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一、科学和传统人文主义的断裂

十五、十六世纪自然科学建立起来的对自然界认识的一系列相互独立的知识部门，激起了人类从整体上认识科学的热情。在这一历史时期，科学主要是指理论化的知识体系，弗兰西斯·培根率先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他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结构的愿望以及依据理性能力对科学分类的原则为科学朝着纵深方向分门别类研究自然创造了条件。更可贵的是培根透过科学各分支部门相分的现象看到了科学的整体性，提出了科学统一性的思想，他提出要“把知识的各个部分，只可当作全体的线索同脉络，不可当作各不相谋的片断同个体……把知识的连续性与整个性永久保存起来。”弗朗西斯·培根：《崇学论》，余丽嫦：《培根及其哲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3页。在培根看来，过分强调各学科的独立性只会使其浮浅、谬误。

不可否认，在近代科学启蒙时期，科学与人文在使人摆脱迷信和神话走向觉醒方面具有突出的历史功绩，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或者说科学与人文相互支撑、相辅相成，共同成为摧毁宗教神学统治和束缚的重要力量。然而培根对新科学的划界与统一性的认识并没有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而得到继承和发扬。相反却陷入了狭隘主义的知识观，即“科学”降格成为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的、实证的科学，即自然科学知识，科学逐渐沦为认识的工具而愈益缺少人文目的和关怀。自启蒙运动开始，科学与人文的断裂就已经初见端倪。

科学与人文原初的统一在十八、十九世纪发生了逆变，科学以物为尺度越来越关注功利性价值，人文以人为尺度更多地指向人的情感、价值、伦理等生命存在和意义。近代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人类沉浸在科学胜利的欢乐中，以至对科学愈加崇拜。科学以其现实性力量逐步夺取文化霸权话语地位，而传统人文则走向全面衰落、失势。作为对科学强权的抗议，人文主义站在维护人的价值关怀的立场反对科学主义的偏颇；而科学界也不甘示弱，极力排斥人文知识分子的傲慢无知和极端自负。自十九世纪末以来科学与人文旷日持久的断裂到了20世纪中期达到高峰。长期以来，人们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上常常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无奈选择之中，“科学大战”的无果而终就是证明。

科学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压抑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对峙和失衡，自然科学的僭越源自启蒙时代科学的强权，人类在现代筹划的初期面对着两种启蒙精神:一是致力于改变人类受奴役状态的人文理性；一是用以度量并驯服自然的工具理性。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工业革命的兴起，具有主体性的启蒙理性发生了结构上的分裂和失衡。现代工业文明社会里，启蒙精神所蕴含的批判的、反思的、否定的人文理念被取消，蜕化成为单一的、肯定的、实证主义理念，于是科学的、操纵的、控制的理性堂而皇之成为工业社会发展新的行为方式的智慧之根。所以霍克海默说，在启蒙精神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有一定的理论观点受到毁灭性的批判，甚至启蒙精神的概念变成了泛灵论的巫术，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背离启蒙的初衷而成为一种破坏性和否定性的力量，并且以其威猛无比的力量宣告“科学主义”的统治地位。

科学主义囿于对理性的精确知识的无条件追求，把关于人的关怀、社会价值等“人的科学”置于科学研究的边缘位置。在科学主义泛滥的时代，“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抱负”主宰了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自然科学过分强调狭隘主义理性的价值和功能而鄙薄非理性主义的价值——艺术、文学、伦理道德，企图用科学去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科学已经超越自身界限而成为理想社会发展的唯一尺度，因为在启蒙精神的理性主义表达式中，公式取代了概念，数字成了启蒙的规则。形式逻辑为启蒙学者提供了预计世界的图式，现代社会中的一切价值都进行抽象的简单量化，自然界仅仅是在数学上可计算的量化世界。对于启蒙来说，任何不符合计算和理性规范的存在都是可疑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科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等人类文化的意义隐藏着被消解的危险，自然科学逐渐跃居人类科学文化的核心位置。

作为对启蒙悖论的回应，后现代哲学家要求“告别理性”、“终结科学”、废弃理性精神，“没有混沌就没有知识，不频频放置理性就不会进步。今天构成科学真正基础的思想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存在着偏见、奇想、激情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反对理性，还因为它们被允许为所欲为。”［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现代反科学主义思潮更是具有某种消解科学合理性的危险，罗蒂就试图把科学归于人文，主张用“合情合理”去替代“科学理性”。 西方现代化实践的历史灾难和后现代思潮的深刻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宣告了科学主义的历史终结，但对人类科学体系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对峙和冲突而言，似乎存在着矫枉过正的情形。

