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对这一事件学界早已有所关注学术界也对该问题展开了研究，虽没有形成学术专著，但在一些通史性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如周燮藩、沙秋真的《伊斯兰教在中国》、刘东声、刘盛林的《北京牛街》、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李兴华等主编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米寿江的《中国伊斯兰教简史》、秦惠彬的《中华文化通志·伊斯兰教志》、孙金富主编的《上海宗教志》、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北京志·民族宗教卷》、马平主编的《简明中国伊斯兰教史》、张践 齐经轩的《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杨怀中的《回族史论稿》等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对此案的起始经过结果进行了详细描述。对这一事件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有王福相的《1932年北新南华侮辱回教案研究》（《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刘树芳的《“小猪八戒”事件与政府保护民俗文化的角色》（《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白友涛、白明的《民国时期涉及穆斯林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及借鉴——以〈南华文艺案〉为例》（《回族研究》，2013年第2期）。 ，然而多是就事论事，并未深入到此事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场域内，对这一事件的叙述还不够完善，甚至有错讹之处如周燮藩、沙秋真《伊斯兰教在中国》，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55-156页；刘东声、刘盛林《北京牛街》，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113-1116页，这两本书中对事件的过程、结果等都与事实存在差异。 。本文拟从两个视角出发：一为民俗学研究的视角，如果我们深入了解此事的前因后果，不难发现这是一场由民俗学研究而引发的民族问题刘树芳的《“小猪八戒”事件与政府保护民俗文化的角色》一文，唯一提及了此事由民俗学研究引发，但也并未展开讨论。 ；二是从上海、北平两地回族知识精英处理此事的差异，讨论北平回民激烈反应的深层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史料的全面分析，回归事件发生的历史场域，还原这一事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一

民国时期是我国民俗学运动发起并开展的重要时期。在周作人、顾颉刚、鲁迅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学界掀起了研究民俗文化的高潮，其中以北京、广州以及杭州这三地最为活跃。1930年夏，顾颉刚、江绍原、娄子匡等人在杭州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并出版了多种民俗学刊物，发表了民俗学研究的论文。尽管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主要是以汉民族民俗为主，但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俗仍然受到了不少民俗学者的关注。1923年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制定的《风俗调查表》中就有一条说“对于满、蒙、回、藏、朝鲜、日本，及南洋诸民族的风俗，如有确知真相，愿意供给材料者，尤为特别欢迎”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15-16期合刊、17-18期合刊，1928年7月11日、15日。转引自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自此以后,已有不少学者对回、藏、满、蒙、壮等少数民族民俗开展了调查研究李树江：《回族民俗学史略》，《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江绍原便是其中一位。

民俗学研究——特别是对一些少数民族而言——是离不开对宗教的研究的。就此而言，江绍原的条件得天独厚。他既是一位宗教学家江绍原由比较宗教学出身，曾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 ，也是一位民俗学家。他通晓阿拉伯语，也熟知回教教义，曾发表过多篇文章探讨回教的食忌在《可兰经里的食忌》一文里，他引用了《古兰经》里有关食忌的启示，指出“回民被禁止吃自死物、流血物与猪肉，原因是由于不净”。 江绍原：《可兰经里的食忌》，《鞭策周刊》，北平：鞭策周刊出版社，第一卷第一期，第16页。在《两个摩洛哥的猪故事》一文里，他记了一个在《摩洛哥礼俗志》上看到的关于这一食忌起源的故事。江绍原：《两个摩洛哥的猪故事》，《鞭策周刊》，北平：鞭策周刊出版社，第一卷第十三期，第14页。 ，并被回民赞誉为“旁搜据引的探寻，诚为学者研究的态度”尊三：《关于南华文艺侮辱回教事件之面面观》，《月华》第四卷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期合刊，第21页。 。江绍原曾致信娄子匡，认为查考可兰经里所列的食忌，或什么经或律里的食忌是有意义的江绍原：《回教与食》（通信），《民俗学集镌》第二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因此他希望搜集关于回教食忌的故事，“回教在我国疆域内流传了许多世纪，敢料汉回及普通汉人间必也有（或各有）些故事是以回回何以不吃猪肉为题目的。阅者如能采访报告，鄙人极端欢迎”。江绍原显然对民间传说中可能包含的歧视色彩有所警觉，因而在表示“连有意嘲笑回教这个教规的故事或成语，也在征求之列”的同时，也强调“但为免除误会起见，后一类民谈，拟暂不发表。笔者本人对于诸教，不消说是历来一视同仁”江绍原：《两个摩洛哥的猪故事》，《鞭策周刊》，鞭策周刊出版社，第一卷第十三期，第1页。 。作为对江绍原的回应，娄子匡便写了《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它通过了编辑的审查，发表在1932年9月的《南华文艺》第一卷第十四期上。

