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９月１１日，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无神论学会召开了第二次关于在大学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问题的座谈会。来自北京师大、北京科技大、北京语言大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科技馆、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教师和学者，与《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编辑部的专家，共同交流了如何将无神论宣传与教育引领到大学校园去，获得很多好的建议与启发值得继续探索。以下简略介绍他们的发言。
习五一：（中国无神论学会秘书长）
这次请各位专家学者来，共同探讨一下无神论进入大学校园的可行性问题。上次研讨会已经讨论过进大学校园的问题，这次我们是否能够更加落实到具体办法上。请大家发言。
李志英：（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有一篇关于大学生信仰调查的文章发表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后来以摘编的简报形式被中央的有关同志看到了，做了重要批示，并且负责宣传与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做了批示，具体内容因是绝密文件不得而知，但是总体的意见是要求各部门对大学生要引起重视、加强教育。
无神论进校园的工作可以以学生社团的形式，主要借助专职做学生工作的人员来做工作会比一般教师要方便些。我们可以多发展一些大学中做学生工作的同志进入无神论学会。例如中国戏剧学院的宣传部长曾表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因为在戏剧学院的学生中，有很多人信教；还有北京电影学院宣传部长、北大医学部、财经大学的有关学生工作的领导也是愿意做工作，可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现在高校学术界，一些搞思想史、哲学史的年轻学者，特别是八十年代起来的年轻学者，有一种倾向，在１９９５年以后，转向完全接受西方思潮和研究方法，把国外的东西直接引进来，只讲思辩，不愿做扎实的考据工作。例如有的人就说：马克思根本没有说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其实，说话的本人根本没有阅读过马克思的原著，根本无从知道事实是什么样的，就做无根据的声称。在大学校园里，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基本教育很缺乏，不是没有课程，而是不讲，例如经济学课程，很多教师根本不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全是西方经济学。
现在学生中有信教的，例如我班上的一个学生就信基督教，而且她与还同班的一个韩国学生一起积极传教，向同学施小恩小惠，拉人入教。但是由于她比较自私，同学关系搞得不好，不受同学欢迎，就转到别的班级、系级发展。有时还以做礼拜为名，不参加学校规定的活动，受到批评。她信教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其母亲和外祖母在青岛生活，就信基督教。
左鹏：（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博士）
各种宗教在大学中传播的情况已经反映出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特别是高层领导非常重视。但是对此的反应是有差距的。比如，从坚持无神论的学者反映的情况看，面对大学中传教、信教的情况还是很着急、很担忧的。但是，从教育行政系统看，也做过类似的调查，结果却相对乐观，原因就在于有的调查并不很严肃，或者干脆就是走过场、应付差事。现在就出现了两种结果，学者调查的结果令人担忧，而通过组织系统向上报告的结果却没那么严重。宗教事务部门对此问题也很感兴趣，但因本身工作的繁杂，目前还无力顾及。所以，虽然法律上不允许在校园传教，各种条例也有相关规定，但实际上执行还不到位。
大学如何开展无神论教育，这需要考虑中学无神论教育的情况。在中学的教科书里，对于宗教的认识还是以批判态度为主，讲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等等，中学生对此不可能完全理解，认识很不扎实。到了大学，当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情况与中学教科书的认识不相一致时，就易产生困惑和迷惘。虽然大学也有开设宗教类课程的，但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却不多见。
在大学开展无神论教育，让相关内容进教材是很困难，因为现在想进教材的东西太多了。可行的途径就是请一些搞无神论研究的学者到大学开讲座，也可以组织一些较好的师资，在大学开设科学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课程，利用教师的个人魅力吸引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鼓励并支持对这方面问题真正感兴趣的学生开展一些活动，自发地成立学生社团。先通过教育的方式，影响学生，使学生对科学无神论有了一定的认识，才好组织，否则只是行政部门要求学生，无人了解和感兴趣，效果不会好。
李超英（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
目前北京一些高等学校在开介绍“风水”一类的课。虽然不了解这些课程的详细内容，但从一些课程简介来看，是在正面介绍风水。这样的课在各个学校中长期开设，广泛传播不合适。我认为像这样有很多文化糟粕的东西进入课堂的现象，包括像介绍《周易》的课应该怎样讲之类的事情，都需要我们进行反思。学术界、教育界对此类事情应该有所反应。
