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一、“全能神”组织作为破坏性膜拜团体

“全能神”又称实际神、东方闪电，是从“呼喊派”派生出来的邪教组织，该教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大肆散布地球毁灭论，宣扬只有加入实际神才能永生。“全能神”现象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股逆流，严重危害到我国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和广大群众的身心健康。“全能神”系统内部有一整套的秘密活动规定，如接纳成员入教要按《摸底铺路问题细则》来办，组织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单线联系，每个成员都有单独的化名，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成员被抓获，要么开口不言，要么装疯卖傻，侦破难度相当大。

“膜拜团体又被称为边缘宗教，往往规模较小，制度化程度较低，由卡里斯玛(Charisma)型教主领导，表现出神秘主义救赎倾向，注重个人精神和神秘体验，有些采取秘传方式或封闭式活动，其中少数派别进一步走向极端．成为破坏社会的邪教组织。” 习五一，《解析膜拜团体——一种跨文化的研究视角》，《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1期。依据这种宗教类型学的理论，邪教组织(Destructive Cult)被包涵在宗教类型之内，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极端宗教组织。而“全能神”作为破坏性膜拜团体，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二、X县的“全能神”传播特征

X县地处浙江省东南部、台州市西部，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欠发达县，全县总面积2000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77?9%。据不完全统计，在该县“全能神”组织已达一定规模，以中老年女性为主。

X县的“全能神”是从温州、宁波、衢州三地传入的，并逐渐在安岭、溪港、湫山等偏远地区的基督信徒家落脚，以基督徒身份入场。经过2002年、2003年、2007年3次打击，“全能神”传播有所收敛。 2012年11月以来又有所抬头，是目前该县分布最广、人员最多、危害最大的邪教组织。与其他地区一样，X县的“全能神”采取单人传道，具有极高的隐蔽性，有以下几种传播特征：

（一）再组织化

这一概念由陈永革博士在描述浙江“全能神”现象时提出来。“主要表现为对原有社会组织的消解，既是对原有基督教组织秩序的消解，同时也是对社会组织的消解……我们必须重视当前浙江省‘全能神’达到一定扩展阶段后的‘再组织化’、‘再区域化’现象” 浙江省反邪教协会、台州市反邪教协会联合课题组，课题负责人：陈永革，《“实际神（东方闪电）”剖析》，内部资料，2008年9月15日，第50页。。我们认为，它适合X 县“全能神”传播的实际情况。在横溪镇某些教会中，传播者借用基督教徒身份，利用教派竞争来传播“全能神”思想，从而导致基督教会部分组织消解、牧师流失成为“全能神”的骨干成员。这种“全能神”与基督教争信徒的现象，可以看成再组织化的一种形式。

（二）再魔魅化

杨凤岗曾经论述过“法轮功”遭受打压后的21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生活再巫术化或世界的再魔魅化(re-enchantment)现象，其表现为大众流行“迷信”此起彼伏、波涛汹涌。杨凤岗，《中国宗教的三色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从X县“全能神”的蔓延趋势来看，也慢慢接近这种再魔魅化。近几年，该县的县城、横溪、安岭、溪港、白塔、埠头、下各、大战和双庙等地成为该教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区。以农村为主要活动地域，以农民特别是信教群众为主要对象，以散发传单、装神弄鬼、色情引诱、暴力胁迫、末日恐吓等手段来发展成员，泛起封建迷信的沉渣。这种推行愚昧盲信、非法结社和破坏社会稳定的活动，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巫术化。

（三）多元化

传播方式呈现多元化趋势：有的通过亲戚传教（“全能神”人员称之为“传福音”）；有的通过同村或者熟人关系传教，还拉近关系，声称“跟你是自家人才来邀请你加入，对别人我还不愿意邀请呢”来自访谈资料，编号013，受访对象为双庙乡上王村村民WYP。；有的甚至在城关地区的医院内利用做保姆的机会向“老病号”传教；有的利用推销油漆业务员的身份向油漆经营户传播；有的经常跑到目标人家里，通过唱歌等方式吸引人，“劝我不要干活，钱到时候自然会来”来自访谈资料，编号015，受访对象为城关镇南峰街道居民ZAQ，女。；有的还上门挨家挨户散发传单，建立传播的强大攻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基层政权监管的不到位。通过血缘、地缘关系传播具有天然优势，由于关系亲近或地域相近，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是邪教传播的最基本、最便捷的渠道。“村干部也是村里人，谁会去举报呢，举报了就是做恶人。”来自访谈资料，编号014，受访对象为双庙乡上王村村民ZSL，女。碍于亲情或面子，被传播者和部分村干部往往选择不向公安机关举报，从而变相保护了传教骨干。

