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一、在欧美社会中“膜拜团体”的阐释

１． “膜拜团体”一词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

众所周知，“膜拜团体”一词产生于西方，并含有基督教文化本位的内涵。“膜拜团体”一词译自英语Ｃｕｌｔ。该词和德语ｋｕｌｔｅ、法语ｃｕｌｔｅ一样，源于拉丁语ｃｕｌｔｕｓ，其本义为ｃｏｌｅｒｅ（耕作），延伸为ｃｕｌｔｕｒｅ（文化、教养）。古罗马人把崇拜神明的仪式称为ｃｕｌｔｕｓ。根据古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近东和以色列等地区将在神殿里举行的祭祀称为Ｃｕｌｔ。这里Ｃｕｌｔ没有贬义。后来，基督教文化圈将Ｃｕｌｔ用以转指神秘膜拜、偶像崇拜，赋予该词特殊的“异端”色彩。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将Ｃｕｌｔ定义为一种反理性、神秘的宗教形式①。随着现代社会世俗化的发展，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语境里，Ｃｕｌｔ有时超越宗教学领域，用来形容人们对明星和哲人的崇拜②。

２． “膜拜团体”被罗纳德教授解释为宗教社会学中的一种类型。

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纳德Ｌ·约翰斯通（Ｒｏｎａｌｄ Ｌ．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设定多种变量标准模式，将宗教组织分为四个基本类型：教会（Ｃｈｕｒｃｈ）、教派（Ｓｅｃｔ）、宗派（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膜拜团体（Ｃｕｌｔ）。膜拜团体又被称为边缘宗教，往往规模较小，制度化程度较低，由卡里斯玛（Ｃｈａｒｉｓｍａ）型教主领导，表现出神秘主义救赎倾向，注重个人精神和神秘体验，有些采取秘传方式或封闭式活动。其中少数派别进一步走向极端，成为破坏社会的邪教组织。因此，依据这种宗教类型学的理论，邪教组织（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被包涵在宗教类型之内，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极端宗教组织。罗纳德教授以吉姆·琼斯（Ｊｉｍ．Ｊｏｎｅｓ）创立的人民圣殿教（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Ｔｅｍｐｌｅ）为例，分析了这个膜拜团体由教主独裁，逐渐走向极端，最后导致１９７８年圭亚那丛林的群体惨案。③

３． 新宗教运动（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和“膜拜团体”。

新宗教是指不同于传统宗教的新生宗教。一批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生宗教大量涌现的现象，称为“新宗教运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出现危机。传统宗教被逐渐冷落，难以慰藉某些社会群体的心灵。五光十色的新生宗教如雨后春笋大量滋生，远远超过传统宗教中分离出的新教派④。据《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的统计，至１９９７年，世界新生宗教的信徒已达１．４８４亿。

当代新生宗教发端时期，大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宗教文化色彩，其后发展的轨迹各异。大多数流派规模较小，影响有限，自生自灭。有些教派不断调整教义、教规，逐渐与主流社会价值体系融合，成为稳健型社会力量。只有少数极端教派，一意孤行，实施教主极权统治，对信徒精神控制，摧残人权，危害社会，成为具有严重犯罪性质的恶种———邪教。

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使用膜拜团体（Ｃｕｌｔ）一词批判新宗教运动，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１９７８年在日本东京召开国际宗教社会学会议，研讨本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欧美国家涌现出的“新宗教运动”。基于在新生宗教运动中，小型宗教团体激增、狂热膜拜较为普遍等特点，对此持批判态度的欧美社会开始使用Ｃｕｌｔ一词。其中含有比较明确的反社会、反文明的贬义。⑤