娄文中提到了一个甘肃的传说，主旨是说猪八戒是回民的祖先娄子匡：《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南华文艺》，1932年第一卷第十四期，第62页。 。江绍原认为它不属于“有意嘲笑回教这个教规的故事”。他在此文引发回民的抗议之后辩解道，征集这个故事是因为“想知道那般从没读过听过可兰经，或虽明知可兰经而伪为不知的汉人，居然会诌出一些什么故事来讲解这个食忌？这种故事有多少？哪些是基于错误判断的？哪些是别有用心的？故事起于何时？流行于何地？受了什么刺激而造故事？故事曾经引起过多少纠纷，增加过民族间多少恶感？”江绍原：《对于“侮辱回教事件”一文的抗议》（通信），《独立评论》，1932年29号，第21页。 纯是出于学术讨论的目的。针对胡适和回族学者“尊三”的批评，江绍原始终坚持认为征集此类传说是民俗学研究的路径之一，问题的关键不是自己和娄子匡的学术旨趣，而是回民的过度敏感。在给胡适的复信中，江绍原说，“娄子匡只顾忠实的记载那个故事而没说一句辨正的话，固然可以说是一种疏忽。但我怕他的文章即使附有辨正语，回教同胞仍未必放他过去。他们决不许人把那个故事，或那种故事写出来印在纸上，我现在明白了”江绍原：《对于“侮辱回教事件”一文的抗议》（通信），《独立评论》29号，1932年12月4日，第21页。 。他并未谴责娄子匡或发表此文的《南华文艺》。相反，在对回民的反应表示了同情之后，他重申相关研究的正当性，这种研究是“要非回教人了解你们的回教及其中的一切”的“治本”的办法；而回教徒和其他民族为什么不吃猪肉，无疑是个学术上的问题——宗教史学、民族学上的问题。这问题也许不过是黄豆般大，但解决它所需要的知识却得比黄豆大得多江绍原:《关于侮辱回教事件的讨论》（通信），《独立评论》31号，1932年12月18日，第19页。 。

二

然而作为故事“主角”的回民显然不这样认为。对他们而言，民俗学的“学术讨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南华文艺》和娄子匡显然是要对回民及其信仰进行蓄意侮辱。上海回民王义读完这篇文章后极为愤怒，立刻跑去通知教胞和上海市清真董事会。其他回民的反应肯定与王义相似，因为在当日下午，上海各寺的代表就紧急开会讨论此事。一些报道记载了会上群情激昂的场面，有人建议通报西北，有人则认为应当通报土耳其回教总部，有的回民甚至洗好大净，准备殉教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4页。 。不过，最后的决定是克制的,由被公推为临时主席的哈少夫在王义和回族学者傅统先的陪同下去南华文艺社交涉商议，并提出四点要求：南华文艺社在该刊登载向回教徒道歉的文章；上海回教全体大会撰文，令该社照登；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种污蔑文字；将尚未售出的该期《南华文艺》送至礼拜寺当众焚毁傅统先：《中国回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6页。 。

