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陆续出现了邪教组织。它们的存在及其活动严重危害了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扰乱了农村地区社会治安秩序，阻碍了新农村建设。
笔者认为邪教是一种特殊的越轨亚文化。这种文化在农村滋生、蔓延以及进行的种种非法活动，已严重地影响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危害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以衡阳市祁东县步云桥镇为例，前些年该镇“法轮功”练习者之多及赴京滋事之频繁，为全县乃至全市乡镇之最。“ＭＴＨ”等冒用宗教名义的邪教组织在该镇也蔓延盛行，多达千余人，涉及全镇半数以上村。目前，全镇尚有邪教人员数百名，年龄最大的８４岁，最小的只有４岁（参与邪教活动）。聚会点共有２６个。这里的“ＭＴＨ”主要由邵东、邵阳、祁阳等周边县市的“ＭＴＨ”骨干传入。这些骨干通过“亲传亲、邻传邻、友传友”的方式，向周边邻居和亲朋好友发展辐射。其活动特点主要是：成员家中悬挂“十字旗”，星期六、星期日集中学习经文，诵《圣经》和《闪光的灵程》、唱《灵歌》、集体祷告。此外还有“法轮功”人员数十名，主要分布于乌塘、堆积、新和、坪塘共１７个村。其活动方式主要是四处张贴、散发“法轮功”宣传品，劝说农村党团员退党、退团等。
通过近一年的调研，我们将邪教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危害归纳如下：
其一，邪教的歪理邪说，严重地毒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破坏了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无论是“法轮功”还是“ＭＴＨ”等邪教组织，他们都打着宗教的旗帜，篡改或剽窃宗教教义，大搞教主崇拜。如“ＭＴＨ”宣扬吃“生命粮”，声称“粮食越吃越有，越吃越多”，使部分农民愚昧地认为信教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切，于是放弃生产，破坏生产工具，不种地、不施肥、不养畜，甚至变卖家产，吃光喝尽，准备升天，等待“洪水灭世”。祁东县步云桥镇宴龙村五组村民黄?菖?菖加入“ＭＴＨ”后，六亲不认，与妻子不和，也不供养父母，有地不耕，醉心于“ＭＴＨ”非法活动，导致家庭破裂，家境更加贫困。“法轮功”宣扬“世界末日”、“全球即将爆发瘟疫”等谬论，引起部分群众心理恐慌，扰乱了农村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对农村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其二，邪教严重地威胁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和巩固。邪教以教代政，层层设立组织，任命骨干，严重影响了基层政权作用的正常发挥。在某些地方已出现了村支委召集会议无人参加，而邪教负责人发号施令却是一呼百应的现象。如衡南县车江镇铁市村有一个叫“谊民局”的组织，该组织的领头人是原“三元寺”信徒何秀莲，她以承包荒山绿化造林为名，笼络了数百“三元寺”的残余分子，组成了一个白天生产，晚上烧香拜佛的小集团。在该村，无论是修公路，还是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困难，这个小集团的负责人何?菖?菖一声令下，不少人可以不计报酬地干上几天几夜，而该村的支部书记则相形见拙，为村里做点事寸步难行，有时甚至还要请何秀莲帮忙。类似情况，还有不少。
其三，邪教的愚昧说教，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危害了农民群众的心身健康和生命安全。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青少年、儿童受父母、家庭影响加入“ＭＴＨ”、“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有书不读，醉心练功。如祁东县黄龙村“ＭＴＨ”成员刘?菖?菖，今年才４岁，在其外祖母影响下加入“ＭＴＨ”组织，连幼儿园都不去上，一有时间只知道跟外祖母学习祷告，练唱“灵歌”。坪塘村“法轮功”痴迷人员谭?菖?菖的儿子、女儿曾经学习成绩较好，自从在其影响下加入“法轮功”后，醉心练功，有书不读，积极参与“法轮功”非法活动，最终被学校开除学籍。“ＭＴＨ”、“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散布“祷告治病”、“练功治病”、“得病无需打针吃药，只需笃信诚修就可祛病健身”的歪理邪说，使一些信徒（或成员）有病不去医治，最终命丧黄泉。在调查中我们得知家住祁东县步云桥镇半山桥村的曾?菖?菖因相信“ＭＴＨ”的说教，得病不去医院治疗，从而耽误了治病良机，最后英年早逝。祁东县谭家村五组村民李?菖?菖于２０００年患上尿毒症，在“ＭＴＨ”骨干的劝说下于２０００年底加入该组织，不去医院看病治疗，一味在家祷告，于２００３年４月病死。衡南县松江乡勤学村志公塘组村民王?菖?菖，听信车江镇铁市村“谊民局”烧香拜佛可祛病健身保平安的谎言，想方设法为加入该组织筹集会费而变卖家产，因引起家人反对，一气之下喝农药自杀。
