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天只有老头对老头行吗？”
自从毛泽东1958年8月上旬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并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为了解人民公社化后农村的情况，这年10月中旬，毛泽东同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保定地委以及一些县委的负责人谈话。在同县委的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一开始就问：今年种麦和去年有什么不同？安国县第一书记刘振宗说：安国明年每人平均拿到1万斤粮，每人吃1000斤。毛泽东问：那9000斤怎么办？刘振宗说：一部分支持山区，8500斤卖给国家。毛泽东又问：没人要怎么办？刘振宗说：安国计划1959年拿到每人1万斤粮，1960年土地休息一年，集中力量搞建设、学文化。毛泽东听后说：安国去年亩产464斤，徐水亩产214斤，100亩才搞2万斤，日后1亩1万斤，98亩就别种了。可以看出，他对能否有这样高的产量是有所怀疑的。
当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中谈到全县夫妇住一处，小孩住一处，老人住一处时，毛泽东说：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整天只有老头对老头行吗？
在谈到徐水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时，毛泽东说：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山有什么不同？机械化、生产能力不如它，你的产品是不是由国家调配？粮食不要，还要什么东西？张国忠回答说：徐水还出产麻、苇、油料、甜菜、猪、鱼、鸭、鸭蛋、钢铁、造纸等。毛泽东说：还是和国家交换，不是调配嘛。
在10月17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实质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还问徐水县委负责人，实行供给制是可靠的保证，还是比较可靠？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遇到瘟疫怎么办？在谈到徐水幸福院时，毛泽东说，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缺乏两端，大中小嘛，一天净是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
当然，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和供给制也是充分肯定的。他说，我们过去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结果把日本人打跑了，把美国薪金制打败了，是供给制战胜薪金制。搞供给制一是不死人，二是人不瘦，三是人很健康。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归根究底还是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的工具，但我们组织起来了，力量就大了。
谈话结束时，他指示河北省委派调查组去了解徐水的情况，然后向他汇报。毛泽东还派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18名工作人员，前往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实地考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情况。10月18日，他们将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报告说，在劳动中也看到一些问题，例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工作中的虚报现象不少；人民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有了，个人不再喂养鸡鸭，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鸭和鸡蛋；提出的一些口号也值得研究，如“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之类等。看了这个报告后，毛泽东坚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决心。10月19日，他致信陈伯达，要他与张春桥前往河南遂平?岈山卫星公社进行调查。
“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
在毛泽东从天津返回北京的第二天，河北省委立即组织工作组，由刘子厚率领，到徐水进行了三天的调查。10月21日下午，刘子厚等人就调查了解到的主要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刘子厚说，徐水实际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他们已经公布了是全民所有制，究竟何种提法为好？毛泽东说，徐水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他们说是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就是了。交换问题是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必须多产经济作物，好交换，国家好供应，不然就没有交换的东西了。
在谈到供给制问题时，毛泽东说：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对于那些劳力多的，就要多发一点工资，别人发一元，他发一点五元、二元，不行还可三元。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搞平均主义。
对于“共产风”问题，毛泽东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不能集体。
在汇报中，刘子厚谈到徐水存在假报产量的问题。对此，毛泽东表示：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又说，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子厚等人还谈到，徐水有些干部工作方法粗暴，打人、捆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毛泽东指出：有捆人、打人现象就是还有封建残余嘛，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10月26日，他又找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谈话，要他们各带几个助手，分别去河南的修武县和新乡县七里营，了解人民公社化后的情况。并对吴冷西和田家英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到河北的石家庄、邯郸地区和河南的新乡地区视察。
10月31日，毛泽东找石家庄市委负责人谈话，询问今年的麦子种得怎么样，每亩下了多少种，土地深耕了多少，是否具备搞大面积丰产田的条件。他又问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样，食堂办起来了没有，群众是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是否欢迎吃大锅饭。他边问边说，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这两件事要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影响后一代。又说，每个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好，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拿到外面去交换。当谈到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时，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说，家庭劳动力多人口少的社员不赞成，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可多发一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动力，另一家五口人只有一个劳力，这两家就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动力多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
毛泽东同邯郸地委领导谈话时，一开头就问：群众对“大跃进”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地委负责人说，群众反映一个是累，一个是吃不好。毛泽东建议给社员一个月放两天假，使他们能好好休息一下。毛泽东又询问今年的粮食产量是多少，明年计划生产多少，当地干部告诉他，今年亩产202斤，明年计划亩产千斤。毛泽东说，亩产800斤也就好了。
毛泽东还着重谈了带小孩、吃饭和休息的问题，他说：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就显示不出优越性。这是一件大事，每个省、专区、县都要注意后一代的问题。对于社员的吃饭问题，毛泽东同样很关心，指示说：一是吃饱，二是吃好，要不吃冷饭，吃热饭，菜里有油有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得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大锅饭。要把这个当成大事，吃饭就是劳动力。毛泽东还说，要下个睡觉的命令，至少每天要睡6个小时。针对一些地方发生了强迫命令，甚至干部打人、骂人、捆人现象，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压服，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强迫命令是干不下去的，因为这样群众会不服。
毛泽东到新乡，又将地委及所属部分县委的负责人找来谈话，首先询问了新乡钢铁生产的情况，接着又问种了多少亩麦子，一亩下了多少种。当地的干部回答说，去年每亩下种10斤左右，还有下了几百斤、上千斤的。毛泽东表示，下得太多了，麦苗会挤不出来。有人回答说，是分层种的，像楼梯一样，麦子在楼梯上站着。听到这里，毛泽东忍不住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问：食堂办得怎么样？社员能不能吃上热饭，有没有菜，有没有油，有没有肉吃？当问到有没有发不出工资的情况时，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回答都能发，毛泽东表示不相信，并且说，不出经济作物的地方，只产一点粮食，哪里有钱发工资？！毛泽东又问有没有信心办好公共食堂，食堂有没有垮台的。耿起昌回答，没有垮台的，许多妇女办食堂决心很大，把小锅砸了。毛泽东说：这个革命可革得厉害！
毛泽东还询问了社员睡觉的情况，再次表示一定要让社员每天睡够6小时，这个问题可以搞点强迫命令，这样的强迫命令老百姓会欢迎。
“要禁止拆散家庭”
11月6日，毛泽东在郑州听前往修武、新乡调查的吴冷西、田家英等人的汇报时，详细询问了县里同国家的经济关系，互相间进行哪些交换，以及七里营公社的十六“包”（即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发、洗澡、缝纫、电费全由公社包下来）的具体内容。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在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毛泽东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为工资制了。
在谈到修武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当得知有些公社将男女老幼分开，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明确表示：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通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大量问题，必须使全党对此高度重视，并对那些过左的做法加以纠正。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8年11月和12月，中共中央相继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分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必须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并决定开展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从此全国各地开始了半年多时间的局部纠“左”。 （摘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