（四）欺诈性

“全能神”的《摸底铺路细则》要求 “传福音”的时候，“到人家里勤快一些，不懒惰，给扫扫地、帮做做饭等等”，目的在于“获得他们的信任和好感”。该《细则》还明确提出：“对于一些比较吝啬的头羊或接待家庭，可以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适当买一些东西。”在传教初期投其所好，或者施以恩惠以获得别人的信任感，这是“全能神”人员进一步“传福音”的基础性手段。在步步攻势下，善良的群众很容易受其蒙骗，难以自拔。

（五）见证性

“他们的言行和举止似乎表现得特别真挚，特别诚实。” ［美］斯蒂文·哈桑，《走出邪教》，杨善录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全能神”很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宣讲所谓的“见证”：“不信教，病就不能治好，还会有灾难”。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0页。其目的是让民众信以为真，为之动心，进而产生绝对信任。见证性即证明性，列举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诱导目标，彰显“全能神”超越常识、超越常规、超越自然的超然力量。在该县境内，曾经发现的方法有“天国来信”、“鸡生字蛋”、“石头显字”、“猪会讲话”等。

（六）混淆性

传教者到传教对象家里，以基督之名，借用基督教中“神”的概念，称神“造天造地造万物，只要敬拜神便会得到神的祝福”，来自访谈资料，录音编号022，访谈对象为埠头镇李家堰村”全能神”信徒，女。同时，把“全能”的“神”与汉族神话传说中天上的主神“老天爷”相混淆，形成了无所不能的全能的“神”概念，在当地老年人中极具煽动性。通过传递“神”可以保佑身体康复、全家平安，以及宣扬“信了‘全能神’这辈子就能上天，不用等到下辈子”来自访谈资料，编号010，受访对象为朱溪镇上王周村村民ZSJ。等达到诱导加入之目的。

（七）聚会性

从基督教演变而来的“全能神”身上依然留存了基督教制度性的特征：集体仪式。由于害怕打击，“全能神”信徒经常性地变化选择信徒家作为活动地点，过集体生活，隔三岔五进行“交通”(即“全能神”成员之间的聚会、交流沟通)，传播教义。X县西部某镇中心菜场旁边某地便是该组织人员聚会点之一。

（八）脱离性

脱离性为高师宁在描述膜拜团体时概括，“强调以新团体为家，强制其成员与家庭、朋友和社会脱离关系，甚至蓄意切断他们与家人、朋友、同事等的联系。”高师宁，《膜拜团体及其研究再议》，《破坏性膜拜团体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130页。“全能神”部分教义教唆信徒抛弃家庭、离家出走、放弃事业、脱离朋友外出传教，甚至还煽动信徒卖掉家产集体居住，以迎接“国度时代”的到来。脱离性在X县“全能神”信徒中的表现较为丰富，很多信徒都选择离家出走，往往数月甚至数年不回家，家人也不知道其在什么地方。有些甚至选择脱离世界，选择轻生。如横溪镇信徒沈某，因受2008年地震事件时教内末日恐慌气氛的影响，害怕得不到上天的“户口簿”跳水自尽。

（九）隐秘性

“全能神”要求教徒联络时单线联系，设置代号、密语。只管入教，不问姓名，在交流中只称假名，如“小白”、“小六”等。“我们就知道村里的几个教友，其他人都不知道，不认识”来自访谈资料，录音编号022，访谈对象为埠头镇李家堰村”全能神”信徒，女。。新加入者称为“新人”，教导新人“一切事不准对外人说，也不能让家里人知道。”来自访谈资料，录音编号006，访谈对象为城关镇某单位退休职工，”全能神”信徒，女。