邪教何以能向农村渗透并顽固存在呢？通过调研，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社会主义文化失范及其维护力量弱化。主要表现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主流精神文化不畅通，亚文化甚至腐朽文化大行其道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调查中我们发现，近年来一些不良习俗甚至封建残余在农村有所抬头，封建迷信在一些农村比较盛行，这些为邪教的泛起提供了温床；广大农村的青壮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剩下的是一些辨别能力差、感情脆弱，抵御邪教能力差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婆媳不和、夫妻不睦、生病死人，都会诱发他们去听信邪教，寻求安慰；农村组织结构出现多元化，基层各级行政组织，包括乡镇、村组的层级管理以及对村民的管理呈软约束状态，加上撤区并乡后，乡镇的行政区划扩大，而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乡镇的行政管理人员在减少，这一大一小就形成一对矛盾，管理的缺位甚至管理的真空时有发生，这种状况为邪教的生成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二，农民生存方式的封闭性。偏远落后的农村和农村中的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在封闭或半封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下生存着。封闭的生存环境造就了封闭的心理，使人们缺乏独立思考，固守传统，盲目从众。邪教正是利用农民群众这种从众心理发展自己的信徒。此次在步云桥镇的调研中，我们就发现很多“ＭＴＨ”的信徒参与“ＭＴＨ”毫无目的，问他们为什么去参加，他们说，看到别人参加了就跟着去做。
其三，邪教本身的欺骗性和诱惑性。邪教散布歪理邪说妖言惑众，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利用部分农民的无知引诱人们上当受骗。如祁东县高也村“ＭＴＨ”聚会点负责人曾某，给该村一贫困家庭支助数千元钱，并组织该聚会点信徒自带菜、粮、烟等物品，给这家贫困户建房，从而将这家人员拉拢加入“ＭＴＨ”组织。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大部分群众和极少数干部对党的政策不熟悉，对邪教组织缺乏识别能力。部分村干部对基督教与“ＭＴＨ”分辨不清，有的认为“ＭＴＨ”是合法教派，公民信“ＭＴＨ”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些村干部甚至问调查组的同志，党员能不能信仰“基督”（指门徒会）。邪教正是利用了部分农民群众和少数村干部缺乏拒邪、识邪的能力这个条件，在农村顺利发展蔓延。
“正胜邪则治而安”，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构建无邪乡镇，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环境、必须加强农村的反邪教工作。要把对农民的反邪教育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纳入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乡镇一级防范和处置邪教问题的职责，加大“防邪”工作投入，提高从事“防邪”工作人员的政治经济待遇。要加强对合法宗教的宣传，正确地引导群众的宗教信仰，借助宗教的力量开展对邪教的斗争，揭批邪教的歪理邪说。要在提高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把农村的文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如在农村增设广播站、宣传栏，扩大有线电视的覆盖面，组织农民群众开展一些健康有益的文娱活动等。
作者简介：贺汉魂，衡阳师院副教授
廖鸿冰，长沙民政学院副教授
洪焱森，衡阳市政法委副书记
我看“以崇尚科学为荣”
在信仰问题上，当前社会上有一种认识，即认为迷信鬼神是劝导人们向善的，是抑恶的行之有效的手段，不少人由此产生了迷惑，以为敬畏鬼神是一种有益的，至少是一种无害的。这种认识使得人们对封建迷信和迷信活动抱相当宽容的心态，甚至扩散到了包括共产党员在内这样本应是无神论者的群体中。这就使得鬼神信仰究竟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问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笔者试以一起个案对这一问题加以剖析。
这起个案的主角是河南省登封市妇联副主席张爱玲。张爱玲今年３６岁，毕业于河南大学，工作以后结婚、生子、提干，直至官任登封市妇联副主席，可谓风华正茂，事业有成。就是这样一个前途远大的领导干部，竟然鬼迷心窍，委身于一个年已６３岁的“半仙”燕长法，做出谋杀亲夫的蠢事。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７日，张爱玲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此案主诉检察官感叹地说：张爱玲作为一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国家干部，却把封建迷信奉若神明，竟发展到谋杀亲夫的地步，真是令人不齿，也实在令人震惊！（见《大连晚报》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
对于张爱玲的所作所为，人们可以做出很多种解释，比如说，可以说张爱玲是个法盲，视法律为儿戏；也可以说她是一个道德败坏者，委身于人，合谋害夫，等等。但是，我认为张爱玲个人的悲剧，根子还在于愚昧无知，也就是此案主诉检察官所说的“封建迷信”。
一、鬼神迷信容易使人丧失理智
