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到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 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方向一致，都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价值引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两者各有侧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更加突出了核心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是一个系统性、总体性的框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三个倡导”，则更清晰地揭示了这个价值体系的内核，确立了当代中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二是更加注重了凝练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明确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表达，符合大众化、通俗化要求，便于阐发、便于传播。三是更加强化了实践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三个倡导”指向十分明确，每个层面都对人们有更具体的价值导向，是实实在在的要求，规范性和实践性都很强，便于遵循和践行。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为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一步明确了切入点和工作着力点，有利于更好地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激励全体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不懈奋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关注人们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着力铸牢人们的精神支柱；坚持联系实际，区分层次和对象，加强分类指导，找准与人们思想的共鸣点、与群众利益的交汇点，做到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坚持改进创新，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1］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科学无神论精神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特别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就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能诉诸有神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作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点是确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宇宙间的一切都起源于物质，人类同样是物质长期演变进化的结果，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特殊形式。在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是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是精神决定物质。这就同一切唯心论和有神论所主张的，精神性的神灵决定物质世界的基本观点相对立。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阐明了有神论宣扬的“神”，不过是人类幼年时期，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知之甚少，在种种灾害的侵袭面前软弱无力，由惧怕和敬畏而生的幻想的产物。因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就必然导致彻底的无神论。科学的发展也证明，在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和人类能够探测到的宇宙空间和微观世界里，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各种神秘主义的意识，归根结底可以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因，现代科学也会逐步地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
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其世界观本质上体现了无神论精神。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他强调，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他还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是从我国现在的社会存在出发的，即从我国现在的社会物质条件的总和出发的，也就是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的。［2］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是建立在对客观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是依靠人的不懈努力实现的。它与有神论宣扬的所谓人死后的彼世“天国”的理想境界，以及这种境界的实现最终由神决定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提出人类社会必然会从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改造最终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时，各种有神论也都在宣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与神造的美好天堂极乐世界的一致性。当时法国一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也附和这种观点，宣扬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1843 年，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就批判了这个观点，他明确指出，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可以作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截然对立的。1894 年，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中又一次划清了基督教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界限，指出，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伤痕，使中华儿女都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作为自己的追求和梦想。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曲折才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道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理想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愿望和普遍追求。这条道路的形成是建立在对客观的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分析基础上，通过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条道路的实践是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包括信仰宗教和持有神论信仰的群众的现实不懈努力实现的。有神论宣扬的美好天堂彼岸世界，可以满足社会上广大信仰者的精神需求，但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精神支柱。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独创的，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条人间正道。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反对天命，破除鬼神迷信的无神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见本文第三部分)。