问题重大，事不宜迟，他们带着上述要求立即动身。经过交涉，南华文艺社同意道歉，表示本社素来尊重信仰自由，绝无故意为难的用心，并完全接受这四点要求，在国难危机之际，不愿同胞自相误会《申报》（上海版），1932年9月27日，第5版。 。回民又派最先发现那篇文章的王义前往杭州，与娄子匡交涉,后者也同意道歉，并附上了一封道歉信，表示“《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一文引用无数传说致使回教同胞发生误会，过失实大，当此民族团结共同努力救亡图存之际，自应消除一切足使民族情感破裂之事端，并强调以后不再发表此类引起误会的文字”《申报》（上海版），1932年9月27日，第5版。 。南华文艺社与娄子匡的反应显然令人满意，上海的事态就此暂时平息。

然而，在娄子匡记述的故事真正流传的北方，得到消息的回民十分不满。在听到这一消息时，他们怒不可遏，很快，华北回教各团体在北京回民聚居的牛街召开大会。在会上，主席马振五报告了此次侮辱事件的经过及上海回民的解决办法后，他们并不认为上海方面做了足够的努力，并对其表示了严厉的批评。华北回民认为上海的处理方式是对《南华文艺》和娄子匡的“轻松放过”：对他们来说，娄子匡的文章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蓄意侮辱，因而必须以特别的手段加以应对《本刊号外二》，《月华》1932年第4卷第36期，第17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827页。对“南华北新”事件过程的详细叙述同时可参见追求学会主编：《正道》，1932年第2卷第11期；天方学理月刊社：《天方学理月刊》，1932年第4卷第12期、1932年第5卷第1、2期合刊。由于内容基本相似，故本文以《月华》为主，其他报刊不再赘引。 。这绝不是上海一地回民的事情，全中国回民另有账目与《南华文艺》算薛文波：《关于侮辱回族案》，《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11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52页。 。这次大会的与会者多达五百人，其中不仅有北平各回教团体，还包括全国各省的回民代表《本刊号外二》，《月华》，1932年第4卷第36期，第17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827页。无疑，回民的集体行动是可以由其中的精英分子加以引导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再强调这一常识：例如不特别区分“华北或上海的回教精英”，而一律以“华北回民”或“上海回民”称之。 。这次会议更具火药味，他们不是派出一两位代表，而是成立了一个名为华北回民护教团的组织，专门应付此次侮辱事件。华北回民同样提出了四点处置办法，但较上海远为严厉，包括要求罢免南华文艺主编曾仲鸣及其所兼各职（他还是国民政府的铁道部次长），移交法院判处；《南华文艺》必须停刊；逮捕撰稿人娄子匡，同样送交法院治罪；通电全国各省回民团体，一致声援《月华》，第四卷第三十六期，第17页。 。

他们同时呈文给国民政府，申述回民的忠诚与无辜，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处置曾、娄两人，为回民一伸冤抑。与会者的激愤程度甚至也超过了上海：一位姓李的回民甚至咬断手指，血书“为教争光”四个大字，立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月华》，第四卷第三十六期，第19页。 。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得到了与上海回民大不相同的效果。华北回民的主张得到了各地回民的积极响应——他们同样纷纷成立护教团，致函华北回民护教团，给予支持参见《月华》第四卷第三十一、三十二期合刊，第708-716页。 。这样，“南华文艺”事件不再是上海回民的事情，而是整个中国回民的事情了。

国民政府收到华北回民的呈文后，并未表示反应，为了申诉冤屈、严惩侮辱者，华北回民护教团决定派代表南下晋京请愿。10月24日，马子文、王瑞兰、刘柏石和王梦扬四人作为代表南下请愿，在北平火车站，各省之回教团体共二千多名欢送者情绪激昂，手举写有“封闭南华文艺、打倒曾仲鸣、严惩娄子匡、为教争光”等标语的旗帜，一边挥舞，一边喊着“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口号，声势颇为浩大胡适：《侮辱回教事件及其处分》，《独立评论》27号，1932年11月20日，第6页。同时可参见《四代表晋京请愿》，《月华》，1932年第4卷第31、32期合刊，第28-29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721-722页。 。