（十）半公开化

近年来，该县“全能神”传播出现了在公开场合传教的苗头：比如在人流量多的集市向生人传播根据施坚雅，农民消费需求的周期性促成了农村周期性集市的产生。这种集市在X县乡镇轮流分布，对村民日常生活影响很大，很大一部分村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食品都有集市采购，X很多农民有赶集的习俗。在X东南乡的双庙乡、下各镇和朱溪镇，双庙乡的市日为农历逢一、五、八，下各镇的市日为逢二、四、七和十，而朱溪镇市日则为三、六和九，在县东南方圆25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天天有市日的传统赶集市场群。；又比如在横溪的医院利用输液时向病友传播；以及以问路的名义询问是否信耶稣；利用跳广场舞的间隙交流传播；还有利用办喜事、亲戚朋友聚会等机会实行“大帮轰”；还有发生于邻近县市的利用微信和QQ等自媒体传教的新现象。半公开化动向值得关注，这表明邪教传播有所抬头的迹象。半公开性似乎与隐秘性相悖，其实不然。在公众场合发生的传教行为，貌似公开，却都是私下的一对一交流，并不向除传教对象以外的人开放，因而称半公开化。这种在公众场合传教的方式同样具有隐秘性且转瞬即逝，很难抓住把柄，增加了防范和打击的难度。三、破坏性膜拜组织“全能神”的县域综合治理机制针对该县目前邪教发展的趋势，如果顺其继续下去，将严重破坏正常的宗教活动，给信教群众的家庭带来伤害，继而对该县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积极应对，落实各项措施已刻不容缓。

（一）全面摸排，以百日攻坚的勇气打击邪教

以百日攻坚的勇气和毅力来完成“全能神”的摸排打击工作。过去几年，X县对全县“全能神”情况进行了数次摸排。在此基础上，要对聚会点负责人及成员进行全面登记造册，建立一套完整档案。今后一段时间，要开展深入细致的摸底排查，力争查清该组织人员底数，建立完善数据库，通过完善档案详细了解每一位信教特点。以百日攻坚的决心和勇气做好“全能神”的打击和分化瓦解，继续做好教育转化工作，把受其影响的群众争取回来，同时对少数首要分子予以严厉打击，进一步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百日攻坚行动应由多方单位联合各乡镇街道等单位组织实施，协同作战，依法严厉打击“全能神”邪教组织活动骨干和职业传教者，重创其组织体系，摧毁其物资运送方式和境内外勾联渠道，切断向境外资金转移渠道；教育转化一般成员和受裹胁群众，强化社会警示教育，主动开展宣传揭批。通过百日攻坚，在全县形成打击防范和宣传揭批“全能神”邪教组织的强大声势，坚决遏制“全能神”邪教组织发展蔓延势头，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组织建设，强化社区动员能力

较之其他各兄弟县市，X县的反邪教协会自身建设工作起点低、起步晚。在各级单位重视下，协会精心筹备，有序开展乡镇反邪教分会的建设工作。从埠头镇设立反邪教分会开始，直至安岭乡分会成立，标志着20个乡镇（街道）全部完成了反邪教分会的成立工作。县反邪教协会完成了在2014年初制订的“完成全部乡镇（街道）成立反邪教分会”的工作计划。反邪教分会的全面部署完成，意味着协会的组织建设得以加强、社会资源得以整合，开展工作将更加有力。结合各乡镇实际，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完善协会内部治理结构，使协会自身的运行走上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在社会组织治理结构完善的基础上健全协会内部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从而更加有力的领导广大群众把反邪教这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进行到底。在强化组织建设的同时，需要加强社会动员能力建设。

传统的政治动员模式如今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反邪教工作需要探索新的基层动员模式，从而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邪教工作是一项综合性、长期性的战略任务，不能一蹴而就，因而需要创新基层动员方式。我们认为，立足基层、立足社区、立足实际，引导城乡社区民众自发参与到反邪教工作中来的社区动员模式是一条可行路子。通过建立居民社区认同感和荣誉感、充分调动社区的可利用资源，通过社区文化建设增强居民的信任感，包括邻里信任、社区信任、地域信任，改善基层社区的社会关系。“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和参与，建立起民众对于社区的共同情感，将反邪教事业变成为民众优化社区环境的责任，以合作机制建立起防范网络，从而为丰富社区精神文化奠定稳固的草根基础。”李宝梁，《论反邪教斗争中的基层动员与基层组织建设》，《中国反邪教协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CNKI,2007年。

（三）创新宣传方式，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

开展形式多样的反邪教宣传工作。在各乡镇街道开展《揭穿邪教“全能神”》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图片展活动，并向过往群众发放“致全县广大市民的一封信”宣传单。其大致内容为呼吁每一位公民崇尚科学、抵制邪教，形成科学健身、健康生活，建设和谐美丽家园。自觉做到不听、不信、不传邪教歪理邪说，主动检举揭发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

