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是当代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目前，该词还没有一个统一而明确的定义。总的来说，它意味着当今世界上的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在它们的政治、文化、科技、安全、宗教、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领域形成的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
虽然从宏观上看，当前正在日益扩大和深入的“全球化浪潮”是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但正如任何事物皆有两面性一样，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和某些负面问题也在客观上刺激了一些邪教的滋生蔓延。例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分配不均和基尼系数的持续扩大，社会转型期的不安全感和政府控制力的衰减，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失落，弱势群体的心理失衡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和科学观念的反叛，宗教多元化和信仰市场化的浪潮，新自由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滥觞……可以说，每一个全球化的问题都困扰着相当大的一批民众，而当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遭到失败之后，就有可能变得乖戾、极端和消极，甚至为了选择逃避而不知不觉地沦为邪教的俘虏。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世界上的邪教组织已达一万个左右，拥有信徒一亿人以上，遍布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并且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福利和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具体而言，在这些当代邪教的发生机制与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间主要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联系。
一、 经济全球化下的利益分配不均在不同人群之间激起了强烈的利益诉求和利益期望，从而使某些人企图通过传播邪教的方式来谋求个人的利益满足，同时又由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和弱势群体的心理失衡等而增强了某些人加入邪教的动机。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的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世界财富总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使财富越来越多地向少数国家和利益集团集中，从而导致不同国家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据世界银行统计，在１９８３年时，低收入国家的人均ＧＤ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ＧＤＰ的２．４％，差距为４３倍；到１９９４年，两者的比例变为１．６％，差距为６２倍。另据联合国统计，目前世界上２０％最富有的人口占有全球８０％以上的财富，而最贫穷的１０亿人的日平均收入不足１美元，还有２８亿人的日均收入不足２美元。这种经济发展失衡和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在客观上助长了一些以反抗现实社会为特征的邪教的滋长。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对邪教的催生作用又是不尽相同的。
在发达国家，由于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更容易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所以最近几十年来，它们纷纷开始大规模的产业调整，将许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受其影响，这些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部门（如纺织、服装、化纤、食品加工、工艺美术、普通机械制造等）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从而导致它们的劳动力需求也相应减少（据相关研究，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在最近十年来已增长了一倍以上）。生产规模的萎缩在发达国家内部制造了大批长期失业的社会闲置人员，他们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以至很多人开始怀疑他们曾经信奉的上帝，并且试图从邪教中找到新的精神寄托。例如，臭名昭著的美国邪教——“人民圣殿教”的信徒大都是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黑人和性格孤僻的白人妇女。而这些对社会现实不满，对前途感到渺茫的人们之所以会背弃原有的基督教信仰而加入这个邪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教教主吉姆·琼斯（Ｊｉｍ Ｊｏｎｅｓ）宣称，钦定本《圣经》中的许多内容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造成社会贫困和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而他则要纠正《圣经》中的这些错误，以便推翻美国的“压迫制度”，建立一个“正义之国”。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所导致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导致许多人认为现实世界很不公平，但又无法凭借个人的力量来改变这种格局，因而他们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并且渴望寻找一种途径来宣泄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报复欲望。而许多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种心态，通过一些具有诱惑力的说教来吸引他们入教。例如，李洪志在建立“法轮功”组织之初，就充分利用了一些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出现的暂时困难，煽动职工的不满情绪，以便达到其笼络人心和破坏社会和谐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很不健全，许多民众长期处于经济上的劣势地位，没有机会接受高层次的文化教育，从而在思想上处于一种原始愚昧的懵懂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很容易被邪教头目的各种异端邪说所吸引，沦为愚昧无知的邪教受害者。
二、 全球化时代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为邪教提供了更广大的活动空间。
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政治联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一个国家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活动难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影响和干预。但是各个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和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府，出于其国家战略利益和集团最高利益的考虑，常常在对待某些邪教的态度上出现严重分歧和对立，以至很多邪教在一个国家是受到取缔打击的非法组织，在另一个国家却成了受法律保护的“新兴宗教”。例如，一些欧美国家之所以在邪教问题上对中国实行双重标准，甚至直接出钱出力支持被中国政府取缔的“法轮功”组织，就是为了将其用作干预中国内政和推行文化霸权的工具。但令许多西方政客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推行的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可以损害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他们本国人民的思想，从而为邪教的泛滥提供可乘之机。例如，当代的美国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沦为邪教肆虐的重灾区，就是因为它在邪教问题上实行的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搞乱了本国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对美国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信仰。同时，美国的许多盟国（如法国、德国、日本等），也常常因为担心被人指责为侵犯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敢轻易取缔邪教组织。