４． “膜拜团体”成为欧美反膜拜运动（Ａｎ?鄄ｔｉ＿ｃｕｌｔ）的目标。

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起，欧美地区先后出现民间反膜拜团体运动。其力量既来自传统的宗教界，又来自世俗的市民社会。由于欧美国家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制约着国家权力直接干涉一般膜拜团体的行为，政府经常通过其他方式推动民间反膜拜团体运动。１９７４年，加利福尼亚成立“市民自由基金会”（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７０年代中叶，美国同类团体增至数十个。１９７８年，人民圣殿教的集体自杀事件震动社会，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反膜拜团体运动。８０年代中期，全美民众运动整合出“膜拜团体觉醒网络”（Ｃｕｌｔ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Ｎｅｔ?鄄ｗｏｒｋ）“精神虐待审议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Ｍｉｎｄ Ａｂｕｓｅ）“美国家庭基金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等著名组织。１９８５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召开的膜拜教派研讨会上，与会者认为膜拜教派可以界定为：“一切要求其成员绝对忠诚或效力于某一个人或主张、其首领为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通过操纵、诱导和控制手段损害信徒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以宗教、文化或其他性质的形式出现的集群或团体。”⑥

相对美国而言，欧洲反膜拜团体运动发展的比较顺利，相继建立一批民间组织。如：法国的“反精神操纵中心”、英国的“家庭行动咨询”、德国的“争取精神自由和心理自由行动协会”等等。不少组织得到各国政府的认可和资助，积极开展活动。法国民间反膜拜教派协会提出依据“组织特征”和“危险性”的分类法。根据这种分类法，膜拜教派指具有“魅力”的教主及其说教为中心形成的团体。团体内部是一种非民主的金字塔式的等级构架。它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演化为有“危险性”的组织。“危险性”的膜拜教派和教义和活动，其结果造成剥夺个人自由意志和危害社会秩序。

欧美民间的反膜拜团体运动有相当的民众基础。１９８９年１月，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６２％的市民对新生宗教———膜拜团体表示反感。传统宗教界人士和一批心理学家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５． 宗教界对具有反传统色彩的新生宗教———膜拜团体大加挞伐。

正统的宗教界人士认为“膜拜团体是持不同于公认为正统信仰的宗教团体”。它们“偏离于普遍的道德传统、公共权利机构、政治和司法机构所共同遵守与确认的宗教组织及其理念。”⑦美国宗教学者詹姆斯·路丁（Ｊａｍｅｓ．Ｒｕｄｉｎ）和马西娅·路丁（ Ｍａｒｃｉａ．Ｒｕｄｉｎ）提出１４种特征：

（１）宣誓效忠一个全能的领导者，相信他是救世主；（２）反对或禁止理性思维；（３）通常以欺骗的手段来吸收新成员；（４）削弱成员的心理防线；（５）随心所欲地进行犯罪；（６）与外部世界隔绝；（７）领导者独裁决定成员的事业和生活；（８）成员为组织或领导奉献所有的精力和资金；（９）成员为组织全力工作，却得不到适当的报酬；（１０）反对妇女、儿童、家庭；（１１）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１２）伦理体系的准则是卑贱者将在末日受到审判；（１３）制造神圣和神秘气氛，财政状况隐秘；（１４）时常有暴力或潜在的暴力倾向。⑧

在欧美社会，传统的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都是反对新宗教运动、膜拜团体的主力军。他们以神学的教义为指南，抨击异己，争取信众。

６． 大多数心理学家对新生宗教中众多的“膜拜团体”持批判态度。

现代心理学家关注个人的心理体验。多数心理学家对膜拜团体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膜拜团体通过欺骗手法吸纳成员，用强制灌输手段进行控制，在暴君式的领导支配下，信徒成为心理虚弱智力低下的人。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为美国心理学家玛格丽特·泰勒·辛格（Ｍ．Ｔｈａｌｅｒ Ｓｉｎｇｅｒ），她曾经治疗过３０００多例膜拜团体的受害者，对膜拜团体持有强烈批判态度。她提出识别膜拜团体的三个要素：

（１）团体的起源和指导者的作用。膜拜团体的创始人即教主集权于一身。教主自称负有特殊使命和拥有特殊知识，令信徒崇拜自己。而既有宗教的传教士不会令信徒崇拜自己，只会教信徒崇拜神或抽象的原则。

