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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孙中山的宗教观

时间:2015-10-17 23:56来源: 作者:习五一 点击:
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在其坎坷奋斗的一生中,曾经深受西方宗教文化的熏陶。而立之年的孙中山,挥毫自称:“教则崇耶稣”。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嘱托亲属,愿以基督教的葬礼,告别人世。然而,在孙中山革命思想耀眼的光芒中,其宗教情结细若游丝,以致被后世学
  

      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在其坎坷奋斗的一生中,曾经深受西方宗教文化的熏陶。而立之年的孙中山,挥毫自称:“教则崇耶稣”。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嘱托亲属,愿以基督教的葬礼,告别人世。然而,在孙中山革命思想耀眼的光芒中,其宗教情结细若游丝,以致被后世学者忽略淡忘。

      本文将沿着孙中山一生的足迹,探索宗教文化对其思想发展的影响。
      青少年时代的孙中山,自幼“志窥远大,性慕新奇”①,在西方文化的陶冶下,受洗入教,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1879年6月,十三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随母赴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 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②。9月,他入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 Honolulu)读书。该校系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兴办。教学科目包括西方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知识、圣经等。孙中山敏而好学,孜孜不倦。他“诚笃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每日早晚在学校教堂祈祷,星期日在圣安得勒堂(ST.Andrew’s Cathedral)礼拜。③他“研究教义,勤谨异常,凡与论教理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④1883年7月,孙中山准备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其兄孙眉闻之,大为不满,令孙中山回国。然而,心灵的向往并非强力所能扭曲。
      是年秋,孙中山携友人前往家乡庙宇,“将北帝神像手指折断;后过左廊,将金花夫人神像面皮刮破,一耳坠下;独留右廊天后,未受损伤。”⑤神像被毁后,乡人群情激愤,孙中山被迫离乡赴香港。后世学者称赞此举为“破除神权”、“破除封建迷信”等等。其实,此乃少年气盛,以对基督的虔诚,破除异端偶像而已。
      抵达香港后,孙中山终于如愿以偿。同年底,孙中山在美国传教士喜嘉理(C.R.Hager)的劝说下,在美以美会教堂“受洗礼奉教”。⑥此后数年,孙中山辗转香港、檀香山、广州等地求学。期间,他虽参与销售福音书,劝说友人入教,但未能以传教作为毕生职业,而是选择了学习医学专业。
      1887年9月,孙中山转学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此后五年期间,他系统地接受近代医学专业教育,课余时间,博览群书,“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⑦其革命思想逐渐萌生。
      大学时代的孙中山仍不失为一名热忱的基督教徒。1891年3月,孙中山会同基督教友四十余人,在香港创立教友少年会。他撰文写道:当今社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会之设,所以杜渐防微,淆邪伪于无形,培道德于有基”,并呼吁各省少年教友“仿而行之”。⑧
      大学毕业后,孙中山经历了暂短的行医生涯,迅速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孙中山领导着革命先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火与血的抗争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而其宗教情丝日益飘渺远逝。
      在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开创时期。基督教精神成为推动其革命的动力之一。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入会宣誓时,众人“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举右手向天依次读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⑨基督教的神灵成为革命党人的精神支柱。
  1895年10月,孙中山策划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次年7月至9月,他从美国旧金山横越美州大陆,经芝加哥抵纽约,沿途宣传革命。据史书记载,中山“所至皆向华侨痛言革命救国之真理,欲其热心时事,合力救亡。然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且以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其肯与往还者,仅耶稣教徒数人而已。”⑩孙中山鼓吹革命,最初的知音多为基督教友。
      1896年10月,孙中山漂流至伦敦时,被清政府驻英使馆绑架,经国际友人营救脱险,使其成为蜚声中外的革命家。同年11月,孙中山应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 A. Giles)之邀,为《中国人名词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于1898年出版)撰写自传。他慷慨陈词:“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文中坦然声明:“教则崇耶稣”。{11}