二、现代科学与人文主义契合的可能性条件 

在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两翼，二者的协调发展是人类持久幸福的可靠保证，脱离任何一方的单向度发展都会流于虚妄。科学与人文的历史性关系呈现这样的态势：在科学尚未萌生的阶段，人文价值诉求处于社会价值系统的显学地位，而科学则处于附庸和隐态地位；在科学得以彰显昌明的阶段，科学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人文关怀则受到贬抑；未来社会的发展则应由科学与人文契合、互补所形成的文化合力推动。德国技术哲学家F·拉普指出：“只有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事实和从事一定活动时应预见的后果。而只要讨论有关规范的问题，就离不开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由于各学科的分工，这两个门类的知识都无力单独解决全部领域的问题。”［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177页。因此寻求科学与人文的契合就成为现代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科学与人文契合的可能性条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科学与人文契合的观念可能。科学和人文的契合在观念的层面上表现为观念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启发，其具体的方式有：一般的语词概念上的移植，一些稳定规范的跨领域使用，一些深层信念的趋向一致等等。王平：《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与共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产生于科学或人文领域但是具有很强辐射力和震撼力的观念，不仅会给特定文化领域的研究带来“新气象”，而且也会给其他领域尤其是交叉学科研究带来新思路。科学与伦理道德互动发展的趋势就有力地证明了科学与人文观念的渗透和融合。一方面，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在范围上的拓展和内容上的创新的特征，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性的、创造性社会活动，其发展必然会对传统的、过时的伦理道德、价值理念等产生巨大的冲击力。特别是现代高新科学的发展，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人类思维方式和思想理念的变革，促进价值追求的转向和道德观念的进步。另一方面，人文价值理念、人道主义原则、伦理道德规范等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的激励和规约作用也越来越深刻。

第二：科学与人文契合的现实基础。科学与人文作为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必然内在地具有社会现实性的本质，实现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便成为现代科学和人文共同的关切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机遇与风险共存的“合力”所形成的历史过程。危险与风险是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术语，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风险关涉的是未来所发生的事情，而对未来的拓殖却又打开了新的风险情境，其中有些又是制度化地组织起来的。”［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35页。科学的发展加速了人类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进程，社会丧失或消减了其自身固有的人文批判功能。由于科学发展的不完善和不成熟状态而导致对其自身缺乏预警系统，不能对其可能发生的恶果做出积极的伦理预测，这就使得人类面临的风险与危险更为严峻。科学的强势文化对社会造成的风险就是整个社会的脱愈问题，“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系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8页。人文文化对现实的反思、超越和批判以及对理想价值目标的追求，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消解或减少这些脱域机制造成的潜在的危险，因而科学与人文在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目标上有契合的现实可能性。

第三：科学与人文契合的人学根基。美国人类学家路丝·本尼迪克林将人类文化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代表秩序和控制的“阿波罗文化”，即代表自然科学文化；二是代表激动和激情的“狄俄尼索斯文化”，即人文社会科学文化。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而且还是一种文化存在物，文化对人类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两类文化的有机统一，不可偏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并行不悖地发展才能为人类打开一片崭新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赖以进步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即历史科学。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及其精神，完整意义上的科学应该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诸领域，而且各门具体科学又都是彼此沟通相互融合的，近代科学诞生之初就是科学与人文、理性与精神完美结合的典范。休谟从人性论的视角解读科学，认为一切学科的研究都与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无论是研究自然，还是研究社会以及人自身，它们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都返回到人性的问题，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最终极的意义上将统一于人学。随着历史进程的展开，人类的认识发展愈益表现为一个重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及其内在互动的自然历史过程。

第四：科学与人文契合的形而上学诉求。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是同源共生、和合统一的，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和美好，使它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并把个人引向自由。科学与人文共同的价值追求——真善美是二者契合的形而上学基础，因为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明所取得成就的一种标志，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智慧结晶，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追求真善美的不同文化模式。十八、十九世纪形成的固守求真而缺失臻善、达美向度的科学逐渐成为人文文化责难和声讨的对象，“科学的成长消灭了生活的美和诗意”。现代科学的发展要吸取沉痛的教训，将求真精神、臻善精神、达美精神的理性、伦理、审美等多重向度在科学伦理精神中契合。