（２）权利组织结构。在膜拜团体中，教主一人在上，信徒民众在下，教主握有最高权利，宣称自己切断旧传统的羁绊，可以解决任何人生问题。这种团体盛行双重伦理标准：要求信徒在团体内开诚布公，将一切告之教主，同时鼓励信徒欺骗和操纵本团体以外的人。而既有宗教教育信徒遵循始终如一道德标准，诚实待人。

（３）膜拜团体使用巧妙的劝诱方法，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ｍｉ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和洗脑（ｂｒａｉ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其控制信徒的手法和极权主义如出一辙，要求信徒把自己的时间、金钱和体力等都奉献给团体所标榜的目标。上述所有做法均为既有宗教所鄙弃。⑨

值得指出的是，玛格丽特·泰勒·辛格女士对“法轮功”的批判，独具慧眼。

７． 欧盟官方文件以“教派”（Ｓｅｃｔ）指代“膜拜团体”。

在多种欧洲语言中，英文的Ｓｅｃｔ（教派），相当法语的Ｓｅｃｔｅ，意大利语的Ｓｅｔｔａ，西班牙语的Ｓｅｃｔａ，德语的Ｓｅｋｔｅ。教派（Ｓｅｃｔ）指从传统宗教中分离出来的持不同意见的群体。在欧洲的大众语言中含有负面含义，有狂热教派的含义。在欧盟官方的文件中通常使用教派（Ｓｅｃｔ）一词，而膜拜团体（Ｃｕｌｔ）和新宗教运动（ｔｈｅ Ｎｅｗ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ｖｅ?鄄ｍｅｎｔ）的概念极少出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欧盟通过的三个关于教派问题的议案，分别为：１９９２年，欧洲理事会，１１７８号建议案：《教派和新宗教运动》（Ｓｅｃ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６年２月２９日，欧洲议会：《关于教派的决议》（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ｅｃｔｓ），１９９９年，欧洲理事会１４１２号建议案：《关于教派的非法活动》（Ｉｌｌｅｇａｌ Ａｃ?鄄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ｓ）。这些文件都以教派（Ｓｅｃｔ）为主题词，只有１９９２年的建议案同时使用教派和新宗教运动。在欧盟的有关文件中，只有在个别报告草案中使用过膜拜团体（ｃｕｌｔ）一词。 ⑩

８． 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等政府处理有害“教派”法律措施。

相比美国而言，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比较积极地运用法律措施，遏制有害教派的发展。其中法国和比利时政府走在前例。

法国，７０年代新宗教运动迅速传播。１９８３年２月，法国议员阿兰·维维安（Ａｌａｉｎ Ｖｉｖｉｅｎ）奉政府之命，调查全国的膜拜教派（Ｓｅｃｔｅ－ｃｕｌｔ），并提出对策。此举开创欧洲国家权利机构防治膜拜教派的先声。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法国“国民议会调查膜拜教派问题委员会”提交调查报告书。该报告书公布法国综合情报局制定的识别膜拜教派（ｓｅｃｔｅ－ｃｕｌｔ）的１０项标准，即：（１）造成信徒精神不安定；（２）对信徒有违法的金钱要求；（３）诱使信徒与其成长的环境隔绝；（４）对身体健康的侵害；（５）强制儿童信教；（６）发表敌视社会的说教；（７）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活动；（８）引起较多的诉讼争端；（９）脱离传统的经济流通体系；（１０）显示出介入国家权利的野心。此项调查统计，法国目前共有膜拜教派１７２个。其中具有危险性的团体约有４０多个。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法国政府成立“打击膜拜教派部际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司法、内政、国民教育、就业、国防等５部门组成。２０００年２月，该委员会提出报告，界定膜拜教派（Ｓｅｃｔｅ－ｃｕｌｔ）为“一个极权性质的社团，申明或不申明具有宗教目的，其行为侵犯人的尊严和破坏社会平衡”。

