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宗教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和发展，相应地，社会上各种宗教现象也层出不穷。因此，不论是研究者还是相关部门的管理者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寻找可供解释和操作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或者说宗教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却又并不主要的位置。通常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由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作为其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来展开的。① 我们说这种论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思想的发展都是以对宗教的批判为起点的。没有了这重要的“第一步”，他们后来对政治、对法的批判、对尘世社会的批判乃至于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建立都将不可能。② 因此，他们对于宗教问题的论述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当前这个时代，重新梳理马恩对宗教的相关论述，廓清其发生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然，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宗教的认识并非生而有之，都是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整体而言，他们对宗教的独立认识均是从宗教批判开始，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即科学无神论为最高阶段。但是，这两人在宗教思想的转变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要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因此其思想转变注重理论上的批判和研究，而恩格斯由于本身宗教信仰的背景，其转变则经历了个人思想上的激烈斗争。③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宗教信仰的切身体会，总是自谦为“第二提琴手”的恩格斯，在其一生中对于宗教问题投入了非比寻常的关注。从青少年时期的信仰，到成年后的怀疑、挣扎乃至接受泛神论，进而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恩格斯在宗教思想上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而他晚年结合共产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又对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给予了独特的关注和阐释。因此，本文将以恩格斯为对象，简要梳理其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轨迹。这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创始人”对宗教的认知和态度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当前审慎的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参考。
一、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前
对于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形成过程，学界有各种描述，比如宗教信仰者——对虔诚主义的批判——无神论，青年恩格斯的宗教信仰——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泛神论——唯物主义无神论，等等。① 但不论怎样分期和界定，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定型止于他与马克思一同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或者《共产党宣言》（1848年），这基本上已成为一个共识。② 这两部著作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分析宗教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础。③ 本文的重心不在于深入的哲学辨析，而是试图简要勾画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轨迹，从其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一种更深入的理解，从而指导今天的实践。因此，本文只采取了一种相对简要的划分，即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前——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后。
1820年11月28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市（今天的武珀塔尔）。父亲是纺纱业的大资本家，虔诚的基督徒，性格严谨。他将严格的宗教信仰视作必须履行的义务，要求子女们无条件的相信《圣经》和教会教义。因此，恩格斯成长于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教家庭。母亲则没有父亲那么保守，酷爱艺术和文学，这对恩格斯的影响很大。
少年的恩格斯是个有神论者，写于1837年的一首诗清楚地反映了他当时的信仰情况：“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请你下凡，/我在苦难的尘世把你祈盼，/啊，请你带走一切灾难！/请我主赐福，/你的霞光把我笼罩，/好让我亲睹圣荣。/一旦灵魂欢乐，内心幸福，永无痛苦，/救世主啊！我将为你赞颂。”④ 该诗一共三段，后两段分别从死亡和临终拯救两个角度赞美了上帝。
（一）不来梅时期
1838年，恩格斯被父亲送到德国著名的港口城市不来梅实习，同时学习如何经商。不来梅当时号称德国四大自由城市之一。离开了家庭的狭窄圈子以及家乡相对闭塞的环境，恩格斯的思想在这里迅速地成长。
1839年3-4月恩格斯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第一篇批判宗教的政论性文章《乌培河谷来信》。这篇文章以反思的方式批判了他家乡乌培河谷的宗教虔诚主义，指出其伪善和反理性的本质，同时揭露了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以及在这种剥削中虔诚主义充当的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角色。恩格斯这样写道：“我们在德国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的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人民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的确，乍一看来好像不是这样，每天晚上，快乐的闲游汉都在街上荡来荡去，大声唱着他们的歌曲，但都是一些不知什么时候从醉汉嘴里唱出来的最庸俗最下流的歌曲；你在这里永远也不会听到一支往往传遍整个德国并且我们可以引为骄傲的民歌。所有的酒店都挤满了人，特别是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晚上11点钟，酒店关门的时候，醉汉们才成群结对地从酒店里拥出来，其中大部分都是掉到路旁的水沟里酒才醒过来。