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熟识的朋友里，结识王珍同学是最晚的。初次印象，她像个活泼天真的女学生，未十分在意。此后知道她喜欢马克思主义，先是翻译《马克思传》，继之写出《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思想研究》。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际，价值规律将一些人摆弄得神魂颠倒之时，出现这样类型的年轻女孩儿，令我惊讶。熟悉之后，还知道她偏爱佛教哲学，而且相当“执着”，于是联系就多了起来。现在让我为她的新书作序，不由得想起孔老夫子的话：“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前一句可以作为对她为人行事的评语，后一句是出于她经常性提问的爱好——不一定是“每事问”，肯定是“每人问”，所以我也难免处于被“下问”的行列。有人说，学问学问，好学善问，是大学者风范。在她的不断考问下，逼得我不得不读我没有读过的书，进入我不曾仔细思考的领域，在踯躅狼狈中，获益良多，借此机会，特别要向她道声“谢谢”。
孔丘自述，他所具有的“忠信”一类品德，一般士人也能做得到，但有一点他特别引以为自傲，即“不如丘之好学也”。“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令人思想充实，青春常在。就此而言，本书可以当作王珍同学好学而青春常在过程中的一个见证，或当作新学习开端的一个标志。我之所以这样讲，还因为本书所涉及的话题——“无神论”，是一门国内相对生疏又急需建设，因而也需要我们持久学习的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思想空前活跃，形势喜人。一批本来不知无神论为何物的人在向无神论靠拢，并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正在努力学习无神论，逐步成长为无神论的学术专家，王珍就是他们中突出的一位。
王珍在《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上主办了两个学术栏目：“西方阳光经典选读”（即西方近代无神论经典著作选读）和“阳光书系”（即西方当代无神论著作介绍），已经连续办了将近三个年头，向读者掀开了西方深厚的非宗教文化的一个边角。常跑书店的人会有个印象：有关无神论的图书几乎总是阙如的，有神论的图书则成打成堆，其中宣扬基督教神学的，更以丛书的形式，成套地出版，造成“西方文化”似乎只是基督教的天下的假象。周齐同学曾帮助查找有关图书馆的目录，发现西方的无神论著作仅英文本的就有千种左右。王珍同学进一步搜集当代西方无神论著作，已经到手的部分就足以令人眼前一亮；她选出了12本一套的书目，我们计划也作为“丛书”组织翻译出版，因为经费问题，至今仍在奔波落实之中。这样，虽然书市上能看到舶来的神学作品琳琅满目，对“彼岸的”无神论只有望洋兴叹。不过，这对王珍来说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不但使她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认识，提高了对无神论的兴趣，也具备了无神论研究的必要条件。
王珍这部新书的内容分三篇，分别论述西方、中国和印度佛教有关“神”与“无神”的思想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论辩。在评论上或有轻有重，整体上则展现出一幅以神创论为主轴的有神论何以虚妄，以人本主义为主轴的无神论何以起着文明启蒙和促进独立思考功能的壮阔画面。它们涉及到神学、教义以及哲学、科学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展现出某些“文化宣教”笔端背后那个被遮掩和扭曲了的真正符合人性、健康美好而又积极进取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态度。这对于扫除当前蒙昧主义阴霾的重现，重温启蒙主义的文明，无疑是一把火，也是对我们弘扬科学精神，启发民智，科教兴国的一把推力。本书能够写出并得到出版，也可以看作是就舆论市场对无神论消极态度的一种变化，这是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这部书也同时告诉我们，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立，有特定界限，它只是在世界观层面涉及世界和人的本原，以及神决定论还是人决定论等问题上具有意义；就无神论自身而言，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目的存在巨大差异。譬如书内提到的费尔巴哈，他的人本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但它停留在把人抽象化为“类”的水平上，从而受到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无神论的否定；麦克斯-施蒂纳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深入骨髓，鞭辟入微，但他的无政府主义和唯我论，则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严厉批判。
至于把佛教哲学也列入无神论范畴，不是王珍的发明，而是一神论宗教的共识，由之也影响了一神论宗教国家对佛教的判断，它同时也是国内某些学者的认识。王珍之所以沿袭这一论断，既是对应西方和一神教语境对“神”和“无神”的解说，更重要的是，对比不同宗教体系之间的论辩，更有利于我们对有神论之虚妄、无神论乃真理的认识。佛教哲学以“缘起论”反对“一因论”，教义上以“业报轮回”说反对“神创世造人”说，对一神论内在矛盾的揭露有一定的深度；对于近现代中国文人反对神学，建立无神论有过启发。中国通常指谓的“神”，泛指一切鬼神和天堂地狱，也包括佛教信仰体系，以及其他超自然力量如特异功能之类，“无神论”则是对一切鬼神系统和“怪力乱神”的否定，与西方古典称谓的“神”和“无神论”等词不是一个概念。
关于中国部分，本书主要观察了商、周和先秦诸子的有关观念。其中“帝”和“上帝”，是出现最早的“至上者”，继之是“天”、“天帝”等，而“神”出现得最晚——“至上者”是王珍的独创，目的在校正把“帝”、“天”等解作“至上神”以及由此可能引起的误读。因为这些概念都是模糊的，可以做多种解释，而有一点非常明确，他们虽有至上者的品格，但完全没有创世造人的性能，没有一个可以与一神教的神或上帝、天主对应的概念，尽管基督教将God译成了汉语的神、上帝、天主。事实上，“神”这个概念也是模糊的，将“神”人格化只是“神”的含义之一，时间可能更晚。中国古代从事沟通“至上者”与世间的中介，没有救世主耶稣式的人物和教会式的社会组织，而是单一的巫或史；是巫史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旅程，由此形成的传统是人本主义，根深蒂固，与上帝决定论的宗教传统差别明显。所以西方多把中国称之为“无神论国家”，甚或认定中国是一个无宗教的国家——不论是“无神论”还是“无宗教”，在西方基督教传统的语义上，都似乎标志着无道德甚或邪恶；而在中国，体现在“人为本”、“民为贵”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特性，则成为当代中国人的骄傲。中西方价值观的根本区别，由此大体可见。
最后，本书也充分说明了，不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仅就世界是否当真有“神”以及“人”是否应该听命于“神”这个范围内来讲的，与每个人的政治取向、价值观念、道德水平没有实际的必然联系。政治、价值、道德等更多地受它们的社会条件制约，带有浓重的主体选择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有神还是无神，是谁反映了世界的真相这个问题上。
然而也就在是谁道出了世界真相的问题上，王珍的这一学术新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近一个时期的大陆，“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几乎要成为常态，无神论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勇气和知识才能艰难进行的课题。现在这部书讲出来了：不仅在西方，无神论为扫除蒙昧主义，开启文明，功勋卓著，致使可以说，没有无神论就没有近现代的西方社会；而且在中国源远流长，支撑着做人的尊严，维护着做人的权利；在印度佛教中则充当过反对一神教统治，给人以决定自身命运的理由的角色，如此等等，揭示出无神论的一些真实面目，这对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与先进文化，无疑是一大贡献。坚持真理，需要勇气，需要韧力；继续学习，继续努力。愿以此共勉。
作者简介：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本文责编：文 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