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特征是宗教批判，其实质是社会批判，即通过批判宗教来批判宗教所反映的社会，这是由马恩列所处的时代背景造成的，当代中国已经同马恩列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如果仍然坚持马恩列的论述，势必导致对中国宗教及其所反映的中国社会的批判，而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一论调的潜台词是什么，或者说如果遵循这一论调会导致什么结果，相信读者完全能够了解，用不着我来画蛇添足。本文要说的是，这种理解是错误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从告别“宗教批判”开始的，把它理解为“宗教批判论”无异于张冠李戴。
马克思1844年初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一篇广受关注和重视的经典著作。不仅1850年艾韦贝克将它的法译文以节选的形式收入其著作《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90年《柏林人民报》将它再次全文发表，而且我国1995年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2009年的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都将它作为第一篇经典著作入选。马恩文集在《第一卷说明》中对该文的评价是：它“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阐明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揭示了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特征，提出了推翻这一反动制度的战斗任务，论述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同时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文集的《注释》还说：该文“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消灭任何奴役、实现人的解放的阶级，并论述了无产阶级和哲学的关系”，“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出发，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论述了对宗教的批判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的关系”。不难看出，该文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宗教观的第一篇经典著作。
该文的开头部分是集中论述“宗教批判”的。马克思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谬误在天国为神碉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显然，马克思这是在向“宗教批判”告别。该文的发表意味着马克思开始了崭新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为无产阶级的“武器批判”提供“批判的武器”。
马克思宣布告别的“宗教批判”，是指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反宗教运动。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指出：“反宗教的斗争是革命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在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说在他们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着手完成）这个任务。无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个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百科全书派、费尔巴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1842年之后逐渐与他们分道扬镳，由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超越青年黑格尔派和告别“宗教批判”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把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论”扣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头上，岂不是张冠李戴!
第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把它理解为马恩列或马恩的宗教观是割裂的。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仅仅是指马恩列的宗教观，从而把我们党的宗教理论政策与马列主义宗教观割裂开来。比如，有篇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精神实质概括为八条，而把我们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概括为十点，好像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宗教观似的。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仅仅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观，从而把列宁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割裂开来。比如，有的文章说列宁的宗教观是“鸦片论”和“斗争论”，是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左”倾理论，而我们党的宗教理论政策则是“引导论”和“适应论”，认为我们党的宗教理论政策与列宁的宗教观也是对立的。上述观点把马列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理论政策割裂开来，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江泽民同志1990年在《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宗教观》中指出：“根据当前情况，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时，要特别注意重申和强调这样几条：第一，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无神论，宣传无神论。对一些党员中存在的非无神论思想，要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和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好世界观问题。第二，对群众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要同对党员的要求区别开来，并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说明宗教信仰的根源，下功夫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防止简单从事而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防止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迫人们不信教。第三，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是说，既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既有信这一种教或某一教派的自由，也有信那一种教或另一教派的自由。不信教的要尊重信教的，信教的也要尊重不信教的。要依法切实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注意团结爱国宗教人士并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要大力促进信教和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之间真诚的团结，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并肩战斗。第四，按照政教必须分离的原则，国家要求一切宗教都不得干预政治，干预政府事务，包括司法、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都不得进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第五，一切宗教必须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要加强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使其自主地依法办好宗教。不准恢复已被废除的宗教特权和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对于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的，应依法惩处。”江泽民同志阐述的这五条原则，其实就是对我们党的宗教理论政策的高度概括，说明马列主义宗教观与我们党的宗教理论政策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同一个理论政策体系。
第三，无神论宣传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之一，把它理解为批判宗教是混淆概念。
“宗教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理论话语”中的重要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政策话语”中的“无神论宣传”是两回事。德国的“宗教批判”在1844年初马克思发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就宣告结束了，而无神论宣传则是1948年共产党诞生后才逐渐形成的宣传政策。实际上，直到1874年和1875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分别在《流亡者文献：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和《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中阐述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时，才第一次阐述了党的无神论宣传政策。恩格斯指出：“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文献。”列宁1922年《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就是据此撰写的。有的文章中说，列宁“推崇法国旧唯物论的战斗无神论”是背离唯物史观的“左”倾理论，显然是不读经典著作的主观臆造。
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的批语《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中央宣传部：建立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宗教研究机构，创办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宗教（不是“批判”宗教）、批判“神学”（不是批判“宗教”）。这一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政策性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全面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前提下进行无神论宣传的依据和原则，不仅列宁在《社会主义和宗教》、《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以及《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作了全面阐述，我们党在[1982]第19号文件、[1991]第6号文件和[2002]第3号文件以及江泽民同志《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和《论宗教问题》等重要讲话中更作了中国化、时代化的系统论述，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认真读原著，望文生义、以偏概全地把列宁及苏联的无神论宣传说成是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立的“斗争论”，是轻率和有害的。把我们党的无神论宣传政策同19世纪甚至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的宗教批判相提并论甚至加以混淆，更是毫无道理的。
作者简介：加润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本文责编：秋实
（《科学与无神论》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