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Karrenbinder（类似中文的‘码头工人’、‘搬运工人’。——译者注），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堆、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⑤ 恩格斯认为，造成工人们这种消极颓废的生活状况的根本原因，正是宗教虔诚主义和工厂主。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病肆掠蔓延；2500名儿童中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只能在工厂里当童工，拿成年人一半的工资。“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假如这个灵魂每个礼拜日到教堂去上两次，那就更没有事了。”恩格斯说，“厂主中对待工人最坏的就是虔诚派教徒。他们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据说还是为了工人不致酗酒，但在选举传教士的时候，他们总是抢先收买自己的人。” ① 虔诚主义的宗旨正是反对一切进步思潮，排斥一切非宗教的活动和思想。它的理论基础是神学宿命论，它扼杀人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用神的意志取代人的意志。认同这个学说的结果只能导向宗教神秘主义，因为人们连期盼幸福的能力都没有，就只能期盼上帝了。② 但是恩格斯仍然坚信，“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③
在不来梅，恩格斯一方面反思以前在家乡的生活，同时也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1839年7月他给同学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一封信描述了他当时内心的挣扎。他与格雷培探讨自己对《圣经》的种种怀疑。格雷培坚持正统思想，并认为，精神自由就没有任何怀疑的可能。而恩格斯则认为，这才是最大的精神奴役，只有在自己的信念中战胜了一切怀疑的人才是自由的。他说：“我每天甚至整天都在祈求真理；自从我开始发生怀疑以后，我就这样做了，但是我始终不能转向你的信仰。可是圣经上却写得明明白白：‘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我到处寻求真理，哪怕是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但是我始终不能承认你的真理是永恒真理。”④ 恩格斯认为，格雷培在自己的信仰中就像躺在温暖的窝里那么舒服，他不了解自己为了解决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当时他必须决定对旧信仰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弃”。⑤ 这时的恩格斯虽然并未放弃宗教信仰，但他坚决捍卫自己的理性。
在这个时期，对恩格斯的这种宗教怀疑精神产生了巨大帮助和推动的是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大卫·施特劳斯所著的《耶稣传》。该书从各个方面对《圣经》中的神话传说进行具体分析和批判，从而深深地启发了恩格斯的思考。它研究福音书神话的起源，把基督教的产生纳入世俗的历史之中，从而揭穿了天启神学的谎言。⑥ 这给恩格斯提供了巨大的思想武器。他开始认识到宗教与科学之间根本性的矛盾，以及宗教教义与理性之间的巨大冲突。如果《圣经》只是人们的传说，并不可信，那么普鲁士封建统治者以之作为自己神圣统治的证明，分明就是骗人的说教了。恩格斯意识到，应该用科学来衡量一切，而不能用《圣经》来评判一切。而科学和现实生活也使他开始接受基督教的原罪说及其赎罪思想的荒谬性。⑦ 他说，“罪恶是由尘世生活的各种条件引起的，否则，上帝应当把人造成另外一种样子。”⑧ 因此，1839年10月，恩格斯在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宣称自己成了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⑨ 正是通过施特劳斯，恩格斯开始走上通向黑格尔理性主义的道路。
不来梅的生活结束了。此时的恩格斯放下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摆脱了宗教虔诚和神秘主义的羁绊，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无神论者，而是走向了黑格尔主义的现代泛神论。1839年12月，他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由于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于是，我加入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不会思考的牧师们的大惊小怪。”①
（二）柏林时期
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服兵役期间，他经常抽空以旁听生的身份去柏林大学听课，特别关注哲学演讲。当时的柏林相对来说拥有一种很有生气的精神生活，更是各种进步团体和维护封建专制的党派直接对立和公开斗争的战场。恩格斯很快加入到青年黑格尔派发动的宗教批判运动与传统宗教神学的斗争中。1841年4月，普鲁士政府任命哲学家谢林到柏林大学任教，目的就是要反对当时在思想界占据支配地位的黑格尔哲学，而且更直接的说，就是要反对当时积极进行宗教批判的青年黑格尔派。② 其实，谢林早年对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批判曾经感染过黑格尔，他的哲学思想也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封建势力在欧洲的复辟，他的政治立场和哲学观点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最终背叛了自由主义。③ 他宣扬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否认人类历史进步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做辩护。1841年12月，恩格斯发表批判谢林的第一篇文章《谢林论黑格尔》。1842年春，恩格斯又陆续写作《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以及《谢林——基督的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为不懂哲学用语的虔诚的基督徒而作）》这两本小册子。仅后两者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恩格斯对谢林毫不掩饰的批判和嘲讽，以及对自由哲学之理性思想的坚决捍卫。
在《谢林论黑格尔》中，恩格斯满腔义愤地揭露了谢林对黑格尔的背叛和贬低。他指出，谢林全盘否定黑格尔是要独占哲学霸主地位。他说：“如果谢林把凡是经他认可的黑格尔的东西，都说成是自己的财产，甚至说成是自己的血肉之血肉，这岂不是一种思想贪婪，岂不是一种卑劣行为——对这种人所共知的低级趣味怎么说好呢？”“我们的任务是要注意他的思路，保护大师的茔墓不受侮辱。我们不怕斗争。……凡是真的东西，都经得住火的考验；一切假的东西，我们甘愿与它一刀两断。”④在《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中，恩格斯指出，谢林在柏林大学讲课的内容纯属启示哲学，是“源远流长”的神话哲学。他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性，其学说缺乏牢固的基础，“这种学说时而在摆脱了任何逻辑必然性的、因而是随心所欲的、毫无意义的思维中寻求支持，时而又在真实性正受到怀疑、论点遭到批驳的启示中寻求支持”。⑤ 恩格斯说这样的学说简直是“撒旦学”，与理性截然对立。在《谢林——基督的哲学家》一文中，恩格斯则摹拟基督教徒的口吻，以辛辣的笔触批判谢林把科学和宗教信仰调和起来，讥笑他是基督哲学家。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谢林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统治需要而维护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使自己的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奴仆。⑥