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０日，法国国民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阿布·皮卡尔法案”。这是一项专门针对膜拜教派组织及其犯罪活动。该法案授权司法当局采取措施取缔膜拜教派，触犯该法律者，可判处３年徒刑、罚款２５０万法郎。因而，法国成为世界上专门立法惩处膜拜教派的重要国家。  

比利时，１９９８年，政府颁布法律界定“有害的教派组织”，惩处其组织犯罪活动。这是欧洲国家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界定这类组织的性质。其法律表述为“有害的教派组织，是指那些在组织上和实践上进行非法、有害的活动，危害个人、社会或人类尊严的哲学性或宗教性或自称具有此类性质的组织”。

同年，政府设立两个新机构：一个是危害性教派组织情报咨询中心，另一个是打击危害性教派组织行政协调办公室，由司法部部长主管。１９９８年底，议会通过法案要求国家安全局承担监督危害性教派组织的任务。最终，政府在打击犯罪局设立一个分支机构，名为“恐怖主义和教派”。{11}

德国，８０年代以来新生宗教的发展，与德国国家教会法产生宪法解释诉讼冲突。１９９６年５月，德国政府成立专门调查膜拜教派（Ｓｅｃｔｅ－ｃｕｌｔ）的委员会，主要目的是调查这些组织的构成、活动、宗旨以及是否构成社会危害。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统计，德国目前约有膜拜教派（Ｓｅｃｔｅ－ｃｕｌｔ）８００多个。德国政府宣布不承认国际社会公认的膜拜教派———科学教会等组织为宗教。

奥地利，根据联邦法，政府于１９９８年设立教派办公室。该法将教派的定义为“宗教或哲学信仰群体，会危害人的生命或健康、人的财产或经济自主权、人格的自由发展、家庭生活的完整性以及未成年人的智力与生理的自由发展”。

９． “膜拜团体”一词逐渐被欧美社会边缘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膜拜团体一词在欧美社会逐渐被边缘化。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以新宗教运动代替膜拜团体一词的论点，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反膜拜团体运动中的宗教学者、心理学者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关注较少。７０年代末期，持客观研究态度的学术圈出现。一批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较少直接参与、更加客观理性，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开展研究。他们认为，膜拜团体一词含有明显的贬义，应称之为新宗教运动。其后２０多年中，这种观点逐渐被大多数学者认同，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流。

国际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新生宗教栖息在现代社会里，以其批判现实和对抗主流文化的姿态，向现代文明提出各种质疑和挑战。新生宗教中大量的膜拜团体处于社会边缘，是与传统宗教和主流社会有矛盾的组织。在新生宗教派别中，有些是存在重大缺陷的宗教团体，有些膜拜团体，其教义极端诡异，具有恐怖的反社会行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但只有极少数破坏性已显露出来，实际已对社会和人类造成危害时，才能将其视为邪教。

第二，民间的反膜拜团体运动正在逐渐沉寂。１９９６年，“膜拜团体觉醒网络”的志愿者因强制消除一位信徒的“毒害思想”，遭到起诉，该网络无力支付巨额的赔偿而破产。随着新宗教运动逐渐平稳、低调出现，膜拜团体与反膜拜团体的抗争性都逐渐减弱。２００４年，美国最大的反膜拜团体组织———“美国家庭基金会”，更名为国际膜拜团体研究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我认为，这标志着该组织开始将其主要注意力从救助实践，逐步转向学理的研究。值得重视的是，目前该协会的研究动向，即：膜拜团体的极端教义和教主的精神控制，导致信徒的极端行为和恐怖主义惨案等等，成为该协会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

二、“膜拜团体”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困境

迄今为止，“膜拜团体”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仍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名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膜拜团体”的概念由宗教社会学家引入学术话语圈。在治理邪教运动中，“膜拜团体”一词走上政治舞台。其后，这一概念的内涵倍受争议，至今仍没有走出困境。

