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本文将沿着孙中山一生的足迹，探索宗教文化对其思想发展的影响。

一

      青少年时代的孙中山，自幼“志窥远大，性慕新奇”①，在西方文化的陶冶下，受洗入教，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1879年6月，十三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随母赴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 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②。9月，他入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College, Honolulu)读书。该校系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兴办。教学科目包括西方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知识、圣经等。孙中山敏而好学，孜孜不倦。他“诚笃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每日早晚在学校教堂祈祷，星期日在圣安得勒堂（ST.Andrew’s Cathedral)礼拜。③他“研究教义，勤谨异常，凡与论教理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④1883年7月，孙中山准备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其兄孙眉闻之，大为不满，令孙中山回国。然而，心灵的向往并非强力所能扭曲。

      是年秋，孙中山携友人前往家乡庙宇，“将北帝神像手指折断；后过左廊，将金花夫人神像面皮刮破，一耳坠下；独留右廊天后，未受损伤。”⑤神像被毁后，乡人群情激愤，孙中山被迫离乡赴香港。后世学者称赞此举为“破除神权”、“破除封建迷信”等等。其实，此乃少年气盛，以对基督的虔诚，破除异端偶像而已。

      抵达香港后，孙中山终于如愿以偿。同年底，孙中山在美国传教士喜嘉理（C.R.Hager)的劝说下，在美以美会教堂“受洗礼奉教”。⑥此后数年，孙中山辗转香港、檀香山、广州等地求学。期间，他虽参与销售福音书，劝说友人入教，但未能以传教作为毕生职业，而是选择了学习医学专业。

      1887年9月，孙中山转学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此后五年期间，他系统地接受近代医学专业教育，课余时间，博览群书，“最爱读之书乃《法国革命史》（蓝皮译本）及达尔文之进化论”。⑦其革命思想逐渐萌生。

      大学时代的孙中山仍不失为一名热忱的基督教徒。1891年3月，孙中山会同基督教友四十余人，在香港创立教友少年会。他撰文写道：当今社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此会之设，所以杜渐防微，淆邪伪于无形，培道德于有基”，并呼吁各省少年教友“仿而行之”。⑧

      大学毕业后，孙中山经历了暂短的行医生涯，迅速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孙中山领导着革命先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火与血的抗争中，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而其宗教情丝日益飘渺远逝。

      在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开创时期。基督教精神成为推动其革命的动力之一。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入会宣誓时，众人“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举右手向天依次读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⑨基督教的神灵成为革命党人的精神支柱。

　　1895年10月，孙中山策划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海外。次年7月至9月，他从美国旧金山横越美州大陆，经芝加哥抵纽约，沿途宣传革命。据史书记载，中山“所至皆向华侨痛言革命救国之真理，欲其热心时事，合力救亡。然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且以中山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其肯与往还者，仅耶稣教徒数人而已。”⑩孙中山鼓吹革命，最初的知音多为基督教友。

      1896年10月，孙中山漂流至伦敦时，被清政府驻英使馆绑架，经国际友人营救脱险，使其成为蜚声中外的革命家。同年11月，孙中山应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 A. Giles）之邀，为《中国人名词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于1898年出版）撰写自传。他慷慨陈词：“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文中坦然声明：“教则崇耶稣”。{11}

      其后数年，孙中山继续在海外奔波，宣传革命，集结志士，策划起义。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孙中山的革命意向更趋激烈。随着革命思潮日益浓烈，基督教文化的色彩悄然失色。1903年底，孙中山复函友人，介绍发展革命党人的仪式时，只字未提基督和圣经。他写道：“行誓之仪，发誓者举右手，向天当众宣读誓词”，而誓词的结尾由“倘有贰心，神明鉴察”，改为“如有异心，任众罪罚。”{12}以民众惩罚，代替神鉴，革命纪律的监察权，由基督神明转交给举义同仁。

