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之所以回顾这段历史，就是因为要在此篇文章申明一个常常被人遗忘或者忽略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固然宝贵，但单单靠她是无法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实现伟大复兴，这一点在中原王朝第一次完全亡于少数民族政权之手的13世纪已经有明显的体现。如果我们在当今的传统文化热中忽略了这一点，有可能再次遭受巨大损失。

一、对21世纪传统文化热的初步归纳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开始日益升温，进入21世纪之后则呈现了大规模的文化热。在某种程度而言， 20世纪80年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心态还是有些悲观和宿命，如《河殇》当时《河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一度受到欢迎。参见王铎羲：《回看〈河殇〉事件》，《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和《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度流行就是明证。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就日益增加。《人民日报》就为之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的文章毕全忠：《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 。而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传统文化热大陆呈现各个社会阶层广泛参与的局面。

在这其中，2004年是一个重要节点。曾提前退休、在王阳明“龙场悟道”所在地建阳明精舍的蒋庆发起引起巨大争议的读经运动。参见王怡：《“读经”背后》，《书屋》2004年第10期。 虽然有不少反对声音，但读经运动的影响却日益加深。就包括笔者所在的城市呼和浩特而言，不少幼儿园的小班学生都有专门的课程学习《弟子规》。

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发起的“2004 文化高峰论坛”则发布了《甲申文化宣言》。这是继1935年十位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位教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之后，又一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郑重宣言。该宣言指出：“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甲申文化宣言》，《中国青年报》2004年9月8日。 该宣言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有一点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此宣言部分发起人和参与人具有官方色彩，如许嘉璐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继愈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

2004年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热重要标志的还有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官方首次主办祭孔大典。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于2004年在韩国成立。浏览孔子学院总部的网站（http://www?hanban?edu?cn/），可得知其与作为教育部下属事业单位的国家汉办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现在的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为副部级干部，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主席则由一名副总理担任；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孔子学院已经发展1000家。2004年9月28日，政府官员首次主持纪念孔子2555年诞辰祭祀大典，并由中央电视台面向全球直播。《孔子诞辰2555年祭祀大典》，《江南时报》2004年09月29日。 这种公祭方式沿袭到现在。 

而继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之后，2006年还出现了至今仍未消退的《论语》热。于丹2006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讲解《论语》，得到颇多关注。虽然有不少人对于丹的解读颇有质疑，却丝毫不妨于丹在民众的热度。而在于丹走红的同时，其他与《论语》有关书籍的销量也出现了增长。例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此前每年的销售量只有四五千册，但是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达到了一两万册柳霞：《传播文化经典引起学界关注：“于丹式解读”反响不一》，《光明日报》2007年3月19日。 。这种对《论语》的热情在多个方面都有体现。例如，笔者2010年时曾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就读，有关《论语》的课程就因为颇受欢迎而将上课地点由可容纳三十余人的教室换到可容纳二百余人的报告厅。而在国家层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开始就有演员吟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后续的表演中又齐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人民日报》2008年8月9日。 

政界人士对儒学也多有肯定。201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山东曲阜孔府考察，并表示要深入了解相关知识；2014年5月，习近平视察北大，与《儒藏》总编汤一介先生进行深入交流，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及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2014年9月，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并发表讲话，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此类活动。陈方：《曲阜的儒学工程》，《北京青年报》2014年10月13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过去，孔子的学说有利于“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在当前，孔子学说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延续民族文化血脉”，而且“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自己以及开创美好未来必须不断发掘和利用包括孔子学说在内的文化遗产。习近平：《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联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孔子研究》2014年第5期。 而在政界高度肯定的同时，儒学下乡、儒学复兴也成为报刊杂志的热门话题。考虑到历史上的“批林批孔”运动，这种对儒学的热情很能说明当前传统文化之热。自然，传统文化的其他内容也得到重视。例如，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也是21世纪的事情。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通令》，《江西政报》1950年第1期；《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3期；《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人民日报》2007年12月17日。 

二、21世纪传统文化热兴起的深层原因

对于这场文化热兴起的原因，徐友渔认为与其说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回归，不如说是政治和商业动机的主导。徐友渔：《中国文化有前途吗？》，《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27日。 而在笔者看来，即使是政治和商业动机也需要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而这次传统文化热是多个阶层都广泛卷入。其兴起有若干深层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二是在西方文化大为传播以及精神生活出现危机背景下的反弹；三是21世纪后经济增长之后中国人自信心增长的必然结果。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是毋庸置疑。人们常说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且不说诸如四大发明等物质技术方面对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人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成就也是绝无仅有的。除了浩如烟海的史书，《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优美的文学作品，精美的绘画、雕刻、书法作品外，道德方面也受人称道。中国在19世纪遭到前所未有的强敌入侵，但西方传教士也不得不承认：“所有对此作过彻底调查的学者一致认为，其他民族依靠物质力量生存，而中华民族依靠的是道德力量。一位学习历史的人或善于观察的旅行家，只要了解人的本性，无不对中华民族奇迹般的道德约束力肃然起敬，这种约束力从古至今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威廉姆斯博士说：‘儒教对中华民族在追求理想人格，善良人性方面的影响，无论作何评价，都不过分，它所描绘的极高的道德标准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至于整个民族都要接受这一标准的评判。’莱格博士说：‘儒教在作为人的责任方面的精彩教诲，实在令人赞叹，它所推崇的四个方面的教诲——文质彬彬、谨守道德律令、关注精神、诚实，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和摩西律法及福音书教诲是一致的，以此为标准建立的世界，必将是一个美好的世界。’”［美］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250-251页。 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也感叹：“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1998年版，第10页。 