然而，在“南华文艺”事件尚未得到解决时，上海方面又发生了另一起相类似的侮辱事件——“北新书局”事件。回民学生李福宽发现其购买的儿童读物《小猪八戒》一书里，有一篇故事内容和娄子匡文章几乎完全相同（实际上这个故事正是出自那个为娄子匡提供素材的作者），并且在这本书的封面绘有一人立猪形，左上角还有一壶一杯。这本儿童读物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属于民间故事丛书系列。在附记中还有一句话说“这篇故事合于传说的条件，编在集子里，以资传布”《回教徒昨招待新闻界》，《申报》（上海版）1932年10月31日，第3张第10版。 ，这被上海回民认为是刻意侮辱的证据，回民宗棣棠前去交涉却被态度强硬的北新书局店员赶了出来。上海回教礼拜寺得到消息后，立刻召集全沪回民代表，讨论应付办法，经上海十万回民代表一致决议，一面向中央呼吁，力争回民人格，一面聘请吴凯声律师为法律顾问，以合法手续，谋求公正解决。但是由于谈判并无进展，联合会急电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要求惩办北新书局负责人及主编林兰，也同样没有回音。这促使愤怒的上海回民开始采取过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10月26日，有人用石砖打碎了北新书局门市部的玻璃橱窗；次日中午，则有30多名操北方口音、据信是回民的大汉前来索购《小猪八戒》一书，并在与店员的冲突中将书局捣毁1932年10月28日的《申报》报道了此事，《北新书局昨被捣毁》，《申报》(上海版)1932年10月28日，第4张第13版。对于砸毁书局者的身份，各方有不同看法，舆论普遍相信此事系回民所为，但当事的上海回教协会负责人马醒东说“北新书局被捣毁，渠尚不得而知，渠不信此事系回教徒所作，因回教徒颇有组织，对教长等之命令均有极端服从之义务，教徒连日固为北新书局所发行之侮辱文字，曾经数度召集会议，已公决延吴凯声律师，依法律进行交涉，决不致再有越轨行为”。 北新书局昨被捣毁》，《申报》(上海版)1932年10月28日，第4张第13版。但是，上海宗教志一书明确记载了此事系由居住于上海市杨浦、南市、黄埔区的来自山东、河南、安徽籍的回民马孝愉等所为，不仅如此，甚至还有20余名回民沐浴大净，身藏小刀前往北新书局找主编林兰及《小猪八戒》的作者评理，并作好为教牺牲的准备。孙金富主编：《上海宗教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586页。另外，涉事者操北方口音与其为上海回民并不矛盾，因上海的回民多是北方移民。 。

尽管北新书局的态度相对《南华文艺》来说，实在是既嚣张又强硬，但是华北回民对《南华文艺》和曾仲鸣的愤怒并未延伸到北新书局身上。在上海回民以激烈手段应对北新书局时，甚至当社会舆论都在关注“北新书局”事件而淡忘和忽视了“南华文艺”事件时，华北回民仍然几乎对北新书局视而不见“北新书局”事件发生后，上海回民的反应极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封闭北新书局，而华北回民的关注点仍在曾仲鸣和娄子匡身上，要求严惩两人。这或许还与华北、上海两地的回族精英团体达成的某种政治默契或权力分配有关。这个问题还有待研究。 ：遍览华北回民关于“南华北新”事件的种种文本，提及“北新书局”事件之处凤毛麟角，其中没有任何关于华北回民参与对北新书局的抗议的记载；甚至在整个事件结束后华北回民发布的、回顾整个事件的、相当于庆功文的作品中，也没有提及任何华北回民对解决“北新书局”事件曾作出的贡献，甚至都没有提及过“北新书局”事件参见《专件》，《月华》，1932年第4卷第36期，第14-22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824-832页。在同样由北平出版的刊物《正道》上，也几乎没有提及“北新书局”事件及华北回民对解决“北新书局”事件所作的贡献，见《正道》，1932年第2卷第11期。 。实际上，在华北回民护教团前往行政院请愿，提出他们的诉求时，也只是要求严惩《南华文艺》主编曾仲鸣和著作人娄子匡，即便那时愤怒的上海回民已经把北新书局橱窗上的每一块玻璃都砸烂了。