整体上来说，此时的恩格斯还是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来进行宗教批判的，坚决反对神秘和蒙昧，捍卫理性，这是哲学或理性与宗教神学的论战。此时的恩格斯具有的是一种启蒙的无神论思想以及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民主主义态度。⑦ 一直到接触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他才真正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
批判谢林的这三篇著作在柏林学术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让一代学术权威威风扫地的论著，竟出自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年仅21岁的普鲁士炮兵之手。⑧
1841年费尔巴哈发表了《论基督教的本质》。该书详细阐发了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观点。其基本原则就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所谓的创造一切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其实并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体。一切观念、自我意识、绝对理念都只能是人的观念或意识，没有人就没有人的观念或人的意识。人是主体。而且这个人，是与一切自然之物一样的自然物，就是平凡的世俗之人。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就在于他把人和观念或意识的关系弄颠倒了。并不是客观的精神实体或者主观的自我意识创造了宗教，而是作为自然之物的人创造了宗教。并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纠正了这种颠倒。由于他的影响，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发动的宗教批判运动也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轨道转到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道路上来。①
也正是在这时，恩格斯彻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并开始用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重新审视宗教的本质，以及创造宗教的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及其历史的本质。之后，他才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的人类社会的批判上来。② 他这样描述费尔巴哈的影响：“宛若光辉的、自由的古希腊意识从东方的晨曦中脱颖而出，一个新的黎明、一个世界历史的黎明正在出现。太阳升起了。……人类焦急地期待着它的光辉。我们从沉睡中醒来，压在我们胸口的梦魇消失了，……在此以前一直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像幽灵一样以它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担惊受怕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在我们看来曾经像监狱一样的世界，现在显露了真实的形态，犹如我们大家——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都可以出入的宏伟的王宫。自然界向我们敞开大门并且向我们大声疾呼：……正是你们自己最内在的本质赋予我生命力和青春美！……一切紊乱，一切恐惧，一切分裂都无影无踪。世界又成为完整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了；它砸碎了自己的黑暗寺院的大锁，脱下忏悔服，选择了自由纯净的太空作为栖身之所。它已经无须在非理性面前为自己辩解，因为后者不可能了解它；它的辉煌和庄严，它的充实和力量，它的生活等等本身就可以作为替它辩解的理由。”③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役期满，充满了思想的激荡的柏林生活结束了。这时的恩格斯已经成为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正因为是人创造了宗教，人创造了上帝，恩格斯逐渐从对宗教的关注转到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上。
二、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形成
1842年11月下旬，恩格斯与父亲一道出发前往英国的曼彻斯特，到他父亲与别人合股经营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办事处工作。这份工作恩格斯并不喜欢，只是无法违背父亲的专横态度。当时的曼彻斯特是英国纺织工业的中心，城市规模仅次于伦敦，人口多达40万。那里已经大规模的使用蒸汽机和车床，分工细致，并且城市中随处可见七八层楼高的巨大工厂厂房。与此同时，工厂制度带给工人阶级的灾难性后果在这里也表现得非常典型，而工人阶级努力争取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也数这里最激烈。震撼全欧洲的宪章运动④（1838—1848）便是以曼彻斯特为中心展开的。⑤
正是在这里，恩格斯开始真正走进社会生活的深处，深入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并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⑥ 他认为，目前机器大工业的飞速发展虽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似充满活力，但是工人们所遭受的残酷剥削以及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却预示着这种生产方式必将为一种更加合理的生产方式所取代。在这里，恩格斯不仅体验生活、深入观察和思考，而且还孜孜不倦的学习研究，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1844年，恩格斯完成了三篇总题为《英国状况》的长文：《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以及《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这三篇文章各有侧重。在第一篇《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卡莱尔《过去和现在》在历史哲学上的意义，同时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角度批判作为唯心主义史学家的卡莱尔的宗教观以及他想建立“英雄崇拜”的企图。①