      为壮大革命力量，孙中山积极向民间秘密结社寻求同盟军。洪门为民间反清秘密结社之一。当时，美国华侨约有十余万人，十之七八挂名于洪门致公堂。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致公堂国安会馆，宣誓加入洪门。据介绍人黄三德记述：“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13}洪门供奉五祖，为其宗教偶像。相传，反清志士蔡德忠等五人，投奔福建少林寺为僧，受达摩尊者救助脱险，被洪门尊为五祖。洪门秘密结社反清，戒律森严，行刑酷烈。迈向不惑之年的孙中山，自愿礼拜民间宗教偶像，发誓遵守洪门帮规，其主旨在于发展革命势力。孙中山加入洪门后，立即修订致公堂章程，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14}

      少年孙中山，怀着对基督的虔诚，损毁民间宗教偶像；而中年孙中山，以革命的热诚，参拜民间宗教偶像。这有力地证明，革命时代的孙中山，对革命的信仰已超越基督教的理念。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联合革命志士，组建中国同盟会，开创革命的新纪元。随后，他赴东南亚，宣传革命，动员南洋洪门各派，加入同盟会。革命党人前仆后继，武装起义风起云涌。

      这一时期，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似乎完全失去基督教徒的色彩。1908年11月，孙中山前往泰国宣传革命时，当局应清廷要求，通知其限期离境。他曾前往美国驻泰国使馆，以夏威夷公民的名义，请求保护。美公使金氏（Hamilton King)致函国务卿评价说：“他现已不再信奉基督教。”{15}

三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废除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1912年，革命领袖孙中山，成为民国初创时期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作为民主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谋求各种宗教势力的支持，表现出近代民主政治家的素质。

      “政教分立”、“自由信仰”，是民国首届大总统孙中山制定的基本国策。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一组建，上海基督教美以美会负责人高翼圣等立即致函孙中山，告之准备“自立中国耶教会”。中山复函希望诸君“好自为之”。该函发表在《临时政府公报》上，意在将国家宗教政策告之天下。文中指出：

      “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公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今但听人民自由奉教，一切平等，即倾轧之见无自而生，而热心向道者亦能登峰造极，放大光明于尘世。若藉国力以传教，恐信者未集，反对已起，于国于教，两均无益。”{16}

      孙中山指出，“政教分立”，是近代文明国家的共同政策。只有宗教与政治分离，才能发挥宗教的独特价值。没有政治势力的干涉，宗教界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一切宗教平等，传教、信教自由。他劝导说，如凭借国家力量传教，信仰者未集，反对者已起，“于国于教，两均无益。”

      此后，佛教界人士李翊灼等也致函孙中山，要求成立佛教会。大总统行文教育部准予立案。该公文写道：

      “查近世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绝不干与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不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载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第二条第七项载明： 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而含义甚宏。”{17}

      孙中山在政府公文中再次重申“政教分立”的原则。文中援引刚刚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条款，作为行政命令的法律依据。

      “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之所不及”，“同达完美”，是孙中山对宗教界的期望。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后，巡游各地。5月9日，广州耶稣教联合会在博济医院礼拜堂，举行欢迎会。此院为孙中山早年学医之所。他故地重游，“百感交集”，发表演说云：

      “我兄弟姐妹，对于教会则为信徒，对于国家，则为国民。专制国之政治在于上，共和国之政治在乎民。将来国家政治之得失，前途之安危，结果之良否，皆惟我国民是赖。……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18}

      孙中山认为，共和政治，主体在民。教徒为国家公民，应“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

      同年8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事。9月5日，北京基督教各派教会联合在灯市口教堂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发表演说，进一步阐述宗教与政治的互补关系。他说：

     “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众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之所不及，则中华民国万年巩固。”{19}

      孙中山认为，宗教的价值在于，以道德教化国民，具有国家政治所不及的功能。向民众普及宗教道德，有利于改善国民素质，从而巩固民主共和的政体。

      作为政治家，孙中山主张“自由信仰”，而作为思想家，孙中山仍对基督教文化情有独衷。

      1912年，孙中山作为著名政治家，到处出席各界民众团体集会。在宗教界，他曾出席广东佛教总会、北京回教俱进会举办的集会，但参加最多的集会，为各地基督教会所举办。民国初年的孙中山，对基督教文化评价之高，不禁令人感到吃惊。他曾广州天主教堂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云：