三

“南华文艺”和“北新书局”两起事件通常被合称为“南华北新”事件，显然，这是因为它们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连续性。但是，就回民群体对这两个事件的反应来看，引人注目的却恰恰是其中包含的断裂。远离事件发源地的华北回民对侮辱他们信仰的《南华文艺》作出了较身处当地的上海回民远为激烈的反应：正是这种反应使本趋平息的事态再度扩大和升级，并至少在部分意义上促使上海回民在面对北新书局时改变了他们在对付《南华文艺》时采取的温和态度；同样也是华北回民领导的全国回民抗议惊动了行政院，才使这一事件最终具备了广泛和深刻的政治意义，其影响远远逸出宗教之外。然而，当短短几天后北新书局被发现出版与娄子匡的文章内容极为相近的侮辱性内容时，当时正打算赶赴南京的华北回民护教团却与他们宣称的强烈的义愤相悖，几乎对这起被认为是“顶风作案”、使在“南华文艺”事件中态度温和的上海回民转而以暴力回应的侮辱事件视而不见具体的情况将在下一章节详谈。 。

看上去，特别是在华北回民眼中，《南华文艺》与北新书局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这令我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华北回民的行动仅仅是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是由纯粹的宗教或民族义愤引发的，那么为何《南华文艺》和北新书局会被区别对待？以及，华北回民为何会对《南华文艺》作出特别激烈、和上海回民形成鲜明对比的反应？华北回民曾将此解释为自己“素著强勇”《纪事》，《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44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85页。 ，特别容易被这类事件激怒。这显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它无法解释指责上海回民将《南华文艺》轻轻放过的华北人自己为何将北新书局轻轻放过；而上海回民也在对北新书局的抗议中证明了不止是北方人中才有易怒和冲动的硬汉。同样，北新书局故意侮辱回民的嫌疑并不比《南华文艺》少，相反，它看上去更带有刻意的成份，因为《小猪八戒》一书实际上是一本儿童故事合集，《小猪八戒》只是其中的一篇，但北新书局的编辑偏偏选择了这篇作为书名，并在书的封面绘有一人立猪形和与回教徒有关的一壶一杯。可见，故事的侮辱性本身也并不能作为华北回民轻松放过北新书局的主要理由。

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回民的抗议活动之外的要素。这将使我们注意到华北回民和上海回民，以及《南华文艺》和北新书局之间的一些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微妙但重要、却时常被忽视的差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似乎是华北回民对《南华文艺》的背景的关注。在他们的话语中这一点被反复强调，由此，他们认为其刊登娄子匡的文章绝非出于无心，而是一种严重的、带有政治色彩的阴谋。

