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习五一同志相遇和共事，都与科学无神论的命运息息有关。现在她的第一本有关科学无神论的文集即将出版了，应该给以特别地祝贺；从中读者也可以理解，说实话是多么不容易！
因为本人对“人体科学”是否“科学”曾持有异议，怀疑神化气功团体的泛滥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大约在2002年，我受邀参加了在石家庄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讲了我个人的观点。会议临终，一位哲学家像是作总结地表示，应该知道，人们没有认识的领域远远大于已经认识的领域——其实，这是常识，不过敝人知道，这位哲学家的说法是在复述更大一位哲学家为法轮功作的辩词，意谓“未知领域”只能是鬼神活跃的世界，科学理性是无力涉足，不可以探索的。此后更知道，此说还有更远的亲缘，即基督教神学中的“无限”；据称“无限”是宗教的真正“起源”，只有上帝才是“无限”的体现。如此一来，我们人类只能是“有限”的存在，只能在“已知领域”里彷徨。乍听起来很有道理：人生必有死，死是恐怖的，痛苦的；可一旦信仰了上帝，进入天堂，就会得到“永生”；永生多么幸福，多么快乐。此说又变换为另一个词句，一时在“学界”受到热炒，那就是某些炒家也不一定了其本义的“终极关怀”——但是，只要略加“思考”就会感到不对了：“无限”与“有限”是一对范畴，前者是后者的总和，没有“有限”哪来的“无限”？“未知”与“已知”是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已知”就是对“未知”的征服，没有“已知”，哪里来的“未知”？至于“终极关怀”更为可笑，如果连生命的尊严和资格都丧失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关怀”？失去了“现在”，还有“终极”么？“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何等深刻的人生哲理；“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又是何等英雄壮烈的气概。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连唯物论、辩证法的起码知识都背离了，却总想教训别人去侍奉神异，着实令人费解。当然，归结其原因，恐怕不但是他们的知识短缺，而是宗教情结把他们的思考能力禁锢了。解决之道，是需要科学无神论的启蒙。
总之，这次会后心情有些郁闷，有些问题总在头脑中回绕，在回京的旅途上难免发之于牢骚，尤其联想到了“有神论有钱，无神论无钱”——在法轮功制造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中，有两个是在校的学生。这对我们无神论的同仁是极大的冲击，感觉有必要把科学无神论作为世界观教育的内容之一引入国民教育系统。于是就在北京八中的支持下，开始试点。那时，包括何祚庥院士在内，每逢周日，大家轮流前去给有兴趣的老师介绍情况，讲一点无神论的基本常识，倾听老师们的意见。听众和讲者都没有待遇，交通工具是自己的自行车；有一顿午饭，是学校提供的三元钱的盒饭——对这种状况，尽管无怨无悔，路上的牢骚还是把它发泄了出来。无巧不成书，习五一就坐在这同一车上。她，我当时根本不认识的一位女士，首先打断了我的无谓的气愤；而对无神论研究处于如此这般的困境，既是惊讶又表示同情，并说她可以帮我们想点办法。这令我非常高兴，因为不但是钱，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理念上的认同。大约几个月以后吧，北京市科协和反邪教协会给拨下6万元，资助我们成立专门课题进行调研。从2003年上半年开始，联合北京教育科学院老友纪秩尚等“有志之士”，与10所中小学20余位老师协作，到次年上半年结项，颇获北京教育界的好评，最后由孙倩同志主编，以《青少年科学无神论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为书名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第一次与习五一相遇，带来的是无神论的第一个调研成果，而“侠气”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此后，她正式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与我同在一个研究所。有时，她也偶尔到《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坐坐，联系就多起来，话题多半落在无神论问题上——然而不久，出乎意外，原先调她来的郑重许诺突然被取消了，一时使她几乎没有了容身之地。我直观地感到，是因为她与无神论的接触和亲近犯了大忌，这令我由衷地感到内疚而又无可奈何。更后一些，她与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任继愈先生的交流也多起来，促使她投身无神论事业；而那时无神论的路子正越走越窄，等待它的是后继无人，被期望自然消亡，直到中国社科院将无神论作为“濒危学科”作了重大调整，才有了新生的机遇。