我觉得科学无神论教育主要应该讲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要结合科学知识的学习，特别是科学史的学习来讲。要把科学家发现科学规律的过程讲清楚，不仅要让学生知道科学知识是什么，而且还要让学生知道这些知识是怎么来的。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科学文化教育，使学生建立起正确的科学观，会比直接讲无神论的效果要好些。因为有些人本来对宗教并不感兴趣，但如果直接开设无神论这门课，弄不好会反而会引起他们对宗教的兴趣。无神论是为研究有神论而建立的，开设无神论课不可避免地要介绍各种有神论。与其系统地介绍那些本来学生们并不太关心的各种神学理论，不如根据在学生中有较大影响的各种错误思潮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效果会更好一些。
王刚：（北京语言大学讲师，在职博士生）
我是第二次来社科院参加这样的座谈会议。我在语言大学教英语课，这所学校外国学生占了２／３，大部分中国学生都做家教，辅导外国学生中文，因此说中西交流的氛围非常浓厚，但受到外国学生的影响也很大，据了解，也有不少学生信教。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现在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会造成精神空虚、信仰危机；再有就是西方思潮和文化的涌入，很多学生接触、了解西方思想文化、习俗后，感到很新鲜好奇，特别是对像圣诞节、情人节等所进行的各种仪式都很热衷。我在上海赶上一次圣诞节，感觉那里过圣诞节很西方化，但是看到一些人的眼神很迷茫，他们并不理解其中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里的东西。在我教的两个班学生中曾经做过调查，问他们对开设“宗教文化”选修课是否感兴趣，大约有７０％的学生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觉得学生出现信教的原因主要是对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有不满意的地方，另一个是西方宗教通过一些节日，把其思想意识以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来渗透。以往在经济上西方占有优势，现在他们要在思想意识上也进行占领。青年学子正处于一个意识形态的新的增长点之中，易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我曾在我校校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从泼妇骂街看外教师口语》，分析了一些外教口语的特点。其实，来华教授口语的外教并非都是西方优秀人才，有些才识浅薄的人也混充进来，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都不了解，教育质量较差，确实有一种“愚民”的体现。这是因为他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好，而其语言也强势突出，中国成了其淘金观光的最理想的首选之地。而当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即使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也可以到国外教中文，并且其水平绝对是“狗撵鸭子呱呱叫”。这是对外教的极大嘲讽。
对于无神论进入大学校园，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大学生对宗教问题很好奇。但是是否就以无神论的旗号进入大学校园，我觉得未必。现在这方面的师资很缺乏，而且有的教师本身就信教。我觉得从学生内部产生无神论者更实际、更有效。而带动学生的最好的方式是经常举行生动活泼的讲座、定期举行无神论方面的知识竞赛等。
赵洋：（中国科技馆馆员，博士）
地下教会的活动我很早就接触到了，当时是有个大学生给我讲有关的材料。他在从中学到大学过渡时很迷茫，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到了地下教会感到很温暖。虽然他对教义不很理解，但是他却很虔诚。可以看出，地下教会很愿意在大学生中发展。在我上博士一年级的时候，为实地考察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华科技传播情况到宣武门教堂，碰到一位神父聊了会儿，他听说我是中科院的研究生就劝我入教，让我听教义课，态度极为热情，看来他们比较重视在理工科知识分子中发展信徒。
现在在哲学和社会学界比较时兴建构主义，包括在我们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也一样。他们认为包括科学活动都是建构出来的，科学事实的理论也是建构出来的，是一批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取有用的实验和数据来建构起理论。这样就否定了科学实验的客观性。当然有些时候有这种情况，但是大部分科学工作和实验包括数据都是客观的。如果都是建构的，那都是主观的了。所以，一些科学文化人批评说：不能唯科学，不能科学至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是少数年轻的学者。
我在大学期间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学会是学生自发的成立的，是一批喜欢天文的学生聚在一起，请天文学家讲座，包括像针对诺查丹马斯所谓九大行星的“大十字架”———世界末日的选题，都使学生十分感兴趣，这样我们趁热打铁，向学校团委、学生处和学生社团联合部等几个部门申请建立学生社团，于是水到渠成。随着举办的讲座越办越多，我们征集了一些老天文学家、中科院院士等的签字，发出了开办天文选修课的倡议信。直到今天，学校的天文学选修课还在进行。对比着无神论进校园，也可以先开设一些讲座，吸引部分学生，从无到有，渐渐发展到建立学生社团，开设无神论选修课。
