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恐活动即暴力恐怖活动,包含“暴力”与“恐怖”两个层面。“暴力”就其手段而言,指以非和平方式进行危害他人或社会的行为;“恐惧”就其目的来说,指给侵害对象造成强烈的心理恐慌或精神紧张。在极端情况下,暴恐活动与种族屠杀、宗教迫害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
当前,新疆正处于暴恐活动的活跃期、反分裂斗争的激烈期、干预治疗的阵痛期,三股势力顶风作案,孤注一掷。但全疆社会大局稳定可控,反恐怖斗争进入比以往更复杂、加尖锐的新阶段,①暴恐活动呈现出以下一些新特点:一、从活动主体看,年轻化、文盲或半文盲比例升高进入新世纪以来,暴恐分子年轻化趋势相当明显,且文化水平低,文盲或半文盲所占比例高。② 2012年6月29日,6名歹徒企图劫持由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GS7554航班,被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6人分别来自喀什地区的巴楚、莎车和叶城县,年龄最小的20岁。2013年7月2日,被新疆公安厅通缉的11名犯罪嫌疑人中80后占90%。2014年5月25日凌晨,新疆警方实施“零点”抓捕行动,打掉23个涉恐涉暴和宗教极端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余名,多以80后和90后为主。2014年昆明“3·01”暴恐案中被抓获的暴徒帕提古丽·托合提只有16岁。
2014年6月15日,3名暴徒在和田一棋牌室砍杀群众,暴徒之一的木尔扎提19岁,案发前在当地一家摩托车修理铺工作,另外2名重伤不治身亡,也只有18岁,无职业。木尔扎提供认称,他对“伊斯兰教有多少年历史”、“吉哈德准确含义”、“穆斯林要做的五个功课”浑然不知。
2014年7月30日,喀什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在主持完晨礼后遭3名暴徒残忍杀害,主犯努尔买买提·阿比迪力米提19岁,初中毕业,另2人分别为22岁、23岁,在抗拒抓捕时被击毙。努尔买买提·阿比迪力米提的宗教“导师”,远在和田的幕后指使人艾尼·艾山只有18岁,他告诉记者,自己对“维吾尔文版的《古兰经》有很多地方看不懂,我就跳过。”
年轻、文化水平低,心智未成熟,崇拜个人主义,使得这些犯罪分子容易为极端思想洗脑与蛊惑,努尔买买提·阿比迪力米向记者说:“以前没想过杀人,去和田学经后才有了这样的念头,艾尼·艾山还给我们看了很多打仗的视频和宗教方面的书,那是我第一次听‘圣战’这个词,我特别兴奋,一心想搞‘圣战’、‘干大事’。”他交代,艾尼·艾山称居玛·塔伊尔大毛“曲解”《古兰经》本意,因为大毛拉很有威望,杀这样的人是“干大事”,可以提高影响力。参见光明网,网址:http://politics?gmw?cn/2014-09/29/content_13419193?htm。二、从活动范围看,出现地域扩大化、迁徙化特征近年来,新疆暴恐活动向东疆、内地转移的趋势已经彰显。这主要因为,一方面,便利的交通、资讯给暴恐分子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内地与边疆交流、交往步伐的加快,到东部地区务工、经商、学习的各族群众越来越多,部分“三股势力”人员或同情者混杂其中,进行资金筹措、人员招募、搜集信息等活动,甚至隐匿或转移不法分子。
2013年6月26日,一伙暴徒镇持刀攻击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镇政府大楼、派出所、一处工地和协警驻地等4处目标,造成包括暴徒在内的27人死亡。经查,2015年2月以来,鲁克沁镇人艾合买提尼亚孜·斯迪克和艾力·艾合买提尼亚孜等人多次观看、收听“东伊运”等恐怖组织制作、散布的暴恐音视频,密谋出境参加“圣战”。因非法出境困难大,遂在当地进行“圣战”。
2013年10月28日,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3人驾乘吉普车闯入长安街便道,沿途冲撞游人群众, 3名群众被撞死亡,39人受伤。乌斯曼·艾山等3人当场烧死,另外5名同伙后被抓获。
2015年7月1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个在叙利亚受训恐怖分子的亲历》专题片,片中一名叫艾克拜尔的暴恐分子2013年年初在境外结识化名为“艾力”的“东伊运”成员,由于后者的帮助,他从土耳其进入叙利亚,并接受军事训练。2015年年初,艾克拜尔接到指令,潜回国内准备实施爆恐袭击,被警方抓捕。他对记者说:“我想在石家庄挣点钱,打听寻找爆炸装置材料,目的是多挣点钱,呆在石家庄,我实施爆炸的目标是石家庄的一个商场,计划的是到了石家庄后培养其他人,然后安排他们在其它城市实施爆炸。”《一个在叙利亚受训恐怖分子的亲历》,参见中央电视台网,网址为:http://news?cntv?cn/2015/07/18/VIDE1437177965987935?shtml