三、 全球化导致的宗教多元化和信仰市场化为“邪教产品”的泛滥提供了“市场”。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和国际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以及各国政治自由度和宗教宽容度的普遍提高，宗教的发展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尤其在欧美国家和一些新兴的经济强国，各式各样的宗教（包括不少新兴宗教和邪教）在多元化的处境下进行自由竞争，那种由一个宗教或一个教派垄断社会信仰的做法，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已不复存在。
在这种大环境下，宗教领域的竞争与经济领域的竞争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在市场规律主导下的自由竞争。为了与其他宗教争夺信徒，各式各样的宗教都在竭力提供符合社会需要的宗教产品并且不断调整各自的“传教策略”或“营销手段”，从而最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宗教超市”或“信仰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进行宗教活动的人们，可以像在超市里挑选商品一样，随意挑选自己的宗教信仰。因此，为了满足一些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人们的购买欲望，这些宗教产品的提供者甚至不惜会为他们创造一些有悖于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新产品——新兴宗教，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邪教。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化所导致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急剧转变是如此巨大，以至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无法适应社会的快速变迁而沦为所谓的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由于无法在主流社会和主流宗教中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所以很可能在一些外部因素（如患病、失业和事业受挫等）的刺激下，接受邪教产品并走向社会的反面。
四、 全球化带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作为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传统宗教用作反击邪教的工具，也为邪教教义的广泛传播和迅速蔓延打开了方便之门。
信息技术革命对现代生活的最大影响莫过于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与传统的信息交流手段相比，互联网技术具有交互性能更强、交互范围更广、所需费用更低、隐身功能更强等一系列优势，所以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邪教都开始把互联网技术用作一种重要的传播手段。第一个利用互联网的邪教是美国的“天堂之门”（Ｈｅａｖｅｎ’ｓ Ｇａｔｅ）。早在互联网刚刚进入寻常百姓家的９０年代初，该教教主爱泼·怀特就招募了一批技术高超的计算机程序人员，开始在互联网上招募信徒。１９９７年，当海尔·波普彗星向地球飞来时，该邪教更是同时在环球网等数十家网站上发布声明，号召人们通过自杀来实现升天的愿望。到了９０年代中后期，借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普及，更多的邪教开始把网络传教用作其快速扩大影响的手段。例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就利用这种传教手段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邪教变得广为人知的。近年来，由于“法轮功”在中国内地的生存空间和传统的传播渠道（如发放纸质宣传品、组织大规模练功活动等）受到了越来越大的限制，所以他们也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网络传教方面，并且逐渐成为了利用互联网最多的邪教组织之一。目前，该组织已在２５个国家建立了１３种语言的网站；其中，仅在美国的４６个州就建立了８０个网站。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只是邪教用来扩大影响的信息技术之一，据国外学者的调查，近年来被邪教利用较多的其他信息技术还包括：ｌ．利用手机短信发送虚假信息和宣扬邪教思想；２．利用多媒体技术和录像设备制作各种视听教材和光盘；３．利用电话和传真来骚扰民众和威胁执法人员；４．利用通信卫星和电视信号播放邪教短片等等。由此可见，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对当代邪教的快速蔓延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五、 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和传统家庭模式的解体加剧了个人的焦虑感和孤独感，从而使某些人试图从邪教中找到新的精神家园和归属感。
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各行各业的竞争都变得日趋激烈，使得大多数人的精神长期处于一种高压状态，时刻面临着烦躁和焦虑心理的袭击，但是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来倾诉自己的感受，排泄压抑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一些（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ｓ ｗｅｌｃｏｍｅ）主动接近和关心他们的邪教似乎为他们提供了进行情感交流的渠道。与此同时，随着男权制度的崩溃以及注重个性和自我的新文化的兴起，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被各种小规模的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甚至单人家庭所取代，而且家庭成员之问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从而使许多人失去了亲情的寄托。受其影响，在现代的邪教徒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是因为所谓的神圣信仰和虔诚而加入邪教的，更多的人则是为了追求安全感和幸福感或者为了从中找到亲情和友情而选择邪教的。对现代人的这种精神需求，大多数邪教头目都是心知肚明。例如，美国邪教头目吉姆·琼斯为了竭力满足这种需求，早在正式创立邪教之前就把他控制的教会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福利教会，如要求信徒把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交给教会，教会则为信徒提供免费的食宿、托儿和医疗等服务，这无疑为那些最贫困的信徒提供了安全保障。在正式建立“人民圣殿教”之后，他又竭力在“圣殿”内营造一种和睦的家庭气氛，要求所有进圣殿的人都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称，而琼斯夫妇是他们当然的“父母”，这种家庭气氛对一些遭社会遗弃的人，尤其是单亲家庭的成员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本栏目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协办）
作者简介：徐?，武汉大学宗教学系教师
本文责编：秋实
（《科学与无神论无神论》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