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９月，理查德·道金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ｗｋｉｎｓ）出版了一本名为《上帝错觉》（Ｇｏｄ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的书，它很快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至今已经在该榜上保持了超过１年的时间，而且曾一度荣登榜首。这本书在西方可以称之为“另类”，不仅仅是由于这本书对宗教进行了批判和解剖，它的名字本身就包含着对宗教的批判：道金斯使用了“幻觉”一词。
但是如果对这本书的作者有所了解，也许你就不会感到吃惊。道金斯是英国牛津大学查尔斯·西蒙尼教席公众理解科学教授。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为达尔文辩护的时候，特意自称“达尔文的斗犬”，１００多年后，由于道金斯热情地捍卫作为科学的进化论，他也被称为达尔文的当代斗犬。
作为一名进化论生物学家，道金斯不仅仅积极地捍卫进化论，他对科学的推崇也让他成为卡尔·萨根式的人物（甚至和萨根一样，他也获得了一些对科学心怀偏见的人士送来的标签———科学主义者）。更难能可贵的是，道金斯公开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在西方，这仍然是一个需要勇气的举动，如同半个世纪之前同性恋在西方的处境。
尽管这个类比也许不完全合适，道金斯和丁文江有些共同之处。丁文江在上个世纪２０年代的科玄论战中是科学派的旗手，而道金斯如今面对的是西方社会的反科学和宗教右翼势力。可以说，道金斯是坚持科学理性的一个代表人物。
自私的基因
１９７２年，道金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科普生涯———当时英国产业工人的罢工导致了电力供应中断，他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实验室工作，拿起打字机开始写作。他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基因和进化的书。然而仅仅写了两章，电力供应就恢复了。他不得不暂时把这项工作搁置了下来。直到３年后，他才有机会完成这本书。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自私的基因》。这本书总共被翻译成了２０多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出版。即便是在《自私的基因》出版之后３０年，它仍然是一本非常畅销的科普书。
《自私的基因》巧妙地使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生物进化的奥秘。人们通常认为，基因是生命蓝图的基本组成单位之一，它们为生物体服务。但是按照道金斯的观点，基因才是这场生存游戏的主角，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生物体不过是为了实现基因复制目的而被基因创造出来的“生存机器”。从这个观点来看，基因是一种冷酷的存在，因为它们并不真正关心生物体幸福与否，成功地复制基因自身才是它们的最终目的。因此，道金斯用了“自私的基因”这个比喻。
对于生物学家，道金斯的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可以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基因（而不是个体或者群体）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事实上，正如道金斯本人指出的，这个理论是由美国进化论生物学家Ｇ·Ｃ·威廉斯（Ｇ．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人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提出的。道金斯把它用比喻的方式加以阐释，成功地让这个理论广为人知。
在《自私的基因》出版之后，道金斯又撰写了两本关于进化论的图书，分别是《延伸的表现型》（１９８２年）和《盲目的钟表匠》（１９８６年）。前者也是对《自私的基因》一书的延伸，后者讨论了一个自达尔文时代就争论不休的问题：地球上的生物究竟是如何诞生和演化的？
道金斯再一次使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盲目的钟表匠”的题目来自１８世纪英国哲学家威廉·佩利的一个钟表匠比喻。佩利认为，如果你在沙滩上发现一只手表，由于它是如此的精巧，不可能来自天然形成，所以手表一定有一个设计者，也就是钟表匠；同样，由于生物体太精巧复杂了，它们也应该有一个超自然的“钟表匠”（设计者）。而道金斯在这本书中指出，没有超自然的“钟表匠”，生物也可以演化出各种特征。或者说，这个“钟表匠”就是自然选择本身。只不过，这个自然的“钟表匠”不具有人类钟表匠预见未来的能力，是一位不能高瞻远瞩的盲目的钟表匠。
《自私的基因》还有一个著名的副产品，称为迷米理论。在这本书中，道金斯仿照基因（ｇｅｎｅ），制造了迷米（ｍｅｍｅ）一词。基因通过遗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传递，而文化则是通过模仿的方式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可以说，迷米就是文化的“基因”。
迷米理论为研究文化的演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小到网络俚语，大到文化传统、种族主义和宗教，都可以用迷米学的观点加以研究。
为进化论辩护成为了道金斯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对他在牛津大学的本职工作（道金斯从１９９０年起成为牛津大学的高级讲师，相当于美国的副教授）产生影响。在英国，大学教授是一种“珍稀动物”。此时，一位来自美国的百万富翁、时任美国微软公司一个部门的主管查尔斯·西蒙尼（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ｉｍｏｎｙｉ）帮助了他。热爱科学的西蒙尼向牛津大学捐助了１５０万英镑，设立了一个新的教授职位，道金斯成为了担任这个职位的第一人。从此，道金斯成为了牛津大学查尔斯·西蒙尼教席公众理解科学教授。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职位。它的字面意义表明了道金斯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科学普及中。道金斯也确实是这样做的。１９９５年，道金斯出版了《伊甸园之河》，把人类进化的历程比作一条从远古流向今天的基因之河。１９９６年，他的《攀登不可能之山峰》着重讨论了神创论者声称的进化论“不可能”。他在书中指出，所谓生命进化的不可能，其实都可以通过逐渐的进化过程而实现。
科学与人生观
在１９７６年《自私的基因》出版之后，道金斯不仅受到了来自学界的争议，一些普通读者也被道金斯所描述的人不过是基因的“生存机器”的理论吓坏了。“一些人问我在早晨怎么还有起床的勇气，”道金斯在他的《解析彩虹》（１９９８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一个遥远国家的一位教师写信责备我说，他的一位学生读了我的书后，含着眼泪对他说，她已经懂得了生活的无比空虚和渺茫。这位老师只好劝他的学生不要再让别的同学看这本书，使他们免受虚无主义和悲观思想的影响。”