我这番类似“意识流”的表述，只在说明一个问题：习五一走上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这条路，是逼上梁山的——她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本职是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有自己研究的专们课题；现在改行无神论，更多地关系到宗教、哲学和科学诸领域，她必须搁置或放弃她熟悉的东西，重新学习她并不熟悉甚或完全陌生的东西。人在中年以后还要如此大幅度地转变专业方向，其困难之多，可以想象。但她毕竟义无反顾，作为一种社会责任承担起来了，而且认真地在从头学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她的强烈的爱国之情和认真学习的奋斗精神，在这本论文集中也可以看出点点滴滴的痕迹来。
历史学是一门具有实证性的学科。在改行无神论研究中，习五一特别发挥了她在这方面的专长。对于鬼神之说的种种宣教，从对宗教形势的估计到对某些鬼神论题的评价，总是问，有根据么，根据可靠么？这类质问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对鬼神之说则是致命的，它让一些护教者和神学家的不实之词露馅，令骗局破相。但她也因此而对哲学颇多微词，认为有些“哲学家”敢于无根据或根据不足的情况下，滔滔不绝，倚马万言，而与事实往往相距千万里。我大半同意她的感受。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起始，哲学观点上的瞎折腾助长了社会政治决策上的多少失误，造成多少人为的和自然的大灾害，令人深恶痛绝，实在应该自省，有所惊醒。只说一个“马克思主义人天观”给邪教提供的哲学论证，眼下护卫鬼神之说，攻击和丑化科学无神论，那哲学的声誉可能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有人说，当代是哲学“贫困”，在我看来，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实质是精神层面的。如果对社会毫无责任感，连是非善恶的观念都没有了，只管看风使舵，随市场摇摆，做人的骨气和良心让权钱吞没了，其贫困下去天经地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时代，需要哲学的振兴，需要追求真理、服膺真理的智慧；需要站起来，独立思考，不再匍匐于神灵的勇气；需要完整的人格，在价值规律面前，至少勒令自我免于流进市侩、乡愿的行列。
回到正题。现在，习五一既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主任，又是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同时兼职中国无神论学会秘书长，核心任务就是将无神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设起来。于是新的困难又来了：人才和经费首当其冲。这都属于硬件方面的；若不解决寸步难进。软件方面是学术领域对“鬼神之说”的赞歌依然高昂，反对无神论的声音因无神论的影响加大而越强。奇特的是，这类反无神论的声音并非发自宗教界和信仰群体，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专家著称的学术专家及其有势力的扶植者。这一软件的设置成了解决硬件问题的主要阻力。因此，起码在当前还没有条件直陈科学无神论的内在结构及其涵盖的文明历史和思想理论的丰富而庞杂的内容，而是必须首先说明科学无神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特殊必要性和迫切性，揭露鬼神之说对世界和平与社会和谐的危害性，以及同反无神论的种种奇谈怪论论辩。由此构成了这本论文集的另一特色。
什么是无神论，什么是战斗的无神论和科学无神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以及它们与有神论和宗教是什么关系，是否与宗教信仰自由的公民权利相冲突，如此种种，我们解释过上百次，对西方无神论的历史地位和现状，也介绍了不少，但反对者视而不见，或根本不想见——实际上所有无神论的共性只有一点，那就是世界上没有鬼神，也没有鬼神世界。没有鬼神是一个客观事实，为什么不可以说？说出来会遭到那么多的谴责和抨击？西方的中世纪将无神论定为“邪恶”，罪大恶极，是施行火刑的首选。约翰·洛克，作为17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和政教分离、宗教自由的首倡者之一，其开明的程度至今还令人赞叹不已，他在《论宗教宽容》中呼吁：“我要向那些以宗教名义为口实，迫害、折磨、屠杀和毁灭他人的良心呼吁：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对他人的友善和仁慈么！”这呼吁至今并没有失效，依旧唤得人们的无上尊重。但就在这本书中，他坦然宣布：“那些否定上帝存在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被宽容的”；因为他把无神论视为“破坏和毁灭一切宗教”。换言之，他为了卫护宗教，就容不得无神论的存在，以至宁肯延续中世纪的传统，遮蔽了他对鬼神并不存在这一事实的认识，并禁止他人有道出鬼神并不存在这一真相的自由。那么我们今天的“首席专家”们反对无神论者的理由呢，除了滑稽之外，是要回到西方的中世纪，还是重归洛克的护教立场？此处从略了。
讲实话确实是很难的，而讲实话就是拥有真理。要坚持真理，深入真理，传播真理，就需要不畏权威，不畏艰巨，准备包括曲折委屈在内的多种挑战的勇气和韧力。科学无神论正在走向学科建设的创世纪，任重道远，这部论文集也算是她开步走的一份记录吧。
作者简介：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本文责编：雪菲
（《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