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高公众的科学世界观意识和鉴赏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如果人类要解决此方面的问题、提高生活质量，那么我们就需要继续借助科学。
科学寻求解释现象的自然原因。因而，它就具有自然主义的世界观，此即“科学自然主义”；它的中心是科学的方法，即“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它试图把科学应用于伦理和社会问题，即“伦理的自然主义”。
科学的世界观
科学对未开发领域的研究是非常引人入胜的。然而，由于科学研究是高度专业化的，普通大众通常认识不到这些进展，甚至即使某些领域（如天文学界和物理学界）的专家，也可能完全不了解生物学、结晶学、神经科学、干细胞研究、遗传学、纳米技术或药理学的新发现。我们需要跨学科的通才来阐释这些发现以及和其他研究领域的联系。
Ｅ．Ｏ．威尔逊，哈佛大学的昆虫学家、探索中心的研究员曾经说过：“我们需要发现知识的大融通———跨学科的普遍规则、统一的理论、以及共同的假设。”物理学和化学在原子和亚原子的层面上提出了一些原理，它为所有的学科提供了一个基础。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物理主义”，现实的物质基础，适用于微观和宏观层次。从亚原子的层面上来看，量子力学在解释所观察的现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物理学规律和相对论也适用于天文学。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亿万个星系构成的膨胀的宇宙。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例如到２００７年为止，我们已发现了２５０多个行星和我们太阳系外无数的星系。１９世纪的科学观被称为“唯物主义”。今天我们更喜欢用“科学自然主义”来表明它是“不可还原”的。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物体展示自己的层面。他认为，在社会层面上的“历史变化法则”是不能还原到单独的物理学上的，尽管它们与物理法则并不相悖，而是以其为先决条件。今天，对生命科学而言显然是我们需要发展新概念和理论。当然，在微观领域的一些发现（如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和决定行为方式的遗传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还有这些更高层次的理论，如宏观方面的达尔文有关自然选择的理论，是我们理解物种如何进化的基础。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有一些复杂的解释，情形也很类似。因而，依赖于探索的背景，我们可以从多种学科中找到多种多样的解释。
我们现在急需向公众传播宇宙、生物圈和人类社会的认识。这就意味着每一代，都要编写一本科学的百科圣典，普及知识前沿的新发现。教育———从小学到中学，从大学到研究生，教育对于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电视、出版物（文章和专著），还有因特网和个人便携式电子设备在科学普及中都可得以运用。在美国、欧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如果公民不具有科学素质，那么该国就不被认为是进步的。
科学的探索方法
仅仅传授人们科学观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培养科学探索的方法意识。“方法论自然主义”在科学的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它注重检验和确证真理声称的客观方法。科学方法的使用是其之所以取代其他方法———如宗教、权威、习俗、情感和直觉而成功推进知识前沿发展的原因。科学的假设／演绎的方法用公式明确表达假说，并通过同行评议、证据引证、实验预测、理论的一致性和数学的有效形式，来寻求对假设的客观确证。科学的方法是由探索者的共同体所确定下来的。它是由它的效用来证明其顺理成章的，而不像其他获得和检验知识的方法那样。科学探索过程的一基本要素是“怀疑主义”。即使对最为确认的原则，我们也应该一直准备着怀疑态度。不像其他的方法那样，科学是容易犯错并能自我纠正的。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头脑，只要新观念能够得到证实，我们就要接受。
告诉学生科学探索的过程绝非不变和终决的是非常重要的。这表明我们不否认要发展可靠的知识，所以怀疑主义不是全部，而是有“选择”的。科学方法不是只对专业研究人员开放的深奥的方法；它是常识的延续，也是解决日常问题的各种实际方法。因而，探索中心长期以来致力于培养学生和普通公众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很早以来，学校就教会年轻人如何解决问题以及如何思考。
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把科学的方法拓展到人类实践的新领域。把科学应用到“技术和其他实用科学领域”对人类具有莫大的益处。农业上的新技术减少了劳动力，提高了产量，为众多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现代卫生方法帮助人类消除了传染病；现代医药减少了疼痛和痛苦，并通过抗生素和先进的外科手术治愈了疾病；新的诊断技术、新机器和技术设备的发明减少了枯燥乏味，给消费者带来了益处；新的交通和交际模式得以运用之时，它就为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在家里、工作场所，还是社区等方面。
