对化学的“共振论”、“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生物学中的“资产阶级摩尔根学派”的批判。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盛行一边倒。教学只能使用苏联的教材，科研只能遵循苏联的观点，稍有异议就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观点或者唯心主义。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严重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于是遭到了不少科学家的抵制，但也由此引来了更加猛烈的批判。最典型的事件就是生物学界大力推行李森科① 学派的遗传学，批判摩尔根学派② 及其由此引发的胡先筘事件。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独霸苏联生物学界多年的李森科的观点很快传了进来。李森科1948年在全苏联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科学状况》的报告被作为大学生物系和农业院校等相关部门必读的文件大量印行，中学教材重新编写，学术刊物只刊登米邱林李森科一派的学术的文章。应邀来华讲学的苏联生物学家也大都是李森科一派的，他们在讲授李森科学派的学术内容时大都全盘否定摩尔根遗传学的成就。从1952年秋季开始，摩尔根学派的遗传学课程在各大学基本被停开，主要以摩尔根学派为指导的研究工作也全部被迫停顿。
中国的生物学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前的生物学基本上是从西方引进的，许多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都曾留学英、美等国，有些还在摩尔根领导的实验室里进行过学习和研究。只有一小部分来自延安和解放区的科学家的学术思想有所不同。因此，对于全盘照搬苏联李森科遗传学的做法，很多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十分不满，先是发生了李景均出走事件③，接着就发生了胡先筘④ 事件。胡先筘早年赴美留学，其学术路径与李森科一派不同。1955年3月胡先筘所著高等学校教材《植物分类学简编》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的第二十章《植物分类原理》中，胡先筘通过介绍苏联生物学界学术争论情况的方式，对李森科的物种见解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一时颇为风行”，对此他提出：“这场论争在近代生物学史上十分重要。我国的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必须有深刻认识，才不致被引入迷途。”⑤这本书出版后，北京农业大学的6位讲师、助教联名致信出版社，认为该书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随后一位在高教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说“这是对苏联政治的诬蔑”。继而中科院在纪念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对胡先筘进行了批判，《简编》也被销毁了。
二、双百方针的提出和青岛遗传座谈会的召开
如果按照苏联的模式处理科学研究、科学争论，就会使科学研究走进死胡同，阻碍科学的发展，这对于正在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急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新中国来说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在观察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形势后，毛泽东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① 周恩来在1956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② 他特别强调：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③ 既然中共中央对科技发展问题的认识是此种态度，那么当然不能容忍科研领域中一边倒现象的长久存在。
但是，怎样才能使科学研究走出误区呢？问题的症结显然是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方法。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就开始思考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他对斯大林的许多做法，包括他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直很有看法。1953年，就历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争论，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学术争论的方针和思路，叫做“百家争鸣”。据黎澍回忆，毛泽东还在另外的场合两次讲过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一次是在1952年或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约请剪伯赞、邵循正、胡华合写一本《中国历史概要》，请示毛泽东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等。毛泽东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另一次是1955年9月，陆定一向毛泽东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泽东也回答说“百家争鸣”。④
关于在各个科学研究领域都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在1956年初提出来的。同年2月，毛泽东在居所颐年堂召开会议，陆定一向中央汇报了科学研究中的争论情况，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⑤ 这个月的19日，毛泽东还就苏联学者对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发表不同看法一事，给中宣部写了批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紧张。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⑥ 这两件事表明，中国共产党“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开始扩展到各学科的研究领域，有利于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的过程中已经不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开始独立思考，并将独立思考的结论付诸实践。
几乎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毛泽东很快做出了反应，他在这年3月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①。这表明毛泽东更加坚信不能盲目地对待苏联的经验。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照搬。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他特别批评了盲目学习苏联的做法，“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对于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自然科学，他说这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②