开展宣传周、宣传月等活动，通过全方位、高密度和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使反邪教宣传入耳、入眼、入脑。印制认识“全能神”反邪教宣传挂图，将其危害、骗术等反邪知识与印制日历、挂图等工作结合起来，让反邪教融入日常生活。通过大篷车巡街滚动播放“全能神”危害、传播方式、识别办法的音频，公布公安机关打击处理邪教的举报方式。

微电影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现代艺术表现方式，在传播文明、弘扬文化、塑造精神、引导舆论等方面具有强大功效。2014年，协会成员在查阅《康熙X县志》中发现了上张乡姚岸村张大勇反邪教的历史记载，协会抓住这个历史线索，编写了《除邪记》的微电影剧本，将该县的真实人物以古装微电影的形式展示还原。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依据史实拍摄的这部微电影取得了强大的宣传效果，它不仅是本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微电影，而且填补了浙江省史实类反邪教微电影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正能量的作用。

（四）关注需求市场，关怀弱势群体

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的宗教市场理论被人诟病的一点是，只考虑制度性的宗教供给，而不考虑非制度性宗教以及信众的需求。“所有宗教经济都包括一套相对稳定的市场需求区位。”［美］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0页。需求仍是宗教社会学关注的重点，通过宗教组织的整体研究可以观察社会的整体宗教参与程度，但无法代替个体为何以及如何参与宗教（邪教）的研究。对于信众需求的分析仍然重要，许多邪教组织就是针对弱势群众的需求开展传教工作的。

“全能神”组织不仅具有隐秘性，还披着关怀弱势的慈善外衣。弱势群体是邪教组织渗入的良好温床，包括以下几类人群：

一是病患群体。X县“全能神”传播的特点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就是因为自己或家人正好生病，被“全能神”分子趁虚而入。如大战乡的方某某为保密需要，本文所用人名均用某某代替。，其老伴身患肺癌，久治未愈，在信徒的洗脑下，饱受生活挫折和精神压力的方某某自以为寻到了心灵寄托，开始一心一意地信仰“全能神”教。横溪镇的陈某某曾因“全能神”问题被劳教，后来身患癌症，却又因其弟与人的山林纠纷持续上访，成为“老上访户”。

二是空巢群体。X县很多老人由于子求学、工作、打工、做生意等原因离家生活，造成两地分居。与家人空间上的距离、观念上的代际差异、精神慰藉的缺失，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单调匮乏，这些实际情况和老人希望享受儿孙绕膝的理想状态相差甚远。埠头镇的张某某开始信奉“全能神”，也是因为老伴身患中风，而自己又从二楼楼梯摔下，身缝23针，而这时候三个小孩又都不在身边，倍感无助之时恰逢传教，便选择相信“全能的神”；城关的王某某，子女不在身边，老伴身患重疾，长期在重症监护室。在一次买菜的途中偶遇曾同在食堂烧饭的工友向其传播。后来该工友又多次来王某某家向其传播“全能神”的理念，善良的她慢慢成为“全能神”的忠实一员，还对身边的家人和亲戚进行传教。通过熟人传教，是“全能神”的一种较为常见和保险的传播途径。“压制会导致宗教团体选择亲友网络进行传教的意外效果，因为其有助于减少外在的政治风险,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卢云峰，《苦难与宗教增长：管制的非预期后果》，《社会》，2010年第4期。

三是迷信群体。在迷信色彩比较浓厚的乡村，人们更容易相信“全能神”歪理邪说。这类群体本身对佛、对神就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容易将自身行为及生活遭遇都与鬼神联系在一起。福应街道的林某某，在一次去幼儿园接女儿的途中碰到“全能神”人员向其传福音。来人问其是否信耶稣，因为她家是基督教家庭，爸妈都信耶稣，她也就说相信。由此，“全能神”人员打开话题，从“人要向善”、“要敬神”、“要做好事”开始对其进行传教，最终陷入迷途。

四是鳏寡群体。很多独居老人、残疾五保、失独家庭、贫困家庭、不睦家庭等群体，离群索居，亲情缺失、接触面窄，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他们同样渴望得到周围人群的接纳和社会的认同。但现实社会中，他们显得无能为力。“全能神”便使用“周济法”，打着“帮工”的名义，帮他们干活，向他们分配一些钱、粮、物，诱使他们过集体生活，感受集体的温暖，具有很强的欺骗诱导性。