第四，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一部分，它正是唯物论无神论的体现。
科学是如实地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是战胜有神论的武器之一。但是任何人毕其一生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科学知识，即使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他所掌握的知识对整个知识的海洋而言，也只是沧海一粟；另外，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和已经认识的世界是有限的，人类探求知识的活动也是永无止境的。因此，科学知识在克服有神论方面的作用是一个不断持续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依靠科学知识之外，还需要有一种更有效的武器，这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等的总和。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辩证的怀疑和批判意识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科学研究中的协作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构成要素。科学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求事物的客观规律。这是科学精神的本质体现，也是和唯物论无神论相通的。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科学精神都是不可缺少的。科学精神的高扬，是一个民族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石之一。与一般科技知识的普及相比，弘扬科学精神更带根本性和基础性。有了科学精神的武装，人们就会更加自觉地学习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掌握科学方法，更加自觉有效地推进科技创新；有了科学精神的武装，才能使人们拥有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才能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科学的轨道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挫折和损失。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时，强调了要广泛普及科学知识。
总之，科学无神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
三、进一步研究挖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神论成分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着唯物论无神论思想，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加以批判地继承。
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怀疑上帝(天)不公道的思想，人们在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中一定程度地排斥了有神的神秘主义。
春秋时不少人对巫术迷信持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人比神重要的思想。孔子的人本思想，即轻天道、重人道的天人观，轻鬼神、重人事的鬼神观以及轻迷信、重理性的理性精神，成为中国早期无神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国时期，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前238年)认为天不是超自然的，“天”就是自然界。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意思是说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以社会上政治好坏为转移。同样，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存在也不受人的愿望所决定。他叫人不要安命听天，认为天不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
秦汉时期的无神论，主要反映在《淮南子》一书及杨王孙、司马迁、杨雄、张衡、王充等人的思想中，并逐步形成了理论体系。特别是东汉初的王充(公元27—97年)对宗教神学予以了全面批判。他驳斥了天生圣人的神怪传说。这些传说说尧之母与赤龙相感而生尧，刘邦之母也因梦与龙相通而生刘邦，因而尧和刘邦都成为了天子，与一般人不同。他根据万物“因气而生，种类相产”的理论，指出不同类的动物不能交配，这是一般符合常识的观点，是人所公认的。他指出统治者故意把他们的祖先说得神奇，以显示其高贵，其实龙不过是兽类，并不如人高贵。他还否定了人死为鬼，鬼有知，能害人的传说。他说人和物在其自然的本质上是相同的，人死后，五脏腐朽，精气散亡，不可能成为鬼。既然无鬼，也就不存在鬼还会害人的道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范缜(约450—515年)是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他在南北朝反佛教神学的斗争中，综合和发展了先秦两汉魏晋以来的无神论思想，把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推到新的阶段。范缜在其著名的《神灭论》中，首先批驳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他认为，万物的生成是由于它自己的原因，复杂的现象完全是它自己在变化，忽然自己发生了，忽然自己消灭了。对它的发生既不能防止，对它的消灭也无须留恋。要顺从自然的法则，各自满足自己的本性。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境遇不同，绝不能把社会中的富贵贫贱的现象作为因果报应的根据。范缜认为，为了彻底驳倒因果报应说，就必须摧毁它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即神不灭论。他认为“形神相即”。即人的精神和形体不可分离，它们不是各自独立的。“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天地间根本没有脱离形体独立不灭的精神，因此也就无所谓三世因果报应。
隋唐时期，柳宗元(773—819年)是唐代无神论思想的主要代表。他继承了王充的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并利用了当时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丰富了唯物主义和无神沦。他针对所谓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观点，明确指出，天地、元气、阴阳，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现象，人们求天，怨天都是不必要的。“功者自功，祸者自祸”，人事的“存亡得丧”和天地等自然物没有赏罚的关系。刘禹锡(772—842年)在他的《天论》中，继承以往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的唯心主义思想。刘禹锡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天是有形体中的最大的，人是动物中的最突出的。天和人都是“物”，同属有形体的事物。他还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生长发展的自然过程，从而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宇宙发生论。由此产生的事物，各有特性，互有优劣，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万事万物。他还认为宗教迷信思想的流行，主要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如当时之所以流行佛教的有神论和天命论，就是由于政治不上轨道，绝灭“人理”的缘故。
宋元时期，张载(1020—1077年)继承了范缜的神灭论，批判了灵魂不灭的有鬼论与报应论。他以唯物主义的气的一元论，对鬼神作出了新的解释，把鬼神当作气的不同运动形态，运行不测的神妙作用，而不是当作一种人格神。他否定了佛教的轮回转世说，指出人死无鬼，那来转世?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张载强调了人的作用，人事“不以天能为能，而以人谋为能”，即天(自然)有天的职能，天之能不能代替人之能。