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要求，在怀仁堂为首都的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做报告，详细阐述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在这种形势下，自然科学领域中两学派争论最激烈、一方对另一方批判最严厉的遗传学界于8月在青岛召开了座谈会，史称“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会议历时半个月，遗传学两派（米丘林派和摩尔根派）的主要人物包括受到严厉批判的胡先筘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时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主持，他从会议开始就强调自由争辩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会议召开之初，有些摩尔根学派的学者还心存疑虑，说话吞吞吐吐、小心翼翼。为此，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于光远两次到会讲话，集中阐述了对“百家争鸣”的理解。解除了与会者的顾虑，会场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会议结束的那天晚宴上，不少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喝了酒，满面春风地即席讲话，北京农业大学的李竞雄教授上台讲的第一句话是：‘我是Morganism!’，被批判了6年之后，终于可以公开说自己是摩尔根主义者了，其心情如同再一次得到解放。复旦大学的谈家桢教授（摩尔根的入室弟子）已喝得有了几分醉意，但却非常兴奋地大声宣称‘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有人气不过了，曾跑到中宣部长陆定一那里告状，陆定一对此人的‘义愤’表示惊讶，回答说：‘你们骂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几句？’消息传到谈家桢那里，他的气更顺，劲更大了，要急起直追，为使中国遗传学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贡献力量。”③
三、独立思考与提倡学术自由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给陷于困境的学术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首先是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开始摆脱过去几年‘学习苏联’中带来的不良影响”，人们认为“不能简单地否定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成就，更不能轻易地给扣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帽子”，会议精神“鼓舞着我国广大科学工作者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敢于为追求和坚持科学真理而独立思考”④。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影响如此巨大，显然不能完全从会议本身来解释，而是这一年中国共产党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于什么才是对待科学研究的科学态度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毛泽东作为领袖，从指导方针的高度提出了在科学研究中要百家争鸣，陆定一和于光远则在讲话中具体深化、细化了对这个方针的理解。
其一、百家争鸣的基础是独立思考，陆定一在讲话中明确提出的科学研究中的“独立思考”问题，指出独立思考是百家争鸣的基础。“我国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① 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不同学说之间的交锋，是无所谓“百家争鸣”的。
既然独立思考，就难免犯错误。“独立思考，进行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第一，单是知识不足，有时就会使人作出错误判断。第二，把本来正确的东西夸张了，看得太绝对了，也会犯错误”。科学研究，特别是攀登科学高峰“是很困难的工作”，犯错误是常有的事，“完全不犯错误的人世界上是没有的”，任何科学成果的取得都是在科学家不断犯错误的过程中完成的。即使是犯唯心主义的错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②。
当然犯了错误要批判改正，但是，这种批评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批评，或打击式的批评”，这是“对敌人的批评”。“凡是老老实实做工作的科学家和文艺家，在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之下，是只应受到支持，不应受到打击”。因此，批评都应当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③“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④陆定一虽然没有具体点明任何事件，但这样的话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前一阶段的大张达伐，否定了苏联这个“权威”。
于光远在讲话中进一步从学术理性的角度深化了这个问题。他说，学术批评不能像孔夫子说的那样“小子群起而攻之”，这不是学术争论的方式。讨论学术问题时，一方面要坦率，另一方面要尖锐。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科学水平，解决科学问题。“讨论问题要有学者风度”“应该要客观，说话要有事实根据，说理应该冷静。”假如有人不冷静，“讲得不都恰当，或者没有做到很冷静，也不要介意，说点错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于光远认为“保持学者风度，这在科学界是有着好的传统的”，完全能够将批评的坦率尖锐和学者风度统一起来⑤。他的讲话，更加注重引导学术批评回归科学研究本身。
其二、提倡学术自由必须将学术与政治分开。1956年4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继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后，陆定一也做了发言，重点谈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谈了学术自由问题。他说：“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 陆定一特别提到了胡先筘的问题。他说对于胡先筘的问题，一开始只着重看了政治问题，结果成了抓小辫子。实际上他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①“自然科学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有的人在实际研究问题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相信上帝，这完全是两码事。”“因此，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② 后来在5月2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陆定一就正式宣布：“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③。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正式给学术研究解套，还学术研究以宽松的环境。