《南华文艺》杂志带有某种官方背景。它的主编是国民政府的铁道部次长曾仲鸣，此人是时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亲信。华北回民“以为在其他刊物登载侮教文字，意图多销几份报，只为牟利起见，未足深责。而该南华文艺，系铁道部次长曾仲鸣所主编，报签系汪精卫所亲提，迥非市侩牟利者可比”《纪事》，《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43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84页。 ；“况笔之于书，刊之于风靡一时之南华文艺，非别有用意，断不出此”《南华文艺登载侮教文字》，《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5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46页。 。更有回民指出“南华之立场绝非专一研究文学之刊物，其所有之背景不言可喻，该篇文章之言责应由该社主编人完全担负，此文之立意绝非单纯的研究文艺性质，乃以回教及其宗教理论为整个之对象，似此污蔑回教之狠毒是否能引起意外之不幸，吾人尚难预料”尊三：《关于南华文艺侮辱回教事件之面面观》，《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22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63页。 。可见，由于曾仲鸣的官方身份，华北回民认为这篇发表于具有如此特殊的官方背景上的侮辱文字，自然与其他侮辱事件不同，甚至撰稿人娄子匡也被认为“不过为该社所雇佣或为某种原因而逢迎的傀儡及工具而已，这种可怜虫似娄君者诚无意志之自由，只有摇尾乞怜从命献媚而已”尊三：《关于南华文艺侮辱回教事件之面面观》，《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18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59页。 。“同时那些趋炎附势、摇尾乞怜的娄子匡之徒，也正等候着啃狗骨头或八天没有卖净的剩余臭狗肉”王国华：《南华主编曾仲鸣应负之责任》，《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22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63页。 。《南华文艺》的官方背景似乎是可以用来解释华北回民对北新书局轻松放过的一个理由，因为北新书局与《南华文艺》的背景不同，它虽然在知识分子中极具影响力，但是一个民营书局，它的负责人也没有官方背景。

因为曾仲鸣的官方身份，致使华北回民认为这绝非无心之失，显系故意侮辱，因而必须“特别应对”而不能“轻轻放过”。这看上去是个合理的解释，然而它的不完备也是显而易见的：难道上海回民不清楚《南华文艺》主编的身份吗？为什么《南华文艺》的官方背景只对华北回民产生作用？这不足以解释华北和上海回民反应差异的原因，甚至无法解释华北回民的行为本身。实际上，带官方背景的刊物刊载涉嫌侮辱回民的文章之事早有先例。

1931年7月，《新亚细亚》杂志登载了一篇名为《南洋回人不吃猪肉的故事》的文章，记载了一个穆罕默德解放猪的传说，并说猪是天之骄子，是不该死的，马来人是猪八戒的子孙，他们的祠堂(礼拜寺)里面都供着‘猪头人身’的肖像《本社致戴季陶书——新亚细亚月刊登载侮教文字》，《月华》，1931年第3卷第22期，第5-7页，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月华》第2册第3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85-487页。 。这样的言论同样引起了各地回民的愤慨，他们纷纷致函极有声望的回教刊物《月华》要求处理此事参见《本社致戴季陶书——新亚细亚月刊登载侮教文字》，《月华》，1931年第3卷第22期，第1页，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月华》第2册第3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81页。 。《新亚细亚》的背景较之《南华文艺》毫不逊色：它的主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然而这一次既没有群情激奋，也没有组织护教团。《月华》负责人称“侮教言论，为极无意识之举动，本不足以置意”《本社致戴季陶书——新亚细亚月刊登载侮教文字》，《月华》，1931年第3卷第22期，第1页，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月华》第2册第3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81页。 ，并担心“顾恐过事宣扬，反易引起民族间之恶感，对于亚洲全民族运动之前途，不无影响，故所收各处函电，均未发表”《本社致戴季陶书——新亚细亚月刊登载侮教文字》，《月华》，1931年第3卷第22期，第3页，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月华》第2册第3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483页。 。这次事件最后的解决方案较为接近上海回民对“南华文艺”事件的处理，即令其道歉、保证不再刊登类似文章。华北回民对《新亚细亚》的处理显然说明刊物的官方背景不是一个独立生效的要素。它倒是反过来提示我们侮辱对象的指向性的作用：华北回民似乎对关于马来人的故事“轻轻放过”，但不肯饶恕直接侮辱自己的北方传说。

上述因素在分析华北回民的反应时都应予以重视。如果我们深入当时回民的话语和文本，还会发现上述要素背后更为宏观的时代背景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一时代背景的关键词是日本。

“新亚细亚”事件发生于1931年7月，“南华文艺”事件则发生于1932年9月。不消提醒，这两次事件中隔着一个对所有中国人都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九一八”事变。“九一八”后，东北沦陷，华北成为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华北人民无疑深刻感受到了这种威胁。日本配合促动“华北自治”以及进一步对华北地区的吞并的回教政策，更使回民和回教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华北回民首当其冲。