所谓“迁徙化”是指受境外分裂势力编造的“圣战殉教进天堂”思想影响,某些受骗群众企图偷渡出境,一旦受阻,不惜就地发动暴恐活动。
根据昆明中级人民法院对昆明“3·01”暴恐案的审理, 2013年12月以来,被告人依斯坎达尔·艾海提等8人伙同依明·毛拉等5人(另案处理)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为非法出境、实施暴力恐怖活动,先后纠集于广州、珠海、南阳、兰州市、云南省景洪市、个旧市沙甸区等地,逐渐形成以依斯坎达尔·艾海提为首的恐怖组织。因非法出境未逞,依斯坎达尔·艾海提等8人多次共谋、组织策划在人员密集的昆明火车站或个旧火车站实施暴力恐怖活动。2014年2月27日,依斯坎达尔·艾海提等三人因涉嫌偷越国境在沙甸被抓。3月1日晚,阿卜杜热伊木·库尔班、艾合买提·阿比提、帕提古丽·托合提、阿尔米亚·吐尔逊、盲沙尔·沙塔尔在昆明火车站实施暴力恐怖活动,导致无辜群众31死亡,140余人受伤。
2015年1月19日,中央电视台《“迁徙圣战”的真面目》专题节目介绍称,2012年,云南与广西查获迁徙偷渡案件25起,涉及107人,2013年100起,人数增加7倍多,795人,2014年,案件升至132起,866人。据报道,2014年以来,在东南亚的偷渡营里当地警方发现了数百名维吾尔族人,有的是举家“迁徙”。张弛:《解密暴恐分子生成路径》,《凤凰周刊》总第533期。
暴恐活动地域的扩大化与迁徙化流动性强,且有跨国犯罪背景,不仅增加了警方侦查与打击的难度,也牵涉到国际合作打击恐怖主义问题。由于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对我采取双重标准,打击该类犯罪,任重道远。 三、从活动方式看,小团体化、家族式、独狼化特征明显近年来,由于政法机关侦查能力的提升,打击力度的加大,传统上成建制的、上规模的暴恐团伙生存空间被大大压缩,小团体化、家族式、独狼式暴恐团伙开始活跃,已经成为当前新疆暴恐活动的新趋势。这种暴恐组织形成快、规模小、危害大,他们多以血缘和亲情关系为纽带,关系紧密、信任度高,隐蔽性强,给公安机关的防范和打击增加了难度。
从近年来查处的暴恐团体看,人数多在2-20人之间,如2013年鄯善县鲁克沁镇“6·26”暴恐案16人,2013年喀什地区疏附县萨依巴格乡“12·15”暴恐案20人,2013年莎车县公安局“12·30”暴恐案9人。2014年乌鲁木齐火车南站“4·30”暴恐案2名,2014年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5·22”暴恐案4名,2014年和田市棋牌室“6·15”日暴恐案3名。2014年莎车“11·28”暴恐案11名,其中,只有喀什巴楚县2013“4·23”色力布亚镇暴恐案人数为25人,2014年莎车“7·28”暴恐人数较多,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2014年轮台县农贸市场、阳霞镇派出所、铁热克巴扎乡派出所“9·21”暴恐案42人。
从暴恐团伙的成员看,北京“10·28”案团伙成员共8名,分属3个家庭,驾车现场作案的是一家三口;另外两个家庭分别夫妻。昆明“3·01”暴恐案中共 8人(6男2女),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成员中也有两对夫妻。当晚被击毙的三男一女中的女性为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妻子。
“独狼”一词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白人至上主义者”亚历克斯·柯蒂斯和汤姆·梅茨格呼吁成员“单独行动”或进行“小规模地下活动”,“想象自己是孤独的武士或小集团,每天秘密地攻击政府或其他目标”。Rodger A.Bates,“Dancing with Wolves:Today’s Lone Wolf Terrorists”,The Journal of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Sociology,Volume 4,Issue 1,2012,p.4. 兰德公司前分析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的客座讲师杰弗里·西蒙在《“独狼”式恐怖主义:了解它日益增长的威胁》一书中认为,独狼式恐怖主义是“独自或得到一两个帮手协助,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推进某种与政治、社会、宗教、金融等相关的目标,或者没有这样的目标,但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制造了恐怖气氛,扰乱了社会正常生活。”他认为,“独狼式”恐怖主义的危害与影响不亚于更大、有更多资金、训练有素的恐怖主义组织。周勇进:《“一个人的军队”:“独狼”缘何凶猛》,原载《南方都市报》,引见凤凰网,网址为: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05/06/24957437_0?shtml。