１． 宗教社会学家引入“膜拜团体”的概念。

戴康生教授和彭耀教授是当代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先驱者。他们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起，组织学者启动《宗教社会学》研究项目，历经艰辛，９０年代底书稿才付梓出版。该书专设一节为：宗教组织的类型研究。作者指出，西方宗教社会学家在对基督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宗教组织类型研究设定了不同的变量标准模式，概括出四个基本类型，即：教会（Ｃｈｕｒｃｈ）、教派（ Ｓｅｃｔ）、宗派（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鄄ｔｉｏｎ）、膜拜团体（ Ｃｕｌｔ）。书中引用一位美国学者观点认为：“膜拜团体盛行于传统宗教组织衰弱之处。”作者认为，欧美宗教多元化的发展和新宗教运动的兴起，是宗教类型研究不断深化的动力。{12}

我认为，本书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是，作者指出，关于宗教组织类型研究，西方学者起步较早，成果较多，“但尚未摆脱基督教中心的模式”。{13}

２． 研究当代新兴宗教的学者认同“膜拜团体”的中性化内涵。

戴康生教授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是该领域里重要的开山之作。何光沪教授在其执笔的导言中，介绍了当代美国宗教社会学家斯达克（Ｒｏｄｎｅｙ． Ｓｔａｒｋ）和本布里奇（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的宗教类型定义。他们在批判韦伯方法论的基础上，对“教会”、“教派”和“膜拜团体”这三个概念重新界定。“教会”是遵循常规的宗教组织；“教派”是具有传统信念和实践脱离常轨的宗教组织；“膜拜团体”是具有新的信念和实践脱离常轨的宗教组织。{14}何教授认为，“这些定义不但简明，而且避免了对新宗教的价值判断，即保持了学术上的客观态度。”{15}

３． “膜拜团体”在治理邪教运动中的亮相。

１９９９年，“法轮功”被定性为邪教取缔后，国际上许多重要通讯社，立即冠称其为Ｃｕｌｔ。此后，我国的一些翻译家、法学家和新闻、宗教工作者曾进行专题研讨，与会者认为，用汉语拼音Ｆａｌｕｎ Ｇｏｎｇ翻译“法轮功”，需要定性时可用Ｃｕｌｔ。{16}

中文“邪教”一词，如何翻译为英文，目前尚在探索。我国新刑法官方英文译本中，将“邪教”译为“Ｗｅｉｒ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字面意思为奇怪的、诡秘的宗教组织。这种译文在国际上独辟蹊径，但未能融入流通语式。我认为，将邪教一词译为Ｃｕｌｔ，虽有一定的依据，但仍存在许多歧义。其一，Ｃｕｌｔ含有基督教文化本位的内涵，主要用于批判对立的宗教意识形态，而中文邪教基本属于政治学范畴，主要指“利用迷信邪说、旁门左道、传徒敛钱，聚众结党、颠覆政权的民间秘密教派”，两者含义，有相当的差异。其二，当代欧美语境里，Ｃｕｌｔ含有对时尚的狂热追求，有时用来形容民众对明星和哲人的崇拜。而当代中国主流界定的邪教是个现代法律概念，指利用宗教或其他名义、触犯刑律的非法组织。

因此，许多学者提出，使用“危险的”（ｄａｎ?鄄ｇｅｒｏｕｓ）或“破坏性的”（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等用来限制Ｃｕｌｔ。其中， 主张使用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一词的学者越来越多，因为这样的界定可以明显突出邪教的犯罪性质。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在北京召开的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英文名称即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ｓ。

４． “邪教”是汉语文化的特有名词，主要是政治学的概念。

从历史学、语言学诠释，“邪教”本是汉语文化的特有名词。在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中，邪教主要是政治学概念，考察其危害社会稳定的含义，远远超过辨析其歪曲宗教学说的含义。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历史悠久，经明清朝两代，发展迅猛，教门繁多，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社会运动。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把一切非正统的民间秘密教派均视为邪教。