我认为开设讲座和选修课可以从下面一些角度切入：一是从宗教史角度，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还原宗教的本来面目，如对宗教人物进行介绍，像耶稣传；二是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各种宗教相似的神话主题；三是从科学角度，来解释一些宗教里提到的神秘现象；四是由研究进化论的学者专门对神创论和现在的智能设计论问题的思考；五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信教者的心理构成；六是考察历史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促进还是制约等。
习五一：各位老师讲的很好，我们衷心希望在座的每位大学老师发挥你们的感召力，在大学校园里传播自由探索、理性判断和无神论的思想，营造一种引导学生崇尚科学，举行批评性思考的氛围；我们无神论学会也会在专家学者和智力上做支持，比如在大学校园中请专家举办讲座和讨论等等。希望我们能携起手来，共同推动科学无神论在大学校园里的开展。
去“４”要“８”是利民爱民措施吗？
社区文化活动和科普宣传教育结合开展的典范
在苏联解体、原先意义上的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结束后，美国人亨廷顿曾预言过即将到来的新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而宗教是界定不同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出版）。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印证了他的预言：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与崇拜真主的阿拉伯世界之间那似乎永无休止的敌视和仇杀就不用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也随着中东局势的恶化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９·１１”事件和全球范围的“反恐”战争。而由于不同文明或宗教间核心价值观的差异，或者不如说由于长期以来美国人总希望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而推广至全世界，其所谓的“反恐”战争迄今为止质疑声和斥责声不断，至少在其用战斧式导弹和飞机坦克“征服”的伊拉克，那里的政治形势似乎越来越血腥，不仅针对美国占领军的自杀式袭击从未间断，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仇杀也是愈演愈烈，不时就有教堂和圣地发生爆炸造成惨重伤亡的新闻传出。
战斧式导弹和飞机坦克解决不了文明冲突问题。正如中国先哲老子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可是，人类毕竟只有一个地球。全世界的六十多亿人，不论是信奉耶稣基督也好，崇拜真主、顶礼佛祖也好，或是干脆不相信有神存在也罢，我们却总是同属于人类。在交通和资讯日益发达、空间距离已显得大大缩短的今天，尤其是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掌握的核技术在可能的大战中足以将人类毁灭的今天，我们不得不相互作邻居，不得不像与邻相处那样，既学习别家的长处，也包容别人的“缺点”（我把这缺点加引号，是指在我们眼中的缺点却可能是别人的风俗，习惯）。
必须找到一种超越于文明和宗教的和谐相处之道。
《江边对话———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的友好交流》，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是中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赵启正先生和美国著名神学家、宗教领袖路易·帕罗博士合作的成果，由两人在上海黄浦江边的三次长谈辑录而成。对话内容包括七个部分：关于《圣经》与上帝；关于《创世纪》；关于宗教与精神；关于中国的宗教信仰；关于中西方文化与哲学；关于宗教与科学；关于宗教与社会和谐。综观全书，两位作者都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帕罗先生坚信上帝的存在和基督教的救世作用；赵启正先生则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可是这并未妨碍他们平心静气地探讨所有这些问题，他们相互把对方看作智者和对人类怀有大爱的人；而且，尽管信仰不同，却都对对方的文化背景或宗教理念有深切的关注和细致入微的理解。赵启正先生十分熟悉《圣经》的所有掌故和它对西方文明的重要意义，帕罗先生也相当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及其核心价值。
这跟那些因不同意对方观点就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做法，将对方视同陌路或视若寇仇，却根本不愿意去了解人家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想，相差何止霄壤。
事实上，这世界上的许多隔膜、冲突、争端，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沟通而引起的———都认为自己真理和正义在手而且是唯一的真理和正义，轻则歧视别的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们，重则导致战争，让本性善良的人们在替天行道的幌子下满怀激情地去剥夺无辜者的生命。
比如在第一部分中关于圣经的这段对话：
帕：您是一个无神论者，为什么您有兴趣研读《圣经》呢？
赵：我到国外，所住的每一个饭店都有《圣经》，我就翻阅了。《圣经》是全世界印刷最多的书，这样大的印刷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它是重要的……
帕：您对《圣经》中什么印象最深刻呢？