      其后数年,孙中山继续在海外奔波,宣传革命,集结志士,策划起义。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孙中山的革命意向更趋激烈。随着革命思潮日益浓烈,基督教文化的色彩悄然失色。1903年底,孙中山复函友人,介绍发展革命党人的仪式时,只字未提基督和圣经。他写道:“行誓之仪,发誓者举右手,向天当众宣读誓词”,而誓词的结尾由“倘有贰心,神明鉴察”,改为“如有异心,任众罪罚。”{12}以民众惩罚,代替神鉴,革命纪律的监察权,由基督神明转交给举义同仁。
      为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积极向民间秘密结社寻求同盟军。洪门为民间反清秘密结社之一。当时,美国华侨约有十余万人,十之七八挂名于洪门致公堂。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致公堂国安会馆,宣誓加入洪门。据介绍人黄三德记述:“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13}洪门供奉五祖,为其宗教偶像。相传,反清志士蔡德忠等五人,投奔福建少林寺为僧,受达摩尊者救助脱险,被洪门尊为五祖。洪门秘密结社反清,戒律森严,行刑酷烈。迈向不惑之年的孙中山,自愿礼拜民间宗教偶像,发誓遵守洪门帮规,其主旨在于发展革命势力。孙中山加入洪门后,立即修订致公堂章程,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14}
      少年孙中山,怀着对基督的虔诚,损毁民间宗教偶像;而中年孙中山,以革命的热诚,参拜民间宗教偶像。这有力地证明,革命时代的孙中山,对革命的信仰已超越基督教的理念。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革命志士,组建中国同盟会,开创革命的新纪元。随后,他赴东南亚,宣传革命,动员南洋洪门各派,加入同盟会。革命党人前仆后继,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这一时期,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似乎完全失去基督教徒的色彩。1908年11月,孙中山前往泰国宣传革命时,当局应清廷要求,通知其限期离境。他曾前往美国驻泰国使馆,以夏威夷公民的名义,请求保护。美公使金氏(Hamilton King)致函国务卿评价说:“他现已不再信奉基督教。”{15}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废除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1912年,革命领袖孙中山,成为民国初创时期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作为民主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谋求各种宗教势力的支持,表现出近代民主政治家的素质。
      “政教分立”、“自由信仰”,是民国首届大总统孙中山制定的基本国策。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一组建,上海基督教美以美会负责人高翼圣等立即致函孙中山,告之准备“自立中国耶教会”。中山复函希望诸君“好自为之”。该函发表在《临时政府公报》上,意在将国家宗教政策告之天下。文中指出:
      “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公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今但听人民自由奉教,一切平等,即倾轧之见无自而生,而热心向道者亦能登峰造极,放大光明于尘世。若藉国力以传教,恐信者未集,反对已起,于国于教,两均无益。”{16}
      孙中山指出,“政教分立”,是近代文明国家的共同政策。只有宗教与政治分离,才能发挥宗教的独特价值。没有政治势力的干涉,宗教界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一切宗教平等,传教、信教自由。他劝导说,如凭借国家力量传教,信仰者未集,反对者已起,“于国于教,两均无益。”
      此后,佛教界人士李翊灼等也致函孙中山,要求成立佛教会。大总统行文教育部准予立案。该公文写道:
      “查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与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17}
      孙中山在政府公文中再次重申“政教分立”的原则。文中援引刚刚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条款,作为行政命令的法律依据。
      “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之所不及”,“同达完美”,是孙中山对宗教界的期望。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后,巡游各地。5月9日,广州耶稣教联合会在博济医院礼拜堂,举行欢迎会。此院为孙中山早年学医之所。他故地重游,“百感交集”,发表演说云:
      “我兄弟姐妹,对于教会则为信徒,对于国家,则为国民。专制国之政治在于上,共和国之政治在乎民。将来国家政治之得失,前途之安危,结果之良否,皆惟我国民是赖。……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18}
      孙中山认为,共和政治,主体在民。教徒为国家公民,应“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
      同年8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事。9月5日,北京基督教各派教会联合在灯市口教堂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宗教与政治的互补关系。他说:
     “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众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之所不及,则中华民国万年巩固。”{19}
      孙中山认为,宗教的价值在于,以道德教化国民,具有国家政治所不及的功能。向民众普及宗教道德,有利于改善国民素质,从而巩固民主共和的政体。
      作为政治家,孙中山主张“自由信仰”,而作为思想家,孙中山仍对基督教文化情有独衷。
      1912年,孙中山作为著名政治家,到处出席各界民众团体集会。在宗教界,他曾出席广东佛教总会、北京回教俱进会举办的集会,但参加最多的集会,为各地基督教会所举办。民国初年的孙中山,对基督教文化评价之高,不禁令人感到吃惊。他曾广州天主教堂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云:
     “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世上宗教甚多,有野蛮之宗教,有文明之宗教。我国偶像遍地,异端尚盛,未能一律崇奉一尊之宗教。今幸有西方教士为先觉,以开导吾国。惟愿将来全国皆崇至尊全能之宗教,以补民国政令之不逮。愿国政改良,宗教亦渐改良,务使政治与宗教相互提挈,中外人民愈相亲睦。”{20}
      青少年时代,孙中山曾就学于基督教会创建的学校,在学习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染。其革命思想的萌发,受西方文化的启发甚多。因此,他认为,“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21}确实是其心路历程的真诚表述。
      然而,他将世界宗教分为“野蛮”与“文明”的观点,甚至希望“将来全国皆崇至尊万能”之基督教的呼吁,未免过于偏狭。环视当今世界,不同宗教的对话,已成为时代潮流。不禁感叹这位伟人的历史局限!
      北洋军阀的专横统治,使民国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家,孙中山坚持发动武装斗争。浴血奋战,屡战屡挫,促使他反省深思,思想不断升华。在其晚年思想的飞跃中,孙中山的宗教观也日臻成熟达观。
      1913年春,宋教仁被谋杀,暴露出袁世凯独裁的野心。孙中山立即兴师讨伐,兵败后再次流亡海外。1914年6月,他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策划反袁斗争。该党组建仿效秘密结社,发重誓效忠领袖,并积极网络洪门加盟。严酷的现实斗争,迫使孙中山向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汲取力量。
  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败亡,北洋军阀各派割据称雄,兴兵争霸。1917年6月,张勋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民国政坛更加混乱。为“规复约法”,孙中山南下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因桂系和滇系军阀拥兵自重,次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职。他通电指出,中国的大患莫大于军阀争雄,而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22}
      1918年6月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居住在上海,关注政坛风云,联络各界名流,同时,读书思索,著书立说。为构筑其革命学说,他博览群书,其中包括哲学宗教书籍。1918年7月,孙中山读完《神学与科学之争》一书,颇有收获,立即让宋庆龄阅读,并叮嘱传阅友人。{23}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统一两广,出师北伐。次年,陈炯明兵变,孙中山再次回到上海。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推动孙中山思想不断跃进。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特征,新的三民主义逐步形成。
      孙中山的晚年,思想日趋激进,事务日益繁重,无暇专论宗教,但在其发表的演说中,也曾多次涉及宗教。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宗教观较民国初年更富哲理,更为切实,更加宽容。
      其一,科学比宗教优越。
      1923年10月,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广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应邀发表演讲。他指出,“科学和宗教冲突之点,就在所见人类来源不同”。“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来科学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简单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24}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公开批判基督教义。他以科学进化论的观点,非议“上帝创造人类”之说。他以自己的读书心得,宣讲科学的优越,希望青年基督教徒的世界观更趋科学。
      其二,政治的主义比宗教的主义切实。
      1923年12月,孙中山对国民党宣传干部发表演讲。他说:“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 {25}
  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孙中山自然认为,拯救亿万苦难同胞的首要途径,是“改革中国政治”。当务之急是开辟新的革命道路,“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富国裕民思想。解决温饱,才有生存权。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才能教化人格。因此,孙中山认为,政治的主义比宗教的主义,更切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更能唤起亿万民众的觉醒。政治革命的成功,才能开辟富国利民的道路。这些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其三,宗教之仁在于,以心感化民众,为灵魂谋幸福,健全国民人格,培养国家之基。
      民国初年,孙中山曾多次发表演说,认为宗教富于道德,希望各派宗教人士教化国民,以利振兴国家。晚年的孙中山继续宣传其宗教观,比民国初年的胸怀更加宽阔,思想更为深厚。
      1921年12月,孙中山对军队发表演说,鼓励将士勇敢作战,“舍生以救国,志士之仁也。”他指出:“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则皆为博爱。何为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稣教,皆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盖其心已为感化众人,乃其本职,因此而死,乃至光荣。此所谓舍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舍财以救人,慈善家之仁也。何谓救国?即志士爱国之仁,与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术,而异其目的,专为国家出死力,牺牲生命,在所不计。”{26}