如果人类（以及所有生物体）不过是基因达成复制目的的手段，那么我们还能有何作为？在道金斯看来，尽管进化是一个盲目的钟表匠，是一个“只能上山的机器人”，我们却拥有一件来自进化的珍贵礼物，那就是我们的大脑。人类大脑的出现原本是为了增加基因成功复制的机会，但是它能够反抗“自私的基因”，作出高瞻远瞩的决定。那些读者很可能没有注意到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的最后一章中的一句话：“在地球上，只有我们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者的暴政。”
自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之后，进化论常常被误用，最著名的就是鼓吹在人类社会中间实施弱肉强食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这个理论和达尔文没有关系（最早是由斯宾塞提出的），而且达尔文反对这一理论。道金斯所持的人生观与进化论有关。他曾说过，作为一个学者，他热情地支持进化论，但是对于人类社会，他也坚决反对自然的“血红的牙齿和利爪”。他在《魔鬼牧师》一书中写道：
“我更喜欢站在朱利安［·赫胥黎］那与众不同而又好斗的祖父Ｔ·Ｈ·赫胥黎的一边。与肖伯纳不同，我同意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支配力量；与朱利安不同，我承认它的不愉快性；与［Ｈ·Ｇ·］威尔斯不同，作为一个人，我要与它作斗争。
“我是一个充满热情的达尔文主义者，我相信自然选择即便不是进化的唯一驱动力，肯定也是唯一已知能够产生一种幻觉的力量。这个幻觉让人认为各种生命被创造出来一定有一个目的，它给所有仔细观察大自然的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但是当谈到政治以及我们如何管理人类事务的时候，在我作为一个科学家支持达尔文主义的同时，我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反达尔文主义者。”
正因为人类拥有了可以反叛自私的基因的大脑，人类才能拥有“理解这个把我们制造出来的冷酷而残忍的过程的才能、对这个过程的含义深恶痛绝的才能、高瞻远瞩的才能，以及理解整个宇宙的才能”。
道金斯的人生观不仅仅与进化论有关。一些人认为科学是冷冰冰的，它破坏了诗意，让人生变得毫无目的。道金斯认为科学也有其自身的诗意和美，而且这种美可能远胜过人们的想象，一个人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并了解科学所揭示的这个世界，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为理性辩护
在《解析彩虹》一书中，道金斯还跨出了他一直从事的生物学领域，对伪科学和轻信进行了分析。道金斯把人类的轻信的本性归结于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对于自然界模式（规律）的追寻，但是占星术、特异功能和“另类”医学通常是虚假的模式。
道金斯对科学的推崇也反映在他曾给英国查尔斯王子的一封公开信上。他在这封信中写道：“……在我允许情感影响我的目标的地方、当我要决定最好的方法的时候，我选择思考而不是感觉。而思考在这里意味着科学思考。没有更有效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存在，科学也会吸收这种方法。”在道金斯的女儿１０岁的时候，他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需要警惕三种坏的理由，分别是“传统”、“权威”和“神启”。最重要的是，一个理由需要有证据的支持，才能够让人相信。
道金斯还批评过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有些后现代主义者在文章中用华丽的科学术语建构胡言乱语，却被捧为大师的作品；还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把文化相对主义推广到科学领域。道金斯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书评，把这类后现代主义者称之为披着“皇帝的新装”。
作为著名的无神论者，出版一本关于无神论的著作并不令人意外。２００６年，道金斯出版了《上帝错觉》一书。“你可以成为一位快乐、和谐、有道德和智慧的无神论者。”道金斯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他号召无神论者公开站出来：“把无神论者组织起来就如同放牧猫群，因为他们倾向于独立思考，不会服从权威。但是一个良好的第一步是让愿意‘站出来’的人数达到临界质量，从而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即便没法聚成一群，足够数量的猫也可以制造出很多声音，它们也就没法被忽视。”
道金斯还在书中分析了上帝存在的问题。尽管你无法完全否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你也无法完全否定其他任何东西存在的可能性，比如飞行面条怪物（一个戏仿宗教的上帝）———但是你可以用概率的方法估算上帝存在的可能性。他认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就如同一把中式茶壶围绕火星运转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火星周围有那么一把茶壶，除非这个传说经过了许多代人的传承。
道金斯还曾多次倡导一个观点，即不应该给儿童贴上宗教的标签，因为“儿童太年轻，所以并不知道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正如他们太年轻，并不知道他们应该支持哪种经济学或者政治学”。
道金斯在进化论研究上曾经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古尔德（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ｏｕｌｄ）有过一段争论。在对待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的问题上，他们也有不同意见。古尔德主张科学和宗教各管各的，互不干涉。道金斯则不同意这种主张，他认为这只是一种争取温和派的政治策略。而在根本上，科学和宗教是不同的。他指出，科学家与超自然神的信仰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内部之间的争论是用证据解决的，而后者的争论无法通过证据解决，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诉诸暴力。
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暴力出现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在美国，宗教保守势力已经危及到了科学的发展，例如美国的干细胞研究已经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自从萨根和古尔德去世之后，道金斯成为了科学理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道金斯的观点显得特别珍贵。而道金斯近年来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保卫科学和理性的斗争中来。他参与制作了电视纪录片，开设了网站，甚至还分别在美国和英国设立了理查德·道金斯理性与科学基金会，支持这项注定是长期的斗争。
作者简介：柯南，自由撰稿人
本文责编：秋实
（《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