三、建构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精神

现代科学对存在于人类周围的神秘世界的探索不仅征服蒙昧和无知，而且还将“给予我们一个胜过诗人和梦想家所给的关于物质世界的启示。”［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94页。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建构从可能走向现实需要承认两种文化的差别、走向对话与沟通、告别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两种文化采取积极扬弃的态度。

第一，承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差别是建构科学人文主义的基本前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毕竟分属于不同的科学范畴，必然在科学理念、研究方法、思维模式、精神气质、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具有内在的独立存在的价值，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必然要承认这一异质性的事实。自然科学以理智的直观向外探求，借助理性的方法，以物为尺度，建立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人文科学则以理性的反思向内探求，借助情感、意志等感性手段，以人为中心建立人文关怀的价值体系。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用规范的(no mothetic)和表意的(ideograhic)这两个词描述这种差异，认为自然科学寻求普遍性和法则，而人文科学则寻求个别性和唯一性。“(人文)科学以个别化的方法从现实中挑选出的东西，即‘文化’，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在用普遍化方法把同一现实作为‘自然’加以考察时所作的那样。”人文科学要采用“一种用以叙述一次性的和特殊的事件（个别性、唯一性）的历史学的‘表意化’方法。”［德］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1-88页。对文化系统各成分的区别加以抹杀，只会损害人们关于整个系统的认识，无法弄清各要素对系统的真实贡献。无论是用科学规范人文，还是用人文消解科学，最终都无法真正解决完全意义的人类文化的发展问题。

第二，建构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精神需要告别科学与人文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超越各种对科学精神的片面理解，立足于人类的整体发展、长远发展来反思人类精神。超越科学启蒙并不是对科学文化的绝对否定，而是对科学文化的辩证扬弃，通过唤醒沉睡的思想，在科学和人文这两大文化子系统中架起一道桥梁，弥合了二者之间的鸿沟和隔阂，消除两类文化的断裂和分离，追寻一种完整的、系统的科学价值理念，塑造一种新型的、开放的人类文化体系和现代科学伦理精神。

第三，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从对立、排斥走向对话、沟通是人类科学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和谐统一、协调发展无疑是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而这种和谐的对话更多的是观念的交汇和融通，是以相互宽容为前提的对话。科学与人文的契合不仅是现代科学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为科学的求真增添审美的、臻善的精神层面的价值，同时也为人文的价值关怀提供现实的物质力量。人类认识的科学视野不单纯是对自然的认知和求证，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价值诉求和伦理评价，“把科学家看到的世界和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学术家看到的世界结合在明白易懂的关系中，而不牺牲各自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53页。从而避免人文学者盲目的自信和傲慢所造成的“科盲”，同时也纠正科学家对人文学者过激和偏狭的指责。

第四，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建构需要对两种文化采取积极扬弃——既克服又保留的态度。现代科学人文精神需要克服科学理性的狂妄和传统人文精神的虚妄，保留原有科学精神的积极因素：自由探索、实事求是、勇于批判、超越创新，增添对真善美及其内在和谐性的自觉追求。在科学观上推崇科学的创造性、开拓性；在自然观上强调人与自然的相通性；在价值观上倡导事实与价值合一的知德相蓄性；在思维风格上崇尚多向度、发散性思维；在文化观上提倡谦恭和宽容、平等对话、相互尊重。所以说，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精神内涵对科学理性、工具理性的人文重建，注重科学的人性意义和人文关怀，蕴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正如萨顿提倡的围绕科学建立新人文主义，实现“科学和人文的双重复兴”。新人文主义并不排除科学，相反，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利用科学；将努力减少和消解把科学知识抛弃给自己专业带来的危险。另一方面唤醒科学的人性关怀，挖掘科学的精神价值和人文价值，实现科学的人道主义目的，为人类谋福利。

“新的精神和对新社会秩序的渴求孕育着新的科学”，对现代科学人文主义精神的坚持和弘扬以及现代科学界层出不穷的革命性发现日渐粉碎着科学主义的自负和狂妄，科学的新发展终将使之获得在以前的岁月中完全缺失的一种流动性和宽厚。明智的、有远见的科学家也逐渐认识到人文文化在科学发展中的意义和价值，科学应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位一体、和谐共处为其终极目标和理想追求。

 

作者简介：朱培丽，新乡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