科学也拓展了我们对宇宙和人类文化的理解；它提高了生活质量、延长了寿命。这也为人类带来了幸福和休闲。因而，科学技术是重要的“生产力”，它为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了新的资源。
对超常现象的批判
理解科学的方法、运用批判性思维具有另一重要的社会作用。它应该使人类避免迷信、抵御神秘事件和超常与宗教的声称以及伪科学。人类易成为江湖骗子和假先知的牺牲品。怀疑性的思维是荒谬言论最好的解毒剂。ＣＳＩＣＯＰ超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改称为ＣＳＩ“怀疑探索委员会”）很久以来就发动了反对未加证实的超自然的信仰和民间传说的战役。以下是我们如何推进工作的一些说明：
我们想知道灵学、气功大师、不明飞行物、信仰疗法、占星术、与死亡沟通的证据是什么？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声称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例如灵学大师和气功大师们。我们认为声称非凡就应该有非凡的证据。我们所得到的经常是道听途说、轶事传闻，但没有人真正看到过。我们发现目击者通常未经训练，不能看出骗局和欺瞒。对声称能靠意念让金属汤匙变弯的以色列特异功能大师尤里·盖勒来说就是如此，那只不过是他巧妙地玩弄手法而已。如果一事件由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在可控的条件下得到充分的证实，那么我们就问：它为什么发生？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对此作出解释吗？更为经常的是，人们对可能性和巧合现象知之甚少，他们认为有一些神秘的东西存在，然而他们所宣称的这些超常现象都是由正常的原因所导致的。
我们也调查了ＵＦＯｓ（空间中奇异的不明物体），世界各地都有人号称见过。问题是，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声称的现象呢？我们发现，观察者期望 ＵＦＯ存在，因而就有想相信它的倾向。人们错将流星雨、发射到太空的火箭碎片、高空气象气球、成群的天鹅和远方带着灯光的飞机等看成是ＵＦＯ。换言之，这些物体都是确知飞行物ＩＦＯ。他们中有些人，出于欺骗，把汽车的毂帽扔向空中，并拍下了照片。经过６０年的观察，我们还未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例，说明该发现飞行物是外星人所为的。我们应该开放的头脑，但目前我们所获得的证据并不能得出定论。
无论对西方、印度还是中国来说，其占星术也是类似情况的。没有证据表明行星能够控制或影响人的性格或命运。我们资助了大量的针对占星术的科学实验，对占星用的星座图和预测持怀疑态度。对那些宣称具有神奇治愈功能的具有宗教色彩的江湖医生来说，我们的态度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的是证据———临床诊断之前或之后的。尽管安慰剂的疗效可能对一些病人有所帮助，但我们从未找到过证实此种治愈的确凿的证据。最后，我们对这一问题 “人死后有灵魂或意识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我们认为精神活动是取决于大脑的，身体一旦死了，个人的意识也就消失了。我们也调查过，死去的先人能否如鬼怪幽灵那样与活着的人们进行沟通，但并没发现任何的证据；这不过是基于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对宗教的科学考查
人们甚感兴趣的另一领域是超自然现象的信仰。我们当然需要开放的头脑。但我们能够找到的上帝（或众神）存在的证据是很不充分的。然而今日，很多组织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宗教主张心悦诚服———这一主张认为上帝在他们那边，那些信奉上帝的人将得到拯救，死后将进入天堂。如果人类要打破宗教长期一直以来拥有的符咒（正如丹尼尔·丹内特在同一名字的书中所说的那样），对宗教进行科学考查则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如何对待对上帝的信仰？我们考证了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观点，发现它们是荒谬的。但今天又出现了诸如“智能设计”的新的鼓吹者。这一论调以不可检测的形式出现。进化论很好地解释了一些物种灭绝而新的物种产生的现象。“微调”理论认为人类能在地球上生存就是“设计”的证据。为了回答这两种观点，我们在生物圈找到了“非智能设计”的例子。邪恶是无法消除的，那么我们要问那些上帝的信仰者：为什么仁慈的上帝会允许邪恶存在呀？
探索中心对古亚伯拉罕宗教的所谓的“圣书”进行了研究；它们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我们对《圣经》和《古兰经》的起源进行了精细的科学研究，结果表明：上帝向撰写希伯来《圣经》先知（摩西、亚伯拉罕、约瑟）自我显示的这一信仰是没有史实基础的；耶稣是处女所生和复活的主张同样也是似是而非的。而有关穆罕默德从天使加百利那里接受启示也是无法证实的。因而，借助考古学、碳－１４年代测定、语言学等最好的手段，现代科学发现神圣起源的各种主张是没有根据的。这些古代的书籍基本上是虚构的故事，没有历史的有效性。我们也可以对诸如印度教等其他历史性宗教进行类似的分析。所有这些宗教都要求人们服从历史教条；然而自然主义认为人类已达到了能控制自己的命运的历史时刻。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必须自救。”
这一观点表达了启蒙运动的理想，那就是渴望把理性和科学用之于逐步改善人类在地球上的状况。