      孙中山论述“仁”的思想,显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说:“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他进一步阐述说,博爱为仁,有救世、救人、救国三类。他激励爱国军人,与宗教家、慈善家同心,立下“杀身以成仁”之志,“为人民而牺牲”,虽死犹荣。
      在这里,孙中山对宗教家的献身敬业精神 ,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将宗教事业列为博爱之仁。他认为,博爱的高尚在于,“为公爱而非私爱。”孙中山对宗教文化社会价值的褒扬,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1924年,孙中山撰文,盛赞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他写道:“青年会以德育、智育、体育为职务,吸收青年有志之士以陶冶之,而造成其完全之人格。此本基督救世之苦心,行孔子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美意。”“诸君皆曾受基督教青年会之德育、智育、体育之陶冶,而成完全人格之人也。合此万千完全人格之青年,为一共进互助之团体,诸君之责任重矣,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之责任更重矣”。“当发其宏愿”,“救此四万万人民出水火之中”!{27}
      孙中山鼓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诸君,奋发图强,承担起拯救“四万万人民出水火”的历史重任。他对基督教青年会期望之殷,关怀之深,非一般政治家所能及。
      这种殷切的期望,蕴藉着宽厚的气度。他表彰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的宗旨时说:“此本基督救世之苦心,行孔子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美意。”可见,晚年的孙中山力图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
      民国初年,孙中山曾将“文明宗教”的桂冠,赠与基督教,而对中国传统宗教文化颇有微词。他自幼受到基督教独尊上帝的教导,很难理解东方宗教文化的多元色彩,将多神崇拜的宗教列为“野蛮宗教”。孙中山的后半生,从海外回到祖国。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中,他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注释:
      ① 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
      ③罗香林:《国父与欧美之友好》,台北1951年版,第6页。
      ④郑东梦编:《檀山华侨》,檀香山1929年版,“檀山华侨”第12页。
      ⑤陆灿:《孙中山公事略》,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孙中山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
      ⑥喜嘉理:《孙中山先生之半生回观》,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页。
      ⑦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广东文物》中册,香港1940年版,第101页。
      ⑧陈建明:《孙中山早期的一篇佚文—〈教友少年会纪事〉》,《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5-16页。
      ⑩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一册,第36-37页。
      {1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页。
      {1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页。
      {13}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5年版,第2-3页。
      {14}《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民报》第1号。
      {15}(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丁中青等译:《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1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6页。
      {17}《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77页。
      {18}《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61页。
      {19} {20}《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7页。
      {2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68-569页。
      {22}《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1页。
      {23}陈漱渝:《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24}《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16页。
      {25}《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67页。
      {26}《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3页。
      {27}《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7-538页。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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