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瓦莱里曾在对马拉美的写作自觉进行非常高的评价之后对自己的写作提出一种纯粹的愿望：“假如我要写作，我宁愿在完全有意识和完全清醒的状态下写乏力的东西，也绝不愿顺从忧虑而在不能自控的情形下写一部堪称最美的杰作。” 我很赞同这种写作态度，同时我也立志：在一个出版泛滥的消费时代做一个清醒的决不随波逐流的读者。是夏榆那些纸上的沉重的消息重又让我感受到文学的良心在跳动，是《白天遇见黑夜》这些灼热怆痛的文字让我看到散文背后那个反抗的人。从仅有的叙述中，我知道夏榆是一个平常的、瘦弱的人，他逃过学，当过矿工，然后，像所有的北漂族一样到首都谋生，不同的是，他隔着时光的面影听见了卡夫卡的沉默之声：“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总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获救者。”（见《卡夫卡日记》）
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开篇谈的就是文学抱负，而抱负的起源在他那里的答案就是“反抗精神”，依我之见，夏榆就属于有文学抱负的少数。当然，这种文学抱负并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慢慢生长积聚起来的。在不同的成长道路中，岁月会逼迫有些人慢慢地将文学抱负当成文学包袱舍弃；而另一些人，他宁愿放弃整个现实生活，也决不交出他内心那颗抱负的种子，他用全部的耐心和生命的勇气来培育这颗种子，让它发芽、开花并结果，他将此当成自己的人生使命，他为自己的此生负责，他来到世间就为自我完成。
对夏榆来说，他的反抗首先源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和生活道路，正如他《在霹雳中奔跑》所阐述：“一个人，对于世界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他的沉陷和获救，沦落和上升对世界而言没有意义。但是对那个活着的人而言，他的道路对他的生命具有绝对的意义。他的精神的疾苦和肉身的磨难一起构成生的障碍。他的沉陷和火酒，他的沦落和上升，将成为检验幸福和不幸的重要尺度。” 夏榆尊重这种个人性的生活，并重视这种生活对于个人生命的绝对意义。个人性的感性经验在他内心产生了公共性的身体回应。矿工的生活经验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夏榆。他换下了工装，清洗干净自己的身体，肤发之黑已随流水，然而，同伴鲜活健康生命的突遭厄运从来没有放过他，矿井中那种无边的黑暗从来没有放过他。所以，黑暗成了他书写的中心词，在他的笔下黑暗具有了鲜明的形象，矿井中具象的包围性的无法驱散的黑、矿工那除牙齿以外浑然一体的黑以及人心无边无际的欲望的黑洞；与之相系的是黑暗的反面――光明――所有能够发光发亮的事物，比如那盏孤独的矿灯，那颗金子一样的同情之心。
关于煤矿和矿难，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从报刊上得到两组数字：一边是被吞噬的矿工生命的数字，另一边是矿主每天所能获得的利益折算成的数字。归根结底，报纸上的新闻落实为数字。我们习惯依赖数字，我们用数字计算，也用数字算计。数字是理性的，然而，也是冰冷的。数字带给我们抽象的认知而不是具体的感受，数字让我们知道却看不见。在数字背后，事物遁形了。夏榆的努力弥补了这种感受的丧失，他通过词语重现矿井里的生活：下到矿井深处的那种漆黑、那种无望、那种个人的恐惧、那种一只矿灯所带来的稀薄的温暖和光明、那种家人的提心吊胆、那种对生命无常的无奈乃至麻木、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整体氛围……当矿工一脚跨进矿井，他也跨进了另一种生活，一种“地下生活”，这种生活始终处在悬浮状态。他的世界从此一分为二，地表生活和地下生活，这两种生活并不像现实生活那样由上班时间可以清晰地界定，二者互为表里，互相纠缠。他的生活世界从此分裂，这个裂缝不断地吞噬矿工生命的活力和热量。
矿主对矿工的压迫不仅是榨取他的剩余价值，役使他的身体，更可怕的是占有他的女人，并且明目张胆心照不宣地以此作为交换工种的条件。而女人柔软的身体，正是随时面临苦难的矿工的最后家园，女人站在家门口的翘首盼望正是矿工拖着疲惫之躯挣扎着往人世奔跑的力量。长年的黑暗生活使矿工的心也变得黑暗龌龊，为了减轻劳役之苦，他默许矿主占用自己的女人甚至偷偷地为这种苟合制造机会。道德、伦理、内心的律令在卑贱的“地下生活”面前低下了高昂的头颅。矿工在身体被矿主收买的同时灵魂也被收买了，他们寄居在思想沉睡的躯壳中，他们的内部世界与矿井一样漆黑。
夏榆看见了这种现实的“地下生活”给人的内心生活带来的伤痛和迫害，它将人的身体和心灵一起拖入黑暗之中。夏榆要为这种分裂的悬浮的生活画像，他的笔深入被染黑的骨髓，他扩大了我们对生活和人性的观察疆域。他以笔为旗，去迎接那存在的曙光，去反抗这种无边无际的黑暗。在夏榆的世界中，反抗首先是从日常生活中出走，出走会破坏现有的日常秩序，出走会干扰那些平静乃至死寂的心智。比如大元的姐姐，她宁愿下乡也不愿呆在毫无生气的家里，她不愿意再承受父亲的强权和暴政。她的出走给这个普通的家庭带来了风暴。最终诱导了大元的出走。
“母亲”、“姐姐”等女性形象在夏榆这里是温情的、柔润而坚韧的，属于同一阵营中的弱者，而“父亲”正是反抗首当其冲的目标。这不仅符合西方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释，也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现状。长期以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深入人心，这种“君”与“父”的权威对未成年者和自由意志不成熟者造成永久的压迫和禁锢，有如生命本身的烙印。“父亲”正是日常生活忠实的守护人，要从日常生活中出走，要反叛现实生活，与“父亲”的冲突在所难免。夏榆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父亲”是儿子一出生就注定要开始反抗的对象，他们残暴然而软弱：“我”憎恨酗酒的父亲，刘灿厌恶沉迷女色的父亲，大元姐弟反抗粗俗的父亲……
难能可贵的是，夏榆更清楚地意识到“父亲”的难以反抗，因为，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有着相同的生命密码，于是这种反抗具有某种无法抗拒的浓重的宿命性。但是我无力反叛。我不能把父亲遗传给我的基因和血质从我的身体里剔除。（第7页，《黑暗之歌》）正因为如此，“父亲”这一形象在夏榆的笔下变得丰富，我的每一个念想和希望无不指向“父亲”，指向河流的源头。爱恨交加、百感交集，这才是真实的父子关系的写照。
反抗有时是另一种热爱。对于父子关系来说，反叛是一种比依顺更恒久的表达方式，因为它传达欲望，传达生命的消息，它是真正的生活。
夏榆从自己与“父亲”这种爱恨交加的关系中领悟到人类与历史、民族与文化之间无法分割的血肉联系。他从自己与“父亲”的遗传关系感受到人类境遇的某种宿命性，这种宿命是漂泊与反抗挣脱不了的。然而，漂泊与反抗同样是人类命运必然的组成部分。于是夏榆转身投入文学的怀抱，他在文字中得救。
（夏榆：《白天遇见黑暗》，花城出版社“紫地丁文丛”，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