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杜继文，1930年5月30日出生于山东青岛崂山。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历任内蒙古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所长、研究员，《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主编。
著有《中国禅宗通史》（合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中国佛教的多民族性与诸宗派的个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汉译佛教经典哲学》（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气功与特异功能解析》（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年，方志出版社 2007年）；《现代迷信分析（亦名走出愚昧的迷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主编《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台湾晓园出版社 199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参与撰写《中国佛教史》（1-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参与编撰《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和《佛教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年）。
记 者: 杜主编，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长期以来，您一直致力于佛教学术研究和宗教理论研究，您曾提出一个重要的学术观点——“无神论是科学精神的一翼”，而“宣传科学精神，开展无神论教育，维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推动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则是我们《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的宗旨。能否请您结合我国当前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具体谈谈这一观点？
杜继文：好的，我们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就理论上讲，西方崛起于资产阶级革命，依靠的主要是两手，一是对内剥夺，一是对外掠夺。新中国的建立，也标志我国正在兴起，走什么样的复兴之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殖民主义给我们带来巨大灾难，西方称霸的方式不可取。我们的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总结和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依靠的主要也是两手，一是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一是依靠科学和教育。前者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根基，后者是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弗兰西斯．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张之洞说“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社会生产力主要由工具和使用工具的人构成，工具的改进需要科技的支撑，科技即是人的能力的延伸。因此，掌握和运用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民是无往而不胜的。上世纪50年代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改革开放则首先定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接下来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切也都是中国先进分子梦寐以求的目标。所谓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只有在现今的社会体制下才能实现。
就现状看，我们的“科教兴国”在大踏步的前进，但受到的干扰也很多。简单说有三个方面：第一，“伪科学”的干扰。其中影响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社会效果最严重的，是所谓的“人体科学”，它贬斥和否定西方近现代科学，而宣称自己是“第二次文艺复兴运动”，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人天合一”，是东方文化将会取代西方文化的法宝。由此至少是在客观上给打着“气功”牌子的邪教提供了理论支持。《科学与无神论》就是为了清理这方面的混乱思想创刊的。第二，“宗教”之非法与无序的泛滥。尤其是海外基督教的渗透，直指国家主权和国家立法，将整个文化教育领域当成他们最下力去攻占的自由市场，从而引发全社会各个角落的波动。近十余年来，在“文化”界最具规模的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它的突破口之一是以基金形式扶植“科学与宗教”关系上的“研究”，以确立“科学”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理念，让“科教兴国”战略消解到宗教信仰之中，甚或当成把中国基督教化的一个步骤。第三，部分党员官员和党员教授对科教兴国了无兴趣，却在为扶植“宗教”——不论是什么样的“宗教”呐喊。他们采用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命题，当作执政党必须“与时俱进”的标尺，例如说“科学探索事实世界，宗教探索意义世界”；“宗教属于价值信仰，科学属于工具理性”；“宗教，属于信仰范畴，回答人们用理性而无法解释的人生根本问题——宗教对世界意义的解释是超理性思维”。他们常用来给宗教涂抹科学色彩的史实是，牛顿、爱因斯坦以至霍金“都信教”,“之所以信教，是把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探索的动力”。在这三种思潮中，后两种是我们近来关注的重点。简言之，要顺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清理这类思想干扰、还事实以真实面目，贻害无穷。
记者:我们知道，高校是科教兴国的重要阵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在我们的高校和师生中加强科学精神包括无神论精神的培育，无论是对于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都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现实意义。而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日趋多元化，在社会上出现“宗教升温”现象的同时，大学校园也出现了一些“宗教文化热”，并且，一些传教布道通过借文化之名等隐蔽的方式向高校渗透，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务必积极应对。能否请您根据我国当代大学生所处的环境，谈谈我们应该如何识别、防范和抵制此类不良的渗透和影响？如何教育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以更好地在当代大学生中培育和树立起科学精神。