新疆暴恐团伙的小型化具有典型的独狼式恐怖主义特征,由于受宗教极端主义洗脑,这些暴恐分子思想顽固,手段残忍,突发性强,防范难度大。由于“不受组织压力或决策程序束缚,不必担心被支持者抛弃,也无需担心遭到政府和执法部门的事后打击,因而可以无所顾忌、不计后果地放手大干,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借助任何武器,实施‘最富想象力’的恐怖袭击。”Jeffrey D.Simon, Lone Wolf Terrorism: Understanding the Growing Threat,Prometheus Books,2013,p.21 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昆明“3·01”暴恐案仅仅在25分钟内就导致170多人被砍死或砍伤,帕提古丽·托合在法庭上供述称,自己就砍杀30余人。四、从暴恐手段上看,“热兵器”使用频率上升,对抗性与危害性呈激增态势新疆传统暴恐手段主要以刀砍、车碾、纵火为主,爆炸、枪击等热兵器偶尔采用,但比例不高,当前,在被打掉的暴恐团伙中,预谋或使用爆炸装置袭击的趋势上升,且在制爆原料、起爆方式和破坏威力上都较前有了明显提高。
2010年阿克苏“8·19”暴恐案中,依干其乡1名协警员带15名联防队员巡逻至喀拉塔路与乌喀路T字路口路段整队时,暴恐分子驾驶三轮摩托车冲向巡逻队,抛出爆炸装置。2011年和田纳尔巴格派出所“7·18”暴恐案中,18名暴徒手持斧头、砍刀、匕首、汽油燃烧瓶和爆炸装置等,按照预先计划冲入派出所,杀害一名联防队员和两名办事群众,杀伤两名无辜群众,劫持6名人质,并在派出所楼顶悬挂极端宗教旗帜,纵火焚烧派出所。
2013年疏附县“12·15”暴恐案中,多名暴徒向在萨依巴格乡入户排查的民警投掷爆炸装置并持砍刀袭击,造成2名民警牺牲。2013年莎车县公安局“12·30”日暴恐案中,9名暴徒向公安局投掷爆炸装置,纵火焚烧警车,警方现场缴获爆炸装置25枚、自制砍刀9把等一批作案工具。
2014年新和县“1·24”、乌什县“2·14”案中,暴恐分子均使用爆燃装置,如土制炸弹和汽油燃烧瓶等。2014年乌鲁木齐火车南站“4·30”暴恐案中,2名暴徒在出站口接人处持刀砍杀群众的同时,又引爆爆炸装置。在2014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早市“5·22”暴恐案中,5名暴徒驾驶两辆无牌汽车冲撞、碾压人群,同时引爆爆炸装置,此外,为制造更大的人员伤亡与政治影响,他们还将长刀捆绑在车前保险档上。
在2014年轮台县“9·21”暴恐案中,暴恐分子分别在农贸市场、阳霞镇派出所、铁热克巴扎乡派出所、轮台县城一商铺门口等处引发爆炸装置。此外,在近期暴恐案件中,已发现有研制电起爆以及机械、手机定时和遥控引爆装置苗头,其危害性不容忽视。
当前,暴恐团伙作案手段益发残忍、血腥,自杀式人体炸弹、“斩首”、“割喉”等方式增多,为求“上天堂”,不留后路,顽抗到底,只求一死。2012年和田“6·29劫机”案中,现场处置指挥员对记者说:“他们就是想制造机毁人亡的惨剧,而不是把航班劫持到哪里去。”
在昆明“3·01”暴恐案中,暴恐分子分工明确,长刀砍杀、短刃突刺,左右策应、前后掩护,遇弱则单人突进、迅速砍杀,遇强则聚力群攻、合力围杀,在25分钟时间内持续奔跑和实施攻击。参与现场急救的一名医生说,暴徒出刀极为凶狠,都是朝被袭击者的心脏、头颅等致命部位砍刺,只有受过专门的体能训练和技能培训的人才能做到。帕提古丽·托合提在法庭供词中称:“我们5人走进火车站,一起持刀,开始砍杀,我用短刀,刀尖朝上,捅了两个女人的肚子,我连捅了十五六个人。……我发现阿卜杜热依木被警察与一些群众打倒在地,我就叫艾合买提、盲沙尔、阿尔米亚去救他,我们举刀跑过去,把他扶起来,警察过来包围我们,并开枪多次警告我们,我们还举刀往前走,这时警察向我们开枪了,倒地后,我还把手中的短刀向警察扔过去。……我一共砍杀了三十多个人。”五、从欺骗手段看,暴恐音视频已成为威胁新疆稳定的最大思想毒源之一从近年来新疆破获的暴力恐怖犯罪案件来看,涉案人员几乎都观看、收听过宣扬、煽动暴力恐怖或宗教极端的音视频。前文提到的参与杀害居玛·塔伊尔大毛拉的努尔买买提·阿比迪力米就供述称,是看了“视频和宗教”方面的书,才“一心想搞‘圣战’、‘干大事’”。