陆定一说：“这个东西（指学术自由问题）从前我也不懂得，就是在那里瞎摸一通，从实践中悟出来的。”④ 关于这些实践，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了医学、生物学、物理学以及形式逻辑的研究等等。但是提的最多的还是生物学的问题，看来胡先筘事件特别是胡先筘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意识到，扣大帽子的做法，“可能会把我们的大科学家搞掉，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他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⑤
正是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的警示，正是对发展科学的担忧，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反思苏联的经验，反思中国学习苏联经验的做法，思考科学研究的性质，努力改进党对学术的领导方式，摆脱在科学研究上的意识形态化做法，划清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对此，于光远的一段话讲的是很明白的，“为了贯彻‘百家争鸣’，党决定，对学术问题，党不做决议，让科学家自己讨论。科学机构如果要做结论，也要很慎重，何况党呢？党要领导学术，保证学术发展，但对学术问题最好不要去做结论。苏联李森科问题，从党的工作方法的角度来看，是个教训。党管得太多，科学家就会不高兴。”⑥ 在8月20日的讲话中，于光远再次强调对于学术争论“我们党不准备做什么决议。我们党不想像苏联党那样去干涉遗传学的争论，做什么关于遗传学的决议。苏联党在遗传学问题上支持李森科一个学派，就特别被动。科学问题还是科学家最了解。”⑦ 这就是宣布了今后党对科学研究等学术工作的领导只是为学术的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而不介入学术研究内部。
其三、开放唯心主义，学术自由的最大限度。陆定一在5月26日的会上宣布“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他认为“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那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还将存在”⑧。
陆定一的这番言论在当时的形势下显然是极具冲击力的，是“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在学术界的“反映是很强烈的”，“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唯心主义，把它放出来会发生坏的影响，说：‘把唯心主义的老虎放出笼来，会咬人。’”“有位先生说，党这回提出‘百家争鸣’，我们解放后几年学习唯物论不是白学了吗？” 对于这些担忧，于光远在生物学座谈会的讲话中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认为对开放唯心论不必过虑，“实际上，假如没有老虎，就没有武松”“唯心主义本来就存在，不让它宣传是不行的，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明确真理”。他还特别引用了北大贺麟① 先生对他说的一段话来证明自己的判断：“过去我们多年学唯心论的人，也并没有因为党提出‘开放唯心论’，就站在唯心论的立场上弹冠相庆。党提出这样的方针，使我感到更有学术自由，感到共产党气魄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唯物论会得到更大的胜利。”②
实际上，开放唯心主义是否会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最关键的是开放唯心主义既表明了政策限度，也表明了学术自由的尺度，“开放唯心论的主要作用，是使大家敢于独立思考，有创造性”，“连唯心论的学术都可以讲，别的学术观点那就更不用说了”③。这样的话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宏大气魄，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效果。既然唯心主义都可以研究，都有说话的自由，那么学术研究还有什么禁区呢？
于光远还特别谈到了“学派”和“宗派”的区别。“‘学派’和‘宗派’有什么不同？学派是按照科学的观点、方法、风格的不同形成的学者们的结合。学派要讲科学态度。搞得不好，不讲科学态度，有成见，就会变成宗派。”“学派”和“宗派”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遵循科学的原则，符合科学精神。在谈到遗传学的不同学派问题时，于光远特别声明“我在这里讲开放唯心论，并不是我认为现在遗传学的两派当中有一派是唯心论，可以让这一派唯心论开放出来”“我并不简单地认为摩尔根派就是唯心论，米丘林派就是唯物论”“应根据事实来决定，要由科学研究来解决”。学派之间的不同要通过学术讨论慢慢接近，“科学的目的是求得真理，同时提倡不同意见的争论。”④
综合上述三点可以看出，经过1956年前后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摆脱苏联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开始逐渐形成对待科学研究的科学态度。这就是，科学研究必须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建立在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的基础上，党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条件但不能代替科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反映，既然实践中发现了问题，那么就不讳疾忌医，就在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而不是唯书、唯上、唯权威。尽管这个权威是比中国有更多经验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要向之取经的老大哥，但只要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坚决纠正。
1956年这次关于科学研究的探索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不但对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前驱辟路，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贯彻百家争鸣的科学政策，创造新的科学气氛的努力，是1956年的继续和发展。”⑤。
结语
建国初期的这次关于遗传学的论争表明，自然科学研究并不能天然带来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无论是研究者还是管理者，都有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所谓世界观问题就是能否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不迷信任何神圣的问题。所谓方法论问题，就是能否辨证地看待事物、不简单肯定也不简单否定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世界观方法论问题，即使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则仍然有可能陷入形而上学、迷信崇拜的陷阱。
作者简介：李志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责编：申振钰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①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② 文丁《是谁在贬损中国人的自信力》。
③ 凤凰网-科技。
④ 咨询江南大学食品工程专业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