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以为，人们掌握的知识有两类，一类是以感觉为基础的所谓闻见之知，另一类是不以感觉为基础的德性之知。程伊川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闻见。”①
在儒学看来，知识虽为两类，但作为知识分子，作为负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重任的士子，其所要追求的是德性之知，“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② 如果过多的沉溺于具体的事物之中，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有害的，会滋长许多非分之想和不良欲望，妨碍“心”的内省和修养，从而妨碍对“天道”的把握。
可见，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居统治地位的儒学十分缺乏实证精神，或曰缺乏向外在世界探求客观真理的精神。到明代，甚至发展成为“束书不观，游谈无垠”的荒谬学风，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进步。中国社会要发展，必须要对知识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必须以科学态度看待知识的探询，必须还所谓闻见之知以应有的价值地位。
鸦片战争后，中学在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西方实学面前不堪一击，中国传统学术的缺陷暴露无遗。人们开始认识实学的价值，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③
戊戌维新时期，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对于科学所体现的实证精神的认识更加清晰。“其学之大旨，以格致各事，必须有实在凭据者为根基，因而穷极其理，不凭先悬一理为的，而考证物性以实之。以是凡目中所见，世上各物，胥欲格其理而致其知。”④ 严复认为，西学“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符，必公必虚，而后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⑤严复这段话精辟地指明了西学的特征，即任何理论、学说必须来源于“物物事事”，必须经过“物物事事”的检验，而非来自心性的空想或者虚妄的游谈。否则，根本称不上学问或知识，“夫陆王心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知天下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⑥ 由此，维新派将国人对科学实证精神的认识，从洋务派追求实技和实业的感性认识，提升到了抽象概括的理性高度，表明中华民族对实证精神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一场以科学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为焦点的“科玄论战”，也是对于传统学术中虚妄空谈之风的针砭。
１９２０年，梁启超欧洲考察归来后发表了《欧游心影录》，系统阐述了欧游的心得。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恶果为例，宣称科学万能的梦想破产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向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影子“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梁启超认为科学的效用是有限度的，科学并不适用于人类认识的所有领域。１９２３年２月，张君励发表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系统地发挥了梁启超的思想。他认为，人生为活的，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科学为客观的，人生为主观的”，“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张君励的说法实际上是宣布了科学仅仅适应于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研究，人生观等社会文化领域不是科学的疆界。４月，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励的〈人生观〉》的文章，批驳了张君励的观点。随后，大批学术和思想文化界名流投入了讨论，科玄论战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论战中，双方的观点错综复杂，所讨论的问题涉及诸多方面。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类对外界认识的来源问题。人类通过日常生活、学习、研究等获得的感觉、印象、知识、人生观和价值判断等，究竟是主观直觉的产物还是外界作用感官后经过实践和科学研究的结果呢？科学派对玄学的批驳首先从对外在客观的确认开始，“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忆的觉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的感触。”⑦人生观、社会文化等学问也不例外，“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的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科学所研究的不外这种概念同推论，有什么精神科学，物质科学的分别？又如何可以说纯粹心理上的现象不受科学方法的支配？”⑧人生中的情感问题也可以做理性分析“其实爱与火差不多，……它受理智的支配的程度愈大，他的结果愈好。”⑨这样，科学派就批驳了玄学派关于人生观等精神现象的神秘主观性的说法，将科学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对人类的社会文化等精神活动给予了实证精神的观照。
这场论战最后以科学派的阵势宏大而告结束。但科学派的论断显然存在明显缺陷，其发展的终极结果将会走向科学精神弘扬者的对立面，由片面的唯物论走向不可知的唯心论，消解科学的实证精神。科学派的缺陷被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发现，并作了进一步的深化论证。陈独秀着重从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方面进行了论证，“自然界及社会都有他的实际现象；科学家说明的对，他原来是那样；科学家说明的不对，他仍旧是那样；他的实际现象是死板板的，不是随着你们的唯物论唯心论改变的。”⑩ 至于人们所具有的不同的人生观，“都是他们所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决不是天外飞来主观的意志造成的，这本是社会科学可以说明的，决不是形而上学的玄学可以说明的。”{11} 陈独秀就一方面避免了科学派论证的缺陷，一方面又有力的批驳了玄学家的观点。
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主要批驳了玄学家所谓人生观是自由意志的产物的观点。他说：“‘自由’不在于想象里能离自然规律独立”而在于了解自然发展的规律，“因此，所以‘自由意志’当解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若是否认因果律，就算自由，那真是盲目的真理了！”“因为不知因果律，只有孤注一掷的赌博的侥幸心，而绝无所谓自由意志。”但是，马克思主义强调外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并不是像胡适所讥笑的那样，是什么袖着手坐待变更，并不是否认人的思想的有意识的行动，“人的意识是社会发展之果，既成社会力量之后亦能为社会现象之因”。{12} 陈独秀也说：“在社会的物质条件可能范围内，唯物史观论者本不否认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我们不妄想造一条铁路通月宫，我们却不妨妄想造一条铁路到新疆；我们不妄想学秦始皇汉武长生不老，但我们却不妨极力卫生以延长相当的寿命与健康的身体。人的努力及天才之活动，本为社会进步所必需，然其效力只在社会的物质条件之内。”{13} 经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证，科学精神所倡导的实证精神确立在了坚实的外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基础上。
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实践论》，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理论，指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儒学几千年信奉的不依赖感觉的德性之知才是真知灼见的学问、才称得上是学术的观点，明确宣示，所谓知识、理论、学问不在于它们被创造的时候，而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明了的时候”。
同时，毛泽东还回答了科学与人生观争论中未能解决的认识的主体性问题，提出了“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的命题，区分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我”———的不同。“我”既是客观存在，又不完全等同于存在于人之自我之外的客观世界，“我”有能力认识客观世界，能够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从潜表的感性认识经过整理和改造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达到认识客观世界的目的。
科学实证精神给民族思想和文化发展带来的最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结论、理论和思想观念的实践来源。经过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不仅仅自然科学是实证研究的产物，包括人生观等社会科学的形成也离不开环境的影响思想逐渐成为人们的一般认识，人们普遍认为，任何结论的产生都应当在面向现实的调查研究之后而不是闭门妄想的结果。在学术界，特别是社会科学界，调查研究之风蔚然兴起。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现状的调查研究问世，为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及其决策的产生，更是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
二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人伦道德教化为宗旨的知识体系为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所取代。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开始，“科学”已经成为新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形态，并且成为人们的认知体系。人们不仅用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化学等现代型知识去认识和论证自然现象，同时用科学的实证精神去观照和认识社会现象。教育家王风皆的话则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14} 凡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独断、臆测、妄想均已无法履步教育的大厦和学术的殿堂。
注释：
① ［宋］《二程集》，第３１７页。
② 张载：《正蒙·大心》
③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奕 等奏》，《洋务运动》２，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４页。
④ 钟天纬：《刖足集外编·格致说》
⑤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５页。
⑥ 同上，第４４页。
⑦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６页。
⑧ 唐钺：《一个痴人的说梦》，《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科学与人生观》，第２７４页。
⑨ 同上，弟２６９页。
⑩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科学与人生观》，第２页。
{11} 同上，第３页。
{12} 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９７页。
{13} 陈独秀：《答适之》，《现代中国思想论著选粹，科学与人生观》，第３２页。
{14} 转引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１７页。
作者简介：李志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