因此，在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中国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的现象。罗荣渠：《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黄山书社，2008，第11页。 例如，梁启超在1919年旅欧途中看到欧洲战后种种现象，思想上发生了“从崇拜西方科学到否定科学万能”、“从鼓吹竞争进化到提倡互助互爱”、“从输入西方文明到弘扬民族固有精神”的转变。董增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这也说明当前出现的传统文化热并不是偶然的，传统文化的丰厚为今天的传统文化热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其次，传统文化热的出现是对西方文化影响日益扩大以及精神生活的危机的反弹。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如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梁启超：《李鸿章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页。 ，西方文化开始大举进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愈来愈大。朱学勤曾经指出：“今天一看中国人的现实，除了语言、吃饭的筷子，衣食住行，哪一点都是大大西化，而语言中包含着的那种感情方式、内心独白等也是大大地西化了。”朱学勤、李辉：《两种反思、两种路径和两种知识分子》，见李辉、应红编《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81页。 这几年情况更加明显，连汉语言本身都遭到英语的不断侵蚀。《左传·僖公十四年》有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现在中国文化面临着“皮”和“毛”皆失的危机。以至于《中国新闻周刊》在2006年第42期刊发了轰动一时的“我们是谁？”这样一个专题，其中有这样的文字：“究竟怎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形象？一个人是不是只有过一种特定的中国式生活方式才算中国人？假如一个人说的是英语、过的是西方的节日、穿着西式服装，甚至信仰来自西方的宗教，那他还算不算中国人？”秋风：《我们是谁？》，《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42期。 

在西方文化传入的同时，传统文化也遭到尖锐的批判和猛烈的打击。20世纪初期知识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矛头直接对着传统文化。鲁迅在《狂人日记》有这样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鲁迅集》，周楠本编注，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学界的一些人则提出了“全盘西化”的观点。新中国成立之后，“破四旧”更是成为一时风尚。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在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又刊发《好得很！》社论，对“破四旧”的行为大加肯定。《好得很！》，《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就连故宫，也至少有两次要被规划拆除改建，但分别因“三年困难”和“文革”爆发而幸免遇难。《故宫内曾计划建“党中央大楼”》，《文史博览》2012年第8期。 “文革”中一些红卫兵也要去故宫“破除四旧”，周恩来总理得知后连夜派部队前去保护，故宫才免遭劫难。参见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 50页。 

这些或外或内的冲击引起了强烈反弹。早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反弹就相当明显。例如，张明敏1984年的《我的中国心》就在大陆引起持续到现在的广泛共鸣。虽然这首歌动起意是描述海外游子的心情，但“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的歌词黄?、 王福龄：《我的中国心》，《歌海》2005年第1期。 也很能反映大陆人的心声。进入21世纪之后，基督教在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引起这是否会改变中国文化的特质的担忧，如果说2007年十博士呼吁慎对“耶诞节”的倡议《北大等十院校十博士倡议慎对“耶诞节”》，《前进论坛》2007年第3期。 还遭到不少批判，那当前强调要鼓励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发展以达到“宗教生态平衡”已在学界成为一种流行的声音相关讨论参见王超、高师宁：《宗教管理模式争论的回顾与思考——从“宗教文化生态平衡论”说起》，《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5期。 。而在政治层面，往往被认为与封建迷信与反动会道门有着或多或少的民间信仰的管理也日益松动，国家宗教事务局成立了处理民间信仰事务的业务部门，如三一教等民间信仰组织也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孔德继、吴如加：《大陆民间宗教管理变局》，《凤凰周刊》2014年第7期。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人们却感到社会风气日益堕落，自己也失去了精神家园。过去靠树立人格模范来确立道德标准的做法行不通了。在2013年3月5日的“学雷锋日”，一部讲述雷锋从小学毕业到牺牲的成长经历的传记电影《青春雷锋》在南京有些影院首日上映4场竟无一人买票。马?：《〈青春雷锋〉南京上映首日“零票房”》，《扬子晚报》2013年3月6日。 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也有所体现。参见周勇：《电影〈青春雷锋〉遇冷》，《江淮晨报》2013年3月7日；新晨：《〈青春雷锋〉遭遇零票房》，《汕头日报》2013年3月8日。 面对此种情况，有人就求助于传统文化。这是当前传统文化热的重要原因。