宗教常常是科学研究的绊脚石。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宗教权威试图压制自由思想。乔达诺·布鲁诺被烧死在罗马的火刑柱上；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软禁，即使在美国也很遗憾的是当今原教旨主义者反对达尔文。据我们所知，大多数科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只要科学能提供对现象的自然解释，就没有必要援引玄妙的原因或者用未证实的证据假设出奇迹。但是对许多迷信仍占上风的地区而言，要让人们赞同非信仰，则既漫长又艰难。特别引人关注的是，随着苏联的解体，无神论在俄罗斯和东欧正受到攻击，也有人试图恢复东正教。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教是对科学探索的一个主要威胁，而从《古兰经》中衍生出来的伊斯兰教法（“沙里亚”Ｓｈａｒｉａ）是现代科学的绊脚石。
因而，“探索中心”支持世俗的社会。我们信奉科学探索的自由。为使人类摆脱宗教的控制，世俗化的价值观也是相当重要的。大多数发达的工业／技术化的社会是世俗的，包括欧洲、北美、中国和日本。
探索中心的各地分支机构对宗教信仰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们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尽管由于许多人认为“无神论”太过消极，我们并不使用其来表达我们的立场。无神论本身是一“抽象”的概念（根据卡尔·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们需要再前进一步到达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因而我们更喜欢使用“世俗人文主义”或“自然主义”这个词，因为它们对改进人类生活具有积极的伦理价值。
伦理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的第三种形式———“伦理自然主义”。伦理原则和价值不必源于宗教；它们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目标是获得此生即现在的幸福和美好，不论是个人、社会和还是国际共同体来说都是如此。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对科学和理性在建立和谐世界中的作用很感兴趣。我将在这篇文章的剩余部分集中谈论“全球伦理学”在建立和谐世界中的重要性。
全球伦理学———我们对全人类的承诺：
我们全人类今责无旁贷的使命是创建新的全球伦理———旨在维护人权、推进人类的自由和尊严，但也强调我们对全人类的承诺。
全球伦理的根本原则是在世界大家庭中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都认识到了他在所处的社会背景中承担了多种责任：如在家庭、朋友、社区、城市、州以及他们所在的国家。然而，我们需要对这些责任作出新的承诺：作为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我们对他国的人们也承担责任。
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要行动起来，减轻人们的痛苦，增添人们的幸福，并把这一责任推及到全球。
我们应该避免对多元文化下的地域观念过分强调，因为这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我们还要宽容文化的多样性，除非那些文化本身具有排他性和侵略性。到了我们抛开狭隘的部落理念而寻求共同基础的时候了。
尊敬和关心人，这一点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类。反过来这意味所有的人类应该得到仁慈的待遇，并捍卫任何地方的人权。
这些原则不仅对现在的全人类适用，而且对将来的全人类仍然适用。我们对后代负有责任———不管是眼前的还是久远的将来的。
只要有可能，每一代人都有使自己去世后的环境变得更加美好的义务。我们应该避免对空气和水的大量污染，对所需物质的使用要合理而节俭从而避免浪费地球上的不可再生的资源。这对当今给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带来威胁的全球变暖现象尤为适用。我们需要关心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问题。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能源。在一个人口快速增长资源快速消耗的时代，我们应努力采取明智的避孕措施，努力控制人口的增长，避免消费中的浪费，尤其是在发达国家。这些目标看上去很难实现，但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因为我们今天的行动决定着后代们的命运。
快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必要的，但我们要注重可持续发展，以生活质量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福祉。
我们必须行事小心，不做给后代生存带来任何危险的事情。我们要保证大气、水和土壤不会退化，不会极大破坏将来的生活。
因此，树立一个围绕安全的、可靠、更加美好的世界的新全球人文主义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竭尽所能，让全人类做出道德承诺，不管是有宗教信仰的还是自然主义的，有神论者还是人文主义者，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不论富人还是穷人，也不论他们的性别、种族和国籍。
我们要说服我们的同胞齐心协力，构建一个新的全球意识，从而使保护和改善全人类的命运作为我们的最高义务。
译者简介：王刚，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本文责编：秋 实
（《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