2014年6月27日凌晨,阿克苏市暴恐分子吐尔逊·吐来克持刀捅伤两名过路女性,在企图继续实施袭击时,被群众和巡逻警力联手抓获。他交代说:“5月开始,我收听收看别人给我的音视频,视频里有战斗场面、训练场景。我现在最恨就是那个给我视频的人。”参见潘从武:《暴恐音视频成影响新疆稳定最大毒源》,人民网,网址为:http://legal?people?com?cn/n/2014/0717/c42510-25296240?html?而曾试图在石家庄实施爆炸的艾克拜尔也说:“我想跟我同龄的年轻人说:不管是上学的,还是跟我一样思想的年轻人,你们不要轻信所看见的一切(暴恐音视频),不要感情用事,要理性思考判断。”据警方调查,北京“10·28”暴恐案中的玉山江·吾许尔和吾斯曼·艾山经常组织人员一起收看“东伊运”发布的暴恐音视频资料,并学习制爆技术。
暴恐音视频曲解宗教教义、灌输“伊吉拉特”和“吉哈德”(圣战)等宗教极端思想,宣扬“圣战殉教”上天堂,已经成为暴恐团伙的“思想指引”、“行动指南”和“训练教材”。正是在观看、收听这些视频后,一些暴恐分子思想上发生急剧变化。暴恐音视频已成为影响新疆安全稳定的重要毒源之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
当前,暴恐音视频主要有“东伊运”等境外恐怖组织制作,通过网络或走私、偷运入境,其中,网络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网上指挥、网上培训、网上发展”,境内外三股势力通过自建网站、分享网站、社交平台以及电子书等勾联互通,共享共用。据统计,2010年,境外“东伊运”恐怖组织发布暴恐音视频8部,2011年13部,2012年32部,2013年109部,2014年截至6月已发布72部,数量和频率逐年攀升。六、“伊吉拉特”团伙活跃,出现与国际极端势力合流趋势伊吉拉特,又译称“伊吉来特”、“希吉拉”、“希支拉”、“西吉来”,意为“迁徙”,源于伊斯兰教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穆罕默德在创教之初,因所传教义为麦加贵族不容,多次遭到迫害,622年,他趁麦加贵族疏于防范之机,组织200多名穆斯林分期、分批秘密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得到后者的支持,形成一个完整的穆斯林社团“乌玛”(政教合一的政权),后打败麦加贵族,重返麦加,确立伊斯兰教的统治地位。这次具有深远宗教与政治影响的运动被称为“伊吉拉特”。
应该说,“伊吉拉特”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既无教义上的依据,也不能与暴力划等号,更非去异地参加“圣战”。据记载,穆罕默德曾留下“圣训”:“光复麦加后迁徙不再是必须的。”不过,近现代以来,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不断将“迁徙”和“圣战”捆绑,在宗教外衣下从事政治活动,彻底掩盖了该事件的本来意义。
被歪曲的“伊吉拉特”运动具有以下特点:参见百度百科“伊吉拉特”词条,网址为:http://baike?baidu?com/view/5386652?htm。
(1) 夸大伊斯兰教的危机意识,打着“捍卫和复兴伊斯兰教”的旗帜,意图建立带有“普世性”的伊斯兰教法国家。
(2) 歪曲伊斯兰教功修。《古兰经》和《圣训》明确穆斯林的“五功”为念、礼、斋、课、朝。而宗教极端势力却将“伊吉拉特”称作“第六项功修”,宣称它是“当前穆斯林取悦真主,实现主命的唯一道路”。
(3) 蓄意制造族群差异。“伊吉拉特”团伙具有极端的排外特征,仇视、排挤、歧视、污蔑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族群,破坏性强。
(4) 崇尚暴力和杀戮。“伊吉拉特”团伙迷信暴力,思想极端,为升天堂不惜“殉教”杀人,手段凶残。
据新疆社科院古丽艳研究员《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一文的介绍,自2009年以来,自治区破获的涉暴涉恐案件90%以上均由“伊吉拉特”团伙实施。该团伙发展快、内聚力强、流动性大、不妥协、排它性与暴力倾向明显,防范与打击处理都面临新的难题,已成为“东伊运”发展组织、聚合人员、扩大力量的主要方式。目前,“东伊运”与“伊吉拉特”之间已经形成“人员流”和“物质流”,“伊吉拉特”成员和具有“伊吉拉特”思想的人已经成为境外“东伊运”重要的力量补充源之一。古丽艳:《新时期“东突”恐怖活动新动向及对策研究》,《新疆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2015年5月14日至15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13届东盟地区论坛反恐与打击跨国犯罪会间会上,国家反恐局官员李军透露,目前约有300名中国籍极端分子在叙利亚参战。参见观察者网,网址为:http://www?guancha?cn/Third-World/2015_05_17_319819?shtml。这表明境内“三股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的已经合流,打击“三股势力”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一环。