     “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世上宗教甚多，有野蛮之宗教，有文明之宗教。我国偶像遍地，异端尚盛，未能一律崇奉一尊之宗教。今幸有西方教士为先觉，以开导吾国。惟愿将来全国皆崇至尊全能之宗教，以补民国政令之不逮。愿国政改良，宗教亦渐改良，务使政治与宗教相互提挈，中外人民愈相亲睦。”{20}

      青少年时代，孙中山曾就学于基督教会创建的学校，在学习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染。其革命思想的萌发，受西方文化的启发甚多。因此，他认为，“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21}确实是其心路历程的真诚表述。

      然而，他将世界宗教分为“野蛮”与“文明”的观点，甚至希望“将来全国皆崇至尊万能”之基督教的呼吁，未免过于偏狭。环视当今世界，不同宗教的对话，已成为时代潮流。不禁感叹这位伟人的历史局限！

四

      北洋军阀的专横统治，使民国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家，孙中山坚持发动武装斗争。浴血奋战，屡战屡挫，促使他反省深思，思想不断升华。在其晚年思想的飞跃中，孙中山的宗教观也日臻成熟达观。

      1913年春，宋教仁被谋杀，暴露出袁世凯独裁的野心。孙中山立即兴师讨伐，兵败后再次流亡海外。1914年6月，他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继续策划反袁斗争。该党组建仿效秘密结社，发重誓效忠领袖，并积极网络洪门加盟。严酷的现实斗争，迫使孙中山向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汲取力量。

　　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败亡，北洋军阀各派割据称雄，兴兵争霸。1917年6月，张勋上演复辟帝制的丑剧，民国政坛更加混乱。为“规复约法”，孙中山南下广州，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因桂系和滇系军阀拥兵自重，次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职。他通电指出，中国的大患莫大于军阀争雄，而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22}

      1918年6月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居住在上海，关注政坛风云，联络各界名流，同时，读书思索，著书立说。为构筑其革命学说，他博览群书，其中包括哲学宗教书籍。1918年7月，孙中山读完《神学与科学之争》一书，颇有收获，立即让宋庆龄阅读，并叮嘱传阅友人。{23}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统一两广，出师北伐。次年，陈炯明兵变，孙中山再次回到上海。两次护法斗争的失败，推动孙中山思想不断跃进。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特征，新的三民主义逐步形成。

      孙中山的晚年，思想日趋激进，事务日益繁重，无暇专论宗教，但在其发表的演说中，也曾多次涉及宗教。这一时期，孙中山的宗教观较民国初年更富哲理，更为切实，更加宽容。

      其一，科学比宗教优越。

      1923年10月，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广州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应邀发表演讲。他指出，“科学和宗教冲突之点，就在所见人类来源不同”。“基督教说世界人类是上帝六日造成的。近来科学的进化论家说，人类是由极简单的动物，慢慢变成复杂的动物，以至于猩猩，更进而成人。”“科学的知识，不服从迷信，……须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过细去研究，……宗教的感觉，专是服从古人的经传。……所以说是迷信。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24}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公开批判基督教义。他以科学进化论的观点，非议“上帝创造人类”之说。他以自己的读书心得，宣讲科学的优越，希望青年基督教徒的世界观更趋科学。

      其二，政治的主义比宗教的主义切实。

      1923年12月，孙中山对国民党宣传干部发表演讲。他说：“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是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的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因为宗教的主义，是讲将来的事和在世界以外的事；我们的政治主义，是讲现在的事和人类有切肤之痛的事。宗教是为将来灵魂谋幸福的，政治是为眼前肉体谋幸福的。说到将来的灵魂，自然是近于空虚；讲到眼前的肉体，自然有凭有据。” {25}