当时的英国社会，“宗教被破坏并日益瓦解，一切人类利益彻底崩溃，对真理和人类普遍失望，因此，人们普遍分为孤立的、‘彼此完全隔离的’个体，一切生活关系一团混乱、纠缠不清，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普遍的精神沮丧，缺乏‘灵魂’即缺乏真正的人的意识；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和贫困，异常不满和痛恨旧的社会制度，因此，威风凛凛的民主主义不可阻挡的向前推进；到处是紊乱不堪，没有秩序，无政府状态，旧的社会联系瓦解，到处是精神空虚，没有思想和实力衰退。”② 因此，卡莱尔认为，宗教本身必须予以恢复，“只要人们还在坚持无神论，还未重新得到自己的‘灵魂’，那么一切都是无益的，无结果的”。③ 当然卡莱尔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恢复整个旧有的宗教制度。但是恩格斯认为，卡莱尔的整个思想方式实质上是泛神论的，他试图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至少他也是试图等待将来产生这样一种宗教，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是对于宗教还是对于泛神论的批判，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都已经批判得够多了。“我们要推翻卡莱尔描述的那种无神论，要把宗教夺取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所谓归还就是唤起他的自觉。我们消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从而消除虚伪，因为人和大自然的事物妄想成为超人和超自然的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毫不顾忌别人会给我们扣上什么无神论或者别的帽子。”④ 事实上，人所固有的本质远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神”的本质要伟大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但是他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诚心地回到自己本身，而不是回到‘神’那里去，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⑤
可以说，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已经开始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来阐释宗教，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初见端倪。
事实上，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或者说科学无神论是伴随着他的唯物史观逐步形成的。其最终的形成体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以及《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发表。当然，这两部著作的主题都不是宗教问题，但它们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分析宗教问题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分析宗教问题时不要把宗教视为独立自足的，它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根据这些生产关系的需要而产生，随它们的变化而变化。⑥ 该书更是清楚地提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宗教的变化和发展是受阶级斗争制约的，宗教内部的斗争更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比如，“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⑦ 因此，当“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⑧《德意志意识形态》抓住了人类苦难的政治根源，这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革命活动的一个基本倾向。
《共产党宣言》则批判了宗教只改变形式、而宗教本身会永恒存在的谬论。它指出，宗教以及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和运动，无非是社会阶级对立的反映。阶级斗争的需要决定了它们的存在。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完全消失，它们也就会完全消失。所以，宗教的消亡一定会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而发生，这是一条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只是忠实地反映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已。①
故此，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为标志，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即科学无神论思想最终形成。宗教问题的各个基本方面都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了论证和说明。
三、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后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一经完成，它便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恩格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其主要精力也转移到了现实的革命实践上。1848年之后，恩格斯涉及宗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反杜林论》（1876—1878年）、《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1882年）、《启示录》（1883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等。其中，《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集中关注早期基督教的三本著作。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恩格斯提出了宗教外衣论、革命反对派利用宗教的表现形式以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宗教的起源和本质作了说明。而《自然辩证法》中则间接地涉及了宗教和科学的关系以及灵魂问题。《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则处理了宗教的发展和类型问题。《启示录》则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个角度考察对《圣经》的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则涉及了宗教的一些基本问题以及宗教外衣论。② 在这些著作中，恩格斯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对于宗教的著名论断。比如《反杜林论》中：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由此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形成之后，恩格斯尽管不再主要关注宗教，但是他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于宗教问题的论述还是相当丰富的。由于本文只是梳理恩格斯宗教思想的演进轨迹，对于这些论述就不再详细探究。这里仅以恩格斯晚年对早期基督教研究的三部曲为代表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启示录》和《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这三本研究早期基督教的专著中，恩格斯不仅对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进行详细考察和研究，而且还探讨了早期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甚至指出基督教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形式，是古代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这里从《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截取两段如下：