赵：我是从事核物理研究出身的。物理学中牛顿定律很简明，只有三条。《圣经》太繁杂了，《圣经》也应该像牛顿定律那样，可以归纳出几条基本的东西。但《圣经》归纳出三条不够，我看有四条。一是上帝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是全知的，是全善的，是全能的；二是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不能和上帝沟通；三是上帝派耶稣来和人沟通；四是人不要企图主导自己，要靠耶稣和《圣经》来主导自己。
帕：您对《圣经》要点的概括实在是太完美了，我这个布道者也无法表达得这么完美、这么准确……
赵：我看《圣经》，但我不是信徒。为什么？因为我不能理解上帝。从我的经验看，我很难理解《圣经》上说的：上帝是全善的，超形态的，这是说上帝是超越我们感观和经验的存在，所以我不能理解。我只能理解实在的，我不知道上帝说英文、法文还是西班牙文，我也不知道他的形态如何，所以我不能理解上帝这样形而上的概念。
帕：正因如此，才需要耶稣帮助人们沟通。
赵：我跟您谈话要小心了，您要把我沟通到上帝那儿去了。
———深入理解对方的观点以致对手也为此而赞叹，却不放弃自己的坚持，这是一个理性的无神论者所能达致的很高境界吧。
再如第二部分中的这段对话：
赵：我不能理解《创世纪》关于光的说法。我相信光的产生是一种物理现象……
帕：上帝就是光。光的意义对中国人也是非常必要的。耶稣这样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但是这是一个灵性上的运用。所以，您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您相信这一点，您就会成为一个最有权威向知识界解释这个道理的人了。
赵：我从事了二十多年的科学研究，我的唯物主义观点已成习惯。但是，这不但不影响我对人们宗教信仰的尊重，反而促使我想去了解宗教及其存在的意义。我非常愿意知道您———一位有造诣的神学家的观点，您的观点有助于我了解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差异在哪里。您可能知道一个人，叫迈克斯·缪勒。他说过一句话：“Ｈｅ Ｗｈｏ Ｋｎｏｗｓ ｏｎｅ Ｋｎｏｗｓ Ｎｏｎｅ”（只知其一，等于一无所知）。如果我只知道无神论，您只知道有神论，那就是只知道“Ｏｎｅ”。
———这恰恰是许多隔膜和争端的最初起因。不怕不理解，不怕有隔膜，只怕从无设身处地去理解对方的愿望，没有对自己可能是“只知其一”的自知。
世界上的许多矛盾，恰恰因为这种只知道“Ｏｎｅ”的人太多了，甚至终其一生都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只知道“Ｏｎｅ”。我不知道要求一位宗教信徒除了虔信其教义之“Ｏｎｅ”以外再去理解其他是不是公平（若做到这样了，他或她是否还能够保持虔信），但是我想，作为一位无神论者，尽可能地了解那些宗教信徒们的心态或想法，却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像前些年“文革”中那样把宗教视为迷信，把教徒视为愚昧，实践证明那样做对世道人心和社会和谐并无益处，而且贻祸匪浅。
作为一个坚定的上帝信仰者，帕罗先生也没有一般传教士的那种热狂，却十分热心地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表现出对不同于基督教文明的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赵启正先生则以丰厚的学术功底和富有文采的叙说，将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的“义”，将中国人心目中的“正义”、“道义”以及由此而来的“永生”等概念娓娓道来，与西方宗教传统中的相关概念加以比较，阐释了任何文化都会有它独特的精神和灵魂贯穿其中，任何主义都有它的核心信仰，任何社会也有它的核心价值观，无神论者的精神世界和信仰与有神论者的精神世界和信仰都是丰富的和执著的。
尤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第七部分，关于宗教与社会和谐。在帕罗先生看来，当人们真正愿意舍弃自己而真诚地跟随耶稣的时候，会看见人生向着好的方向真正的改变，这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而赵启正先生则认为，我们要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已经成为国策，而和谐的社会当然要包括宗教内部的和宗教之间的，以及宗教社会与非宗教社会的和谐。“我觉得宗教之间不能和谐共处的原因在于，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是最伟大的，自己尊重的神是唯一的，都不能退让，彼此就不能相容了。……各种宗教之间应该相互包容，相互尊重，这样宗教之间才能和谐。”这番话似乎并没能获得帕罗先生的完全同意，因为他虽然认为“您讲的很多地方和我有共通之处”，却还是说“但我的梦想是：有一天每个中国人都能在心里通过耶稣在上帝那里找到平安……”但最终他倒也表示无论怎样，他还是希望“促进美国与中国之间友好和谐的关系”，“有机会的话，也希望鼓励中国年轻的基督信徒，彼此好好相爱，互相尊重，促进和谐的社会”。
总之，这是一部智者间的心灵交流，充分体现了我国先哲所倡的“君子和而不同”的精神；双方所阐释的理念和所产生的碰撞固然引人入胜，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流的态度。如果不仅在无神论与有神论之间，而且在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都能由其优秀代表人物作这种心平气和、充满智慧更充满爱心的交流，并通过媒体将这种交流的成果扩大为民众的共识，这比某个强势文明动辄借助武力去推广自己的所谓普世价值，或一国之内借助政治力量去压制某些信仰和鼓励某种价值，效果要好得多。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安全得多，也和谐得多。
作者简介：战友，自由撰稿人
（《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