日本的侵华政策由来已久，而利用民族问题肢解、分化中国，则是他们惯常的手段，如鼓吹“中日亲善”、“同文同种”等口号，在各少数民族中扮演“保护神”形象,策划“伪满洲国”、“伪蒙疆政权”、“回回国”等呈现“亲善”的机构郭艳：《“亲善”背后的狰狞——侵华时期日本对华民族分化政策的SWOT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始于20世纪初王珂：《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同时可参见曾云凡：《20世纪上半期日本的中国回教民族政策述论》，《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鲁中慧：《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概述》，《回族研究》，2000年第3期；孟国祥：《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日本浪人涛秀雄化名为马成龙，冒充穆斯林在甘肃组织“黑龙会”，滥发宣言，从事挑拨回汉关系的活动邱树森：《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3页。 ，其中心目的便是为破坏中国的统一政权，以达其分割中国，统制中国之野心（民国）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吴海鹰主编：《回族典藏全书》政史类141册，宁夏人民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39页。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对中国回教人口、寺院、军事、特殊问题等方面进行调查，“九一八”事变后，在长春成立所谓伪“伊斯兰协和会”，全面从事回教工作，并利用回教奸人李际春扰乱天津（民国）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吴海鹰主编：《回族典藏全书》政史类141册，宁夏人民出版社、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第44-47页。“九一八”事变后，汉奸李际春等人在日本将领土肥原贤二的策动下，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装暴乱，制造了一连串挑衅事件，史称“天津事件”。可参见张荣明：《伪军：日本侵华的爪牙——以李际春部位个案》，《哲学史学研究》，2011年第58期。 。正因为日本曾有过利用回教人破坏和侵略中国的前科，所以“南华文艺”事件的发生，自然令回民认为这又是日本利用回教策划的另一场侵略中国的阴谋，而其主编曾仲鸣正是策划这次阴谋的罪魁祸首：“曾仲鸣身膺要职，不思尽忠过事，乃竟假借刊物，割弃回族，不知是何居心”、“曾仲鸣党国要人，知识自应格外优越，绝非三家村学究可比。今以卑陋绝伦文字，栏入文艺刊物之中，其为别有用意，彰彰明甚”《华北回民护教团致全国回教同胞电》，《月华》，1932年第4卷第36期，第18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828页。 。“然而因为曾氏派别畛域的观念太深切的缘故，竟使他忘掉了他自己的地位。甚至甘愿背叛总理遗教，来替列强做走狗，做走狗的挑拨勾当。而这种挑拨勾当，又极易引起双方的反感及战争。而这种战争，一旦实现，则当比甘肃回汉局部的战争更加厉害”王国华：《南华主编曾仲鸣应负之责任》，《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25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66页。 。这便是华北回民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严惩曾仲鸣的原因。