杜继文：当前在教育系统，尤其是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的“宗教热”，值得深入思考。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任务，使国人打开了视野，为我们准确认识和把握动荡中的世界局势做了必不可少的准备。当时只有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家承当这个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合作，设置了宗教课程，而后发展成为宗教专业。直至哲学系挂上“宗教学系”的牌子，波及全国，性质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作为一门知识的宗教，在相当程度上转变和扩大为提供传播宗教信仰机会的场所。最初的原因可能比较单纯：响应“国家”号召，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让有关单位自己“创收”。哲学怎么“创收”？最简易的办法就是向宗教界募集赞助，于是“吃教”就变成了高等院校某些院系和研究机构的一门重要的辅助收入，大体的格局是：佛道教限在两岸寺院道观，基督教则主要来自国外名色不同的传教系统。佛道教的问题相对单纯，基督教则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扩张态势。第一位公开资助大学并在知识界发行传教刊物《文化中国》的可能是梁燕城；最系统也最深入进入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开展文化传教活动的，当属“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而以“科学、哲学与信仰”专题名义在大陆公开招标的约翰．邓普金基金会最为慷慨，通过加尔文学院主管的三年计划即出资200万美元，“用以训练学者，强化对中国大学生的教育，并维持和深化在中国的调研。” 这件事，宗教市场论者仍在继续。
就此而言，我们部分地贯彻了“研究宗教”的要求，但忽略甚或完全忽略了“批判神学”的任务，尤其是对基督教。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宗教观念、宗教评价的超常性偏差，以至有的官员渲染宗教能够“克服死亡的恐惧”，“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宗教的自律和操守，更是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切入点”。而他们的根据，其实就是基督教神学中的原罪说：“人从动物演化而来，包含着野蛮、自私的本性，仅靠人性的自觉，不足以约束其行为”。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于是，或者中华民族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是由于“信仰”；或者还要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需要“信仰”。总之，中国只有信仰一条出路。
作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和塑造者、传播者国民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离开信仰真的就没“道德”，没有“灵魂”了么？灵学家有句名言“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真是后继有人！这位官员讲的“信仰”一直是宗教信仰，此处的“信仰”是否也把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也圈进去呢？讲者特地模糊了。但是从马克思到毛泽东以及党的历代领导人，明确说过他们奉行的是科学，而不是信仰，更反对有人把他们的思想变成宗教教条；恩格斯有篇名文叫《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没有讲到“信仰”的发展。当前全国深入落实的是科学发展观，而不是信仰的发展观。是哪种“信仰”能把中华民族带进世界民族之林？是“无限信仰”么？人们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敬，用信仰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完全可以理解，但它不是准确的语言。
当前高等院校在宗教问题上出现的乱象种种，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但伤害了家长寄予厚望的莘莘学子，妨碍了国家的教育制度，危害着民族的未来和国家的安定，也为国家的文化安全带来隐患，是绝对不容继续下去了。
记者：最后，能否请您根据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所规定的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面对有违这一原则的某些现象的存在，谈一些主要的防范措施？
杜继文：我在这主要谈三点必要的措施：
第一，必须加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世界观教育。要不落空泛，要针对时弊和种种舆论及宗教宣传，做系统的科学和哲学的正面教育。
第二，切实落实宪法和教育法的规定，“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不能有法不依，蔑视国家立法和国家主权。把流行于文化教育界中的教权大于国权的歪论，把宗教自由作无政府主义解释的谬论，把宗教自由定性为高于其他自由的特权论，要从事实和理论的两个方面的清理。这里引两段我们经常引用的话，作为先辈的意见，以供参考：
张之洞为清末洋务派著名代表。在他的《劝学篇》中说：“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只有“学（教育）”才能够使国家独立自强，民族振兴；为了解决办学设施的匮乏，他主张将“祠堂之费”改用建造学堂，将“佛道寺观”直接改为学堂，他把发展教育看得比维护宗教一时的利益要重得多。在清政府那么衰微和腐败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哪怕是中国祖传的宗教。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等为国家制定了《学务纲要》，针对当时情况特别规定：“外国教员不得讲宗教此时开办学堂，教员乏人。初办之师范学堂及普通中学堂以上，势不能不聘用西师。如所聘西师系教士出身，须于合同内订：凡讲授科学，不得借词宣讲涉及宗教之语，违者应即辞退。”
作为民国的首届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1922年的3月发表了他的《教育独立议》，明确提出：
“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但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
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
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
这三项主张，就是西方启蒙运动带来的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的主要规定。同年4月，蔡元培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讲演大会”上演说??《非宗教运动》，重申了他的上述三项主张，并再次表示，他“ 绝对的不愿以宗教参与教育”，因为宗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
最后，需要把无神论作为一个学科建设起来，这是最基础也最扎实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和“研究室”，是从此迈步向前走的重要起点。我们想，这将在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推进科教兴国的事业上，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也给学者和青年人在独立思考上提供一种有价值的选择。
记 者：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