另据云南省公安厅2015年7月16日通报,2014年以来,云南警方严厉打击组织偷越国(边)境犯罪,至今年6月共破获组织、运送、偷越国(边)境案件132起,抓获组织策划人员35名,“黑车”司机161名,“蛇头”73名,偷渡人员553名,解救被裹挟未成年人217名,击毙暴恐分子4名。参见新华网,网址: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5-07/16/c_1115950235?htm。“迁徙圣战”导致不明真相的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成为蛇头的“人肉提款机”参见新疆网络电视台系列节目《谎言包装下的“迁徙圣战路”》,网址为:http://v?ts?cn/node_136303?htm。与国际恐怖组织的廉价“雇佣军”,严重危害新疆的社会稳定,有损中国政府形象,也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造成消极的影响。
“伊吉拉特”没有完整统一的组织构架,与“东伊运”或“伊扎布特”中文意为“伊斯兰解放党”,前身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巴勒斯坦分支,1952年在耶路撒冷由巴勒斯坦人谢赫·塔基·乃布哈尼·法拉斯丁尼(简称“乃布哈尼”)(1909-1979年)建立。此人原是“穆兄会”成员,但认为“穆兄会”思想体系不够激进,为此建立“伊扎布特”组织,成为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不同,但同样具有国际背景,涉及非法移民、偷渡、贩卖(伪造)证件(护照)等跨国犯罪行为,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
此外,新疆三股势力中,“民族分裂”是目的,宗教极端是群众基础,暴力恐怖是手段,三者相互倚重,各有分工,但从目前的新趋势看,政治目标,即“独立建国”的诉求有所淡化,“圣战进天堂”、“保卫宗教”的活动异常猖獗。这一方面是受国际宗教极端主义,尤其是“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境外分裂势力的引导有关。2013年,“世维会”首次将分裂活动与“宗教”信仰嫁接,在宗教问题上做文章,并加大在伊斯兰世界活动步伐。应该说,明目张胆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很难获得其他国家官方层面上的支持,而披上宗教外衣,打上“人权”、“信仰自由”的幌子,不仅易于获得民间支持,也会被某些国家用作打“中国牌”的重要选项。
应当指出,新疆暴恐活动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本质。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符合全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对各类暴恐活动必须高压打击,绝不手软。另一方面,也要在发展经济,提高文化教育水平上下功夫,想办法,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鉴别力,在思想上筑牢防线。当前,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增强各种群众的国家认同感、自豪感,揭露“三股势力”的欺骗性宣传。只有标本兼治,才能确保新疆社会的长治久安。
作者简介:戴继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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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无神论》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