明朝的王廷相(1474—1544年)，他坚持唯物主义气的一元论，否定物质之外有主宰者。他认为作为物质的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气，物之原也”。在此基础上，他又批判了宗教神学与各种世俗迷信。他说“元气之上无物”，“有阴阳则天地万物之性理备矣，非元气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明确否定了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种神秘的主宰者，即有意志的天或上帝。他以万物生化自然论批判了神学目的论。指出由气生化的万物，是有生有灭的，而本原的气则是永存的。气生化万物是势之必然，不是神秘的主宰者有目的造成的。
明清之际，无神论的代表人物一是王夫之，二是熊伯龙。王夫之(1619—1692年)在吸取前人的成果和批判形形色色主客观唯心主义及神学世界观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空间充满了物质的气，空间是气的存在形式，而物质及其存在的形式都是无限的。从本原来说，只是气，宇宙间除了气没有其它东西，由气构成天地万物。天地万物有聚有散，有生有灭，而气是不灭的。王夫之这一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神学意义，在于使神秘的天与上帝在自然中无立足之地，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及其主宰地位。熊伯龙(1617—1669年)的无神论思想，集中反映在他所编的《无何集》中。首先，他批判了神学目的论与天人感应论。他认为，天地皆是自然物，是没有意志的。“天不故意造作，自成天地大文章”。认为整个宇宙万物及其秩序，是自然形成的。由此，否定了天有意创造万物的目的论，否定天能干预人事。他针对“天人相应，古人皆信之”的谬论指出：“以天变为凶，真失实之言”。自然界的变异现象是自然自身的事，并非天谴告。他还通过论证人生死之自然，否定了鬼神论。
近代以来的晚清年间，龚自珍(1792—1841年)提出了“天地人所造”的命题，否定天定论。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这里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主宰一切的天，而是自然之天。强调众人造天地，重现了人的作用。他批判了儒家宣扬天命论的目的是：一方面假借“天之命”，“天之威”，宣扬君父高于一切，以提高君权；同时又把“天命”作为人们践履的道德规范，要人服从天命的安排。谭嗣同(1865—1898年)自然观明确地把气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本，天就是自然界，“天者气也”，“天无形质，无乎不在”。这就肯定了天的物质性，否定了有意志、主宰一切的天。在此基础上，他对佛、道宗教神学及传统神秘主义进行了批判。他说：“中国之佛、老何谓也?乡曲之牛鬼蛇神，一木一石，一藤一井，皆虔而祀之，祷而祈之”，否定这些偶像崇拜，认为这是中国的陋俗。严复(1853—1921年)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和进化论，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斯宾塞尔的社会进化论等，来建立他的世界观，并以此为基础，宣扬无神论，否定上帝创造说与封建神学。他宣传赫胥黎的天演论，强调自然界与人类的自然进化的观点，肯定了整个自然界的进化受规律的支配，排除外来的力量——上帝的干涉。他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推崇备至，相信他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优胜劣败”的生物学原则，宣传强调人事、人定胜天的思想。章炳麟(1869—1936年)也接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反对神创论。认为人进化为人的始初，不过是低等动物之类，由此逐渐进化为猿猴，再由猿猴逐渐进化为人。人类进化的早晚不同，也就存在部族的差别与文明、粗野的不同。这一过程并无外力的干预，“夫上帝为何者哉?”否认了上帝的创造与主宰。他继承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上帝创造说、天命论及神学目的论等进一步进行剖析。他以天文学的知识，说宇宙除恒星与行星以外，并没有天，一切恒星都是太阳，太阳都有自己的地球(行星)，而地球是从太阳中生出来的，宇宙间万物的生成和生存都依赖于太阳，所以古人祭天就以祭日为主。然太阳并不是人格神，只是物质的实体。1906年他又发表了《无神论》一文。先说明了之所以要批判有神论，是因为神学造成了不平等，要平等，必得破神教，打倒神权。他破神学的重点是基督教兼改其它。揭露了基督教上帝所谓“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的自相矛盾甚多。如“无始无终”，那么上帝创世七日如何解释?上帝全知全能，那么世上为什么存在这么多恶事?如果上帝是“众生之父”，他一定有人格，既有人格，就要配偶，才能生万物。既有配偶，那上帝就不是独一无二。如无配偶便能生万物，那上帝同最低级的单细胞生物没有什么差别。［3］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内、共青团内、国民教育体系、文化宣传领域，应该鲜明地提出无神论宣传教育，抵御各种有神论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全世界最大的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她的一举一动，会产生不可估量的社会影响。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世界观上的纯洁性，进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这是起码的条件之一。但也需要指出，在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并没有真正解决好自己的世界观问题，有神论、迷信思想对不少共产党员影响很深，一些共产党员信仰了宗教，参加宗教活动，甚至迷信活动和邪教的活动。一些腐败分子也企图到有神论中获取救命稻草。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唯物论无神论还是有神论，一事当前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已经引起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担负着培养青少年的重要任务，因此共青团员也不应该信仰宗教、参加宗教活动。
我国的国民教育是非宗教的世俗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在各类国民教育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任务就是教育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唯物论无神论的内容理所当然应该进入有关的教学内容之中。
文化宣传领域承担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重要任务，要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着力铸牢人们的精神支柱。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应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
第二，在揭批邪教、迷信活动和伪科学斗争中，应继续充分发挥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作用。
在当今中国社会，邪教、迷信活动和伪科学依然是社会的公害。它们扰乱社会治安，破坏社会安定团结，严重危害人民身心健康。揭批它们的歪理邪说，科学无神论可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不能违背国家有关宗教政策。对于公民的正常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必须加以尊重，不应以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加以干预。但可按照有关政策，在全社会开展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广泛宣传，这实际上也是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参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3年12月）。刘云山：《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是》2014年第2期。刘奇葆:《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年3月5日第6 版。
［2］ 新华社北京2013年12月4日消息。
［3］ 参阅了王友三教授有关中国无神论思想的有关著述。
作者简介：龚学增，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本文责编：申振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