人为万物之灵，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有发达的大脑。依靠大脑，人类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形成对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认识和判断，培养起基本的理智。一般而言，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知识越丰富，就越理智。学习、知识和理智之间具有正的相关效应，而愚昧则使人陷入迷信，破坏这种正效应，摧毁人们的理智，这在张爱玲身上表现得很充分。
张爱玲与老“半仙”燕长法相识于１９８７年，那一年张爱玲高考落榜，在奶奶的带领下找到燕长法算卦。燕长法告诉她们：“这妞有上大学的命，回家后买上二尺红布，包上２０元钱给我送来，就保你明年考上大学。”张爱玲马上回去照做了。次年张爱玲考入大学，从此她对燕长法深信不疑，陷入迷信的泥淖。
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燕长法不过是个骗子，按照概率统计学原理，张爱玲次年考上大学的概率为５０％，这已经是个很大的猜中率了。即使第二年张爱玲考不上大学，燕长法照样能找出理由搪塞过去，这是街头算命先生的惯用伎俩。但是，愚昧无知已经让张爱玲分不清这些了。
张爱玲与燕长法的重新相遇已经是２００４年的秋天了。从２００３年起，张爱玲由于自身的原因与丈夫姚某的感情出现了裂痕，离婚又不舍，这让张爱玲郁闷不已。与燕长法的相遇使张爱玲把重修家庭幸福美满的希望一下子寄托在燕长法所吹嘘的所谓“仙气”上。其实，在张爱玲把家庭的不幸透露给燕长法时，这个所谓的“半仙”已经产生了流氓念头，打上了张爱玲的坏主意。而张爱玲为了增加“仙气”，竟也顺从了燕长法的无耻要求，委身于这个年龄足以作她父亲的老“半仙”。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干部，一个是年过花甲的无业游民，这样的苟合除了解释为张爱玲彻底丧失了理智外，是任何其它理由都难以解释的。
近年来，媒体不断披露千奇百怪的迷信事件，有老大妈租房看风水被骗了钱；产妇生孩子，“大仙”选“良辰”；“算命先生”猛赚落榜生的钱，一天收入二、三百元钱等等。这些迷信事件的被害者受教育的程度不一，素质参差不齐，但无一例外地说明：有神信仰能使人迷失理性，做出种种荒唐的举动来，张爱玲一案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更为典型的脚本而已。
二、愚昧无知到这种迷信的程度，容易使人违背人性和良知
张爱玲所信赖的“半仙”燕长法本是一个市井无赖，在张爱玲身上财色双收，就进一步产生了长期占有张爱玲的想法，于是恶念陡生，吓唬张爱玲说：“我算过了，最近姚某要杀你！”心中害怕的张爱玲疑神疑鬼，忙求破解之法。燕长法终于露出恶徒的嘴脸，挑唆张爱玲“干脆把你丈夫杀了”。
至此，“半仙”燕长法的险恶用心已经昭然若揭，张爱玲面临的是法律和良知的双重拷问，向与自己恩爱十年的丈夫下毒手，于法不容，丧尽天良！然而，张爱玲居然毫不犹豫就同意了，并多次与燕长法预谋杀害姚某。最终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７日夜１１时趁姚某熟睡之机，两人伸出了罪恶的毒手。
受鬼神论宣传的影响，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都认为这会因为敬畏神灵而不会去做坏事，更不可能做恶事。而张爱玲、燕长法这两个整天把神仙念叨在嘴边的人，却一点也不怕作恶多端受到神的惩罚了，这有些出乎人们意外。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分析，就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了。诚然，鬼神论中也有劝导人们“向善”的，这个“向善”包括善念、善言、善行。但是，至于为什么要“向善”？多数的解释与鬼神信仰有关。例如，为了后世不坠地狱，来世有个好报应。也就是说，鬼神信仰者所倡导的“向善”攸关今生来世的利益。那么，一旦现世有什么人或什么事妨碍了自己今生的利益，“向善”可能立即转化成“为恶”。张爱玲就是这样在谎言下感到自己的利益而向丈夫下毒手的，而燕长法更是追求自己可耻的现世利益而恶念横生的。由此可见，鬼神论所说的“向善”有很大的虚伪性。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更为有趣的现象：一些鬼神信仰者因为害怕恶言、恶行被“神”察觉而受到报应，竟然发展到媚神的境地，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即是这样一个媚神者，他不但在所有的住宅内设立了佛堂，供奉佛像、神像，连卧室里也摆着佛符、道符，似乎其周围神无所不在。这样媚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满足其贪婪无厌的本性。由此可见，鬼神迷信者眼中只有神，全无公俗良法的观念，一旦为恶，危害巨大。我们奉劝鬼神迷信者，要多学点科学知识，培养法律意识、增强社会道德，约束自己的言行，这样的约束远比虚无缥缈的“神”有效得多。
今年３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论述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之一就是“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有神信仰只能导致人们走向愚昧无知，丧失理性、丧失良知，张爱玲一案值得善良的人们深思！
作者简介：万瑞林，江西省上饶市委党校副教授
（《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