　　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孙中山自然认为，拯救亿万苦难同胞的首要途径，是“改革中国政治”。当务之急是开辟新的革命道路，“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富国裕民思想。解决温饱，才有生存权。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才能教化人格。因此，孙中山认为，政治的主义比宗教的主义，更切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更能唤起亿万民众的觉醒。政治革命的成功，才能开辟富国利民的道路。这些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其三，宗教之仁在于，以心感化民众，为灵魂谋幸福，健全国民人格，培养国家之基。

      民国初年，孙中山曾多次发表演说，认为宗教富于道德，希望各派宗教人士教化国民，以利振兴国家。晚年的孙中山继续宣传其宗教观，比民国初年的胸怀更加宽阔，思想更为深厚。

      1921年12月，孙中山对军队发表演说，鼓励将士勇敢作战，“舍生以救国，志士之仁也。”他指出：“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则皆为博爱。何为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佛教、如耶稣教，皆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盖其心已为感化众人，乃其本职，因此而死，乃至光荣。此所谓舍身以救世，宗教家之仁也。……舍财以救人，慈善家之仁也。何谓救国？即志士爱国之仁，与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术，而异其目的，专为国家出死力，牺牲生命，在所不计。”{26}

      孙中山论述“仁”的思想，显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说：“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他进一步阐述说，博爱为仁，有救世、救人、救国三类。他激励爱国军人，与宗教家、慈善家同心，立下“杀身以成仁”之志，“为人民而牺牲”，虽死犹荣。

      在这里，孙中山对宗教家的献身敬业精神 ，给予极高的评价。他将宗教事业列为博爱之仁。他认为，博爱的高尚在于，“为公爱而非私爱。”孙中山对宗教文化社会价值的褒扬，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1924年，孙中山撰文，盛赞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他写道：“青年会以德育、智育、体育为职务，吸收青年有志之士以陶冶之，而造成其完全之人格。此本基督救世之苦心，行孔子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美意。”“诸君皆曾受基督教青年会之德育、智育、体育之陶冶，而成完全人格之人也。合此万千完全人格之青年，为一共进互助之团体，诸君之责任重矣，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之责任更重矣”。“当发其宏愿”，“救此四万万人民出水火之中”！{27}

      孙中山鼓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诸君，奋发图强，承担起拯救“四万万人民出水火”的历史重任。他对基督教青年会期望之殷，关怀之深，非一般政治家所能及。

      这种殷切的期望，蕴藉着宽厚的气度。他表彰基督教青年会“人格救国”的宗旨时说：“此本基督救世之苦心，行孔子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美意。”可见，晚年的孙中山力图将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

      民国初年，孙中山曾将“文明宗教”的桂冠，赠与基督教，而对中国传统宗教文化颇有微词。他自幼受到基督教独尊上帝的教导，很难理解东方宗教文化的多元色彩，将多神崇拜的宗教列为“野蛮宗教”。孙中山的后半生，从海外回到祖国。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中，他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

      注释：

      ① 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8页。

      ③罗香林：《国父与欧美之友好》，台北1951年版，第6页。

      ④郑东梦编：《檀山华侨》，檀香山1929年版，“檀山华侨”第12页。

      ⑤陆灿：《孙中山公事略》，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主编：《孙中山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

      ⑥喜嘉理：《孙中山先生之半生回观》，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21页。

      ⑦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广东文物》中册，香港1940年版，第101页。

      ⑧陈建明：《孙中山早期的一篇佚文—〈教友少年会纪事〉》，《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5-16页。

      ⑩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一册，第36-37页。

      {11}《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页。

      {1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8页。

      {13}黄三德：《洪门革命史》，1935年版，第2-3页。

      {14}《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民报》第1号。

      {15}（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丁中青等译：《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1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6页。

      {17}《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77页。

      {18}《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61页。

      {19} {20}《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7页。

      {21}《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68-569页。

      {22}《孙中山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1页。

      {23}陈漱渝：《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24}《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16页。

      {25}《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67页。

      {26}《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3页。

      {27}《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7-538页。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