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结社褪色变质，更加庞杂。五四运动以后，科学和民主思潮传入中国，现代化运动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大多数民间秘密教门执迷不悟，教义更为芜杂混乱，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近百年来，有档案文献记载的会道门组织就多达４５００多种，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17}。其影响渗透社会各个阶层，余脉延续至今。

近代中国多数学者认为，邪教是反对社会正统体制的极端教派。其界定的内涵，我认为可以概括为“利用迷信邪说、旁门左道，传徒敛钱，聚众结党、甚至图谋颠覆政权的民间秘密教派”。

５． 中国法律界定的“邪教”不能等同于英语的“膜拜团体”，其性质为具有严重犯罪行为的伪似宗教组织（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为治理社会变革时期孳生的邪恶势力，１９９５年１１月，中国政府治安部门首先提出“邪教”概念。官方界定的内涵为：“少数不法分子违反宪法和法律，披着宗教外衣，摘取宗教经典中的片言只语，掺杂大量封建迷信和异端邪说，蛊惑人心，蒙骗群众，秘密纠合建立非法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18}１９９７年３月，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专门对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的犯罪行为，作出明确处罚规定。

１９９９年春天，“法轮功”势力迅速膨胀，李洪志亲自策划，聚众包围中南海，震动海内外。同年１０月３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第一条对“邪教组织”的界定为：“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该司法解释对《刑法》第三百条惩处邪教犯罪的条款，加以具体说明，为依法治理邪教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两高的司法解释标志着中国治理邪教的工作，正在加快法制化步伐。我认为，当代中国主流社会对邪教的界定，不同于历史上“邪教”的概念，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外延。它已超越意识形态，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现代法律概念，其目的是制裁邪教的犯罪行为。

我认为，审慎研读政府颁布的法律细则，中国官方界定的邪教不能等同于西方英语文化圈通行的Ｃｕｌｔ（膜拜团体）或法语、德语文化圈通行的Ｓｅｃｔｅ－ｃｕｌｔ（膜拜教派）。其性质为具有严重犯罪行为的伪似宗教组织（Ｐｓｅｕｄ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结论：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学术范式

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宗教组织类型学研究刚刚起步，问津者廖若晨星。我认为，起步阶段引入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其学术范式是基于对基督教的考察分析，许多概念对世界上多样性的宗教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的适应性很差。膜拜团体一词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

１． 膜拜团体一词在东方社会面临的困境。

在当今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和韩国是新兴宗教最活跃的地区。膜拜团体（ｃｕｌｔ）一词，在东方文化背景中的日本和韩国举步维艰。Ｃｕｌｔ一词进入日本是在７０年代初，被音译为Ｋａｒｕｔｏ，其后也被译为狂信。１９９５年奥姆真理教发动的地铁恐怖事件后，狂信一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报刊媒体上。然而，日本的学术界对狂信一词至今仍存在很大的抵触。因Ｃｕｌｔ一词以基督教文化为本位，主要用于批判基督教指认的“异端”。而日本的新宗教大多数源于东方文化，显然是属于基督教圈之外的“异教”文化。不仅在知识界，就是一般公众也很难接受使用含有贬义的膜拜团体，来研究本土的新宗教。在日本学术界，在批判有犯罪行为的新宗教团体时，如奥姆真理教，才使用膜拜团体一词。{19}

在韩国学术界通常将邪教称为“类似宗教”或“似是而非宗教”。它“通常指伦理不健全的散布迷信邪说的新宗教团体”。{20}尽管当代韩国社会基督教文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学术界仍沿用富有本土文化色彩的概念。

２． 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的宗教类型学。

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尤其与西方文化相比，这种独特性更加鲜明。

第一，丰富的人文主义理念和多元兼容传统。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一直呈现出多元兼容风格。儒释道虽有摩擦，但终能相互吸收、相互交融，从未发生像中世纪西欧那样残酷的宗教战争。儒释道的鼎立和互补，以及多种亚文化的和平共存。人文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也有广阔的活动空间。