最后，随着被视为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多年，虽然面临着重重困难与挑战，但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热的出现就成为理所应当之事。本来经济的增长就为传统文化的存续提供了良好条件。任继愈先生在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及他推进《中华大典》编纂的初衷时指出：“回顾历史上文化昌明的时代，比如汉唐盛世，都是经济先恢复，文化才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必将迎来一个文化盛世。……文化传统无法割裂，也不可能推倒重来。”王大庆：《任继愈：“记忆中心”的守护人》，《光明日报》2005年9月13日。 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与文化有了更多的自信。例如，郑瑞平就针对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儒家贤能政治进行了新的阐释。范瑞平：《走向儒教贤能政治：在现代西方政治陷入困境之际》，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22辑，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91-113页。  

三、在重视传统文化的同时不能忽略科学

正如前面所言，传统文化热受到诸多批评。事实上，什么是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个问题。蔡元培在写给《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作者之一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地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转引自张耀杰：《蔡元培否定梁漱溟》，《南方周末》2009年4月30日。  

更让人值得注意到是，在这场传统文化热中不少人对科学技术的忽视是很明显的。梁启超在几十年前就指出：“老先生们不用说了，就算这几年所谓新思潮、所谓新文化运动，不是大家都认为蓬蓬勃勃有生气吗？试检查一检查他的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民主与科学》2003年第2期。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如果不加以转变，就很危险：“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民主与科学》2003年第2期。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曾爆发多次文化论战，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理论出发点起色都是“文化决定论”，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虽然中国现在的情况没有梁启超所处的那个年代那么危急，但他提到的问题并非就没有警醒意义。

现在人类早已进入太空时代，但仍有国人津津乐道于中国“古已有之”。现在一些人动不动就提四大发明如何，中国最先发明了什么技术。但残酷的事实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德］马克思、［德］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中国可能领先于世界很长时间，但别人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就赶了上来。在近代，外国侵略者就靠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事实上，中国的技术并不是到了明代开始才逐步落后的。我们总是说中国古代航海技术发达，但唐朝时那十万胡商又是怎么来的？而元军用来攻破襄阳城的回回炮更是当时外部世界在很多技术方面领先于中国的例证。当前国际上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而国内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当有些人还沉迷于能够通过练气而千里发功时，美国的精确制导导弹却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是取人首级于千里之外。在1991海湾战争中，美军一架攻击机在伊拉克一水电站数十千米外发射“斯拉姆”导弹，在电站外墙炸开一个洞，随后又发射了第二枚“斯拉姆”导弹，准确地从第一枚导弹所击穿的缺口中飞入，摧毁了发电站。孙永杰：《百里穿洞的斯拉姆空地导弹》，《航天》1994年第5期。 而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更是使用了大量的先进武器。当国内一些人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复原据称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时，美国研制出了具有高度机动性能的机械狗，负重400磅不间断行走20英里，即使跌倒也可以通过自动控制站立起来《新型大狗机器人“阿尔法狗”》，《机械工程师》2012年第10期。 。

纵使如此，一些人仍然轻信“世界须孔子拯救”的传言。一位社会名人在2007年撰文称：“1988年，6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这些文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各领域的专家得出一个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个世纪以前的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许嘉璐：《中医崛起，要有自信和韧性》，《人民日报》2007年12月6日。 而笔者在2014年10月举办的“2014‘儒教重建与道德教化’学术研讨会”上，还看到一与会者散发的材料仍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体认为只有孔子才能拯救人类的言论。对于这种传言产生的原因，参见王奇昌、杜星怡：《对“世界需孔子拯救”传言的考察及反思》，陈明、朱汉民主编：《原道》第25辑，东方出版社，2015年。换而言之，在有些人看来，科技并不算什么：“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浅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民主与科学》2003年第2期。 

但国家的强盛并不是靠熟读《四书》所能解决的。当汶川大地震中唐家山堰塞湖对下游民众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也只能通过科技来加以解决；当中国面临经济转型、需要产业更新换代和大力推进创新事业时，也需要科技水平的切实提高。中国人固然勤劳，但不能一直生产廉价产品，大量消耗资源。我们也许可以通过传统文化求得道德的重建、内心的宁静，但我们也需要科学来复兴我们的民族。“两弹一星”的成功离不开那些热爱民族、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科学工作者的奋斗，但没有与科学的结合，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无从谈起。

小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精华之处，但我们不应该躺在祖先的遗产不思进取。由于种种原因，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等原因，中国人已经遭受了太多的屈辱与苦难。现实世界是残酷的，在13世纪，南宋文化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也是中原文化的高峰之一，但却在综合了中原技术以及外来技术的游牧民族的攻击下惨痛收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21世纪的我们必须锐志创新，自强不息，在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行扬弃，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李士珍，内蒙古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责编：文丁全能神教义批判全能神教义批判

（《科学与无神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