因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对华北日益加剧的威胁，所以这次刊登于具有特殊官方背景的《南华文艺》上的侮辱文字，让回民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蓄意侮辱，目的是挑拨民族感情、破坏团结、使整个中华民国四分五裂马振武：《如何消弭教案》，《月华》，1936年第8卷第2期第2页，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月华》第7册第8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14页。 。如前所述，回民特意指出曾仲鸣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亲信同时可参见刘东声，刘盛林：《北京牛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南华文艺》的报刊名由汪精卫所题写《纪事》，《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43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84页。 ，而汪精卫一贯的亲日态度使得回民坚信此次侮辱事件必定是日本分裂中国的政治阴谋。华北回民撰文说，《南华文艺》“全盘的职责概由曾仲鸣先生所包揽，同时该刊物的一切文字，无不为曾君所代表之某背景之宣传也。因为文字的作者不过为该社所雇佣或为某种原因而逢迎的傀儡及工具而已”尊三：《关于南华文艺侮辱回教事件之面面观》，《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18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59页。 ；“该社主编曾仲鸣也，为国府之要人，与汪精卫同为国民党之柱石……不意竟倡导离散民族团结，挑拨国人内讧的事件发生，吾人诚不明其有何用意也”尊三：《关于南华文艺侮辱回教事件之面面观》，《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18-19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59-660页。 。王国华也指出“这个整个的‘对象不小’的——回教徒怎么不吃猪底肉——重大问题，正是曾仲鸣挑拨民族战争的工具或武器”王国华：《南华主编曾仲鸣应负之责任》，《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25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66页。 。著名阿訇马善亭亦指出“丧心病狂的曾仲鸣娄子匡以混水捕鱼的毒计，为其政争的利器而外，容有卖国的嫌疑，盖中国的某对方国久欲侵占华北，但无隙可乘，彼用多量脑力研究所得，可利用教争，盖对方深知回教徒，爱教甚于爱命，且粗暴之徒甚众，一激即动，于是乎不惜金钱买动中国当道要人，发表一篇谩骂回教的文字，并特特指出北方几省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马善亭：《为非常侮辱回教泣告教胞书》，《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36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78页。 。久欲侵占华北的对方国显然指的是日本，正是日本的威胁，使回民认为“‘北新’、‘南华’事件在“九一八”东北沦亡之后接连出现，显系故意挑起民族纠纷，分裂民众，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必须揭露其阴谋，要求政府严肃处理，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刘东声、刘盛林：《北京牛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回族著名学者薛文波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娄子匡其人“受日本贿赂，煽惑民族斗争，使中国益濒于危乱，以淆乱国际听闻”薛文波：《关于侮辱回族案》，《 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10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51页。 。所以在“国步艰难，华北风云日亟之计，不忍再见同室操戈以使奸人得售其计，贻害党国于无穷，故有本团之组织，以合法手段，谋求公正解决”《纪事》，《月华》，1932年第4卷第28、29、30期合刊，第46页，张炳宇，雷晓静主编：《月华》第3册第4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第687页。 。

“南华文艺”事件的这种敏感性是回民的共识。在上海回民的要求下，《南华文艺》刊登的道歉信中说“在国难危机之际，不愿同胞自相误会”《上海清真董事会启事》，《申报》（上海版）1932年9月27日，第2张第5版。 ，可见日本的威胁同样是上海回民抗议的题中之义，尽管他们并未留下关于此的只言片语可能由于资料的零散，在上海回民的抗议中，并未见到类似的话语。 。但是，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华北地区在地缘政治上对日本侵略的威胁的感知，是远远超过上海地区的——日本利用宗教和民族问题作为分裂中国的工具，主要是在受其势力直接笼罩的北方地区。显然，这使得华北回民较于上海回民对涉嫌侮教的事件更为敏感，也更容易由现实的政治威胁动员起强有力的行动。而在1935年北平发生的另一起媒体涉嫌侮辱回教的事件中，赵文府对华北回民的看法做出了精当的总结“近来各帝国主义者，都存着分化我民族的野心，来实行侵略之政策，最先不过和人的联络，后来居然利用新闻纸了”《北平教案始末》，《月华》，1936年第8卷第12期，第20页，宁夏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整理：《月华》第7册第8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152页。 。

四

日本侵略的威胁和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策略，促使华北回民成立了“华北回民护教团”，并采取了较为激烈的手段。在给国民政府的呈文未得到回应后，华北回民护教团派出了四名代表南下请愿。在全国回民的声讨下，国民政府紧急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最后决定勒令《南华文艺》停刊，逮捕娄子匡，并判有期徒刑两个月，发告通令“以后各刊物对任何宗教不得稍存侮视”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府公报》第一百二十七期，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出版（十一月一日——三十日），第125页。 ，《南华文艺》主编曾仲鸣因为其特殊身份得以免责。轰动一时的“南华文艺”事件拉下了帷幕。

 

作者简介：杨星，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丁慧倩，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回族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