我国的基层治理体系中，社会保障机制仍不健全，群众的利益表达机制仍不通畅，致使处于社会转型中的矛盾个体、弱势群体和其他特殊人群难以感受到社会关怀和政府照拂，思想上出现障碍或扭曲，产生强烈的剥离感。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完善和畅通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特别是畅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加强法律保护，是遏制“全能神”孳生蔓延的根本。同时，也应该通过发展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加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低保人群受益面，关怀每一位处于低生活水平、个人（家庭）变故期的群众。“把教育转化与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使信徒在社区服务中重新找到归属感，回到社区温暖的怀抱。”习五一，《深入社区，建设治理邪教的长效机制》，《宗教、教派与邪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0页。加强人文关怀，关注他们心理困惑、实际需求以及法律知识层面的匮乏，帮助他们找回自己，回归正常生活和现实世界。

（五）借台唱戏，系统推进反邪教工作顺利开展

反邪教活动是一项浩繁工程，不能单一、孤立地开展反邪宣传，而要把反邪宣传与农村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起来，做到系统推进。为了宣传反邪教而单独设灶，既不够高效集约，也显得不够丰富，难以吸引群众目光。把反邪工作与其他相关活动结合起来，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克服人员少、资金不足的问题，X县反邪教协会充分利用各种已建平台，由“搭台唱戏”向“借台唱戏”转变，开展行之有效的反邪教宣传活动。X县反邪教协会利用慈善总会在官路镇石井村开展“迎新春，送温暖”活动为契机，开展系列宣传。一是利用可移动的宣传告示牌，向村民宣传反邪教知识：专门开辟区域，放置反邪教宣传牌。二是向参与的群众发放了反邪教宣传手册《反邪教知识读本》、《崇尚科学反对邪教》以及揭批“全能神”邪教组织的宣传活页《揭穿“全能神”邪教组织的真实面目报纸》、《拒绝邪教、打造平安X》，共计600余份。

此外，县反邪教协会抓住县宣传部、县妇联联合开展的“最美家庭”评选活动的时机，在评选的同时宣传反邪教知识。协会将“仙之韵”义工服务队编排的反邪教节目群口快板《坚决消灭“全能神”》、“三句半”《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同台演出，由于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故事曲折、有根有据、贴近当地，取得了很大反响。此外，全县平安宣传纳凉晚会、平安大巡防等活动也适当穿插了反邪教的宣传内容，协会编写了反邪教知识抢答题，在演出同时进行了有奖问答环节，受到现场观众的好评。

（六）激发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公益组织

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有序发展是社会建设的基础，积极培育和引导公益组织，可以夯实邪教治理的土壤。反邪教协会作为一个群众组织，本身属于公益组织。“公益组织扎根基层，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和草根性，有利于培养基层群众的信任感，增强对邪教渗透的抵抗能力。”张祝平，《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反邪教工作的策略选择》，《中国民族报》2014 年10 月28 日。同时，公益组织凭借其独特优势，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反映公众诉求、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依据本文对邪教易发人群的分析，公益组织的服务人群与反邪教活动的惠及对象具有重合性，在公益活动中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和科学知识，增强基层民众对邪教的抵御能力。 

近年来，X县的公益组织发展呈现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目前，全县志愿者组织有300多个，注册登记志愿者1?5万多人，经常性参与各级各类公益活动的组织有36个，1600余人。随着2012年以来“慈孝X”的创建，X县在县级设立志愿服务中心，在乡镇设立志愿者驿站，在村级设立志愿服务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让爱心服务理念深入人心。

大战乡在原青年志愿者艺术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民间志愿者艺术团”，由本乡拥有文艺特长的热心人士组成，是一个自发成立的民间公益组织。该团先后奔赴各村文化广场、文化礼堂和中小学等地开展以“关爱生活、崇尚文明”为主题的演出。演出把反邪教知识与科技、文化、卫生、法律相结合，提高了广大对于邪教的辨别能力，营造了讲文明、信科学的社会氛围，为该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创造一个和谐、优美、文明的社会环境。

 

作者简介：王凯元，中共仙居县委党校教师，助理讲师，社会学硕士

徐文兵，仙居县委防范与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干部

本文责编：秋实

（转自《科学与无神论》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