在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值得注意的与现代工人运动相同之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它们的信从者被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可是不管这一切迫害，甚至时常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它产生三百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六十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竟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它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其形式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①
因此，从它们初期存在的形式、产生时都是被压迫者的运动、都宣传将来会摆脱奴役和贫困、都受过当局的迫害和排挤、都最终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这几个方面来说，早期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具有相似性。但是恩格斯之所以会关注早期基督教，事实上还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的，他强调宗教在被压迫阶层的反抗运动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当然，这两者其实具有完全不同的阶级性质和思想基础。一个是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来世和天国，另一个则是在现实中通过人自身求得解放。恩格斯年轻时曾说：“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② 半个世纪之后，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他进一步指出，“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③
由于恩格斯晚年对于早期基督教历史的集中关注，学界对此一直不乏研究。有人认为恩格斯晚年对待宗教的态度跟他早期的宗教批判精神相比明显温和了许多。特别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很热门，很多研究者也纷纷将目光转向恩格斯，试图从他晚年态度的“微妙变化”中探寻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笔者以为，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观点在他晚年并没有任何的改变，而言辞上的看似温和，只能表明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宗教批判已经不是主要任务，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而且，恩格斯特地指出早期基督教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相似性，而支持基督教的资产阶级却在现实中全面溃败，难道不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支持吗？因为宗教的变化和发展是受阶级斗争制约的。
结语
本文分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前、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即科学无神论的形成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形成之后这三个阶段，对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演进轨迹进行了一个阐释。恩格斯宗教批判思想的最高阶段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即科学无神论思想，而且他的宗教批判思想其实是在他唯物史观形成的大背景之下定型的。主题所限，本文没有对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发展情况做过多论述，但是探讨恩格斯的宗教批判思想从根本上来说不可以脱离其唯物史观的形成。而且，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形成之后，他对宗教的研究还非常丰富；这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结合共产国际工人运动实践的宗教理论其实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因此，对恩格斯的宗教理论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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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林：《恩格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
［3］吕大吉、高师宁：《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4］郭星云、朱传?：《青年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9年
［5］李士菊、乌云娜：《青年恩格斯宗教思想的变化——从〈乌培河谷来信〉到〈谢林和启示〉》，《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6］王肖燕：《马克思和恩格斯无神论宗教观的形成简论》，《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4期
［7］王珍：《宗教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兼及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8］宇恒伟：《恩格斯宗教观简论》，云南师范大学2005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作者简介：韩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编：习五一
（《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