第二，政权始终支配教权。从古至今，中央政府的世俗权力始终是唯一合法的社会政治权力。宗教从来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宗教只能服从世俗政权的统治，绝不容许神权与政权分庭抗礼。

第三，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中国的宗教信仰一直具有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中国宗教信仰的核心理念是“敬天法祖”。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的传统绵延数千年，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价值观。人们祈求天神和祖先护佑，降恩赐福，驱魔避邪，表现出强烈的世俗性与功利性。

第四，巫术文化的根基深厚。从人文主义视角考察，中国宗教信仰的世俗性与功利性，其积极因素是弱化神学信仰，避免宗教狂热，但其消极因素则是使得巫术文化十分兴旺。民众与神鬼沟通的中介是巫师。巫师自称具有通神的能力，借助神鬼的法力，为民众祈福禳灾。巫师通神的能力渗透到宗教中，可能发展成为教主崇拜。各种繁杂的巫术文化影响至今，成为各种新宗教———膜拜团体生存的社会基础。

面对中华民族这种丰富复杂的历史传统，面对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转型时期，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的宗教类型学，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范式，将是我们这一代学者义不容辞的艰难重任。

      注释：

①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５６， Ｐ９３，１５２－１５３．

②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ｅ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９４）．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ＭＡ：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③ Ｒｏｎａｌｄ Ｌ．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８３），（美国） 罗纳德·Ｌ·约翰斯通著：《社会中的宗教》，中译本，尹今黎、张蕾译、袁亚愚校，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７－１２４、１４２－１５４页。

      ④ 参见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第２０６－２１０页。

      ⑤ 参见子浩：《欧美语境里的狂信和反狂信运动》，《论邪教———首届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第２６－３９页。

      ⑥ （西班牙）佩佩·罗德格斯：《痴迷邪教》，中译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８页。

      ⑦ 《 宗教》２０００年第２期，第１５页。

      ⑧ （加拿大）王大为（Ｄａｖｉｄ Ｏｗｎｂｙ）：《美国现代史上的邪教与反邪教运动》，《论邪教———首届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１月，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⑨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Ｔｈａｌｅｒ Ｓｉｎｇｅｒ ， Ｊａｎｊａ Ｌａｌｉｃｈ，  Ｃｕｌｔｓ ｉｎ Ｏｕｒ Ｍｉｄｓｔ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 １９９５．

      ⑩ 参见（意大利） 西尔维奥·费拉利：《西欧的新兴宗教运动》，刘澎主编：《国家·宗教·法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１月版，第１０９－１１１页。

      {11} 见《无国界人权》，内务与“危害性教派”监督部，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８日，载于ｗｗｗ．ｈｒｗｆ．ｎｅｔ。

      {12} 参见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第１５３－１５５页。

      {13} 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第１５９页。

      {14} Ｒ．Ｓｔａｒｋ ａｎｄ Ｗ．ｂａｉｎｂｒｉｄｇｅ：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１９８７，ｐ．１２４．

      {15} 戴康生主编：《当代新兴宗教》，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版，第６－７页。

      {16} 参见《“法轮功”就是Ｃｕｌｔ———“法轮功”英文称谓研讨会纪要》，陈红星、戴晨京主编：《“法轮功”与邪教》，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９月，第２４５－２４８页。

      {17} 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编纂委员会编：《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近百年来会道门的组织与分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８月版，前言，第２页。

      {18} 谭松球：《前言》，见蒋嘉森著：《毒瘤———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群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页。

      {19} 参见子浩：《欧美语境里的狂信和反狂信运动》，《论邪教———首届邪教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２７页。

      {20} 金勋：《韩国新宗教的源流与嬗变》，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月版，第３１６页。

（本栏目由中国反邪教协会协办）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本文责编：黄奎

（《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