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曾经发生过两次规模巨大的反基督教运动：一次是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次是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２７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审视，非基督教运动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对列强侵略的激愤抗争，带有浓重的盲目排外色彩。而非基督教运动则是中国知识阶层对宗教文化的理性批判。
非基督教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它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以知识精英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骨干，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不仅如此，从政治运动的角度考察，它高扬民族主义旗帜，激励民族的自觉意识和独立精神，推动了收回教育权运动，促进了中国基督教的本土教会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的酝酿
从思想文化史的视角考察，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紧密相连的启蒙运动。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杂志，批判锋芒指向封建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现在，历史学家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概括为“科学”与“民主”。我们打开历史文献一看，思想家最初的口号是“人权”与“科学”。
《新青年》１卷１号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人权”与“科学”的口号。这篇发刊词明确指出：“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文章同时强调“科学”的重要作用：“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文章号召：“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①
新文化运动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为榜样，本质上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是一场世俗化运动，它必然要高扬人权，批判神权。科学与民主成为批判宗教的思想武器。科学质疑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民主则倡导尊重人权。激进的陈独秀高喊：“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②
１９１９年夏到１９２２年春，新文化运动中对宗教问题的争论，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序曲。担当这一社会角色的是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成立于１９１９年７月。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③一大批后来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加入该学会，如：李大钊、曾琦、左舜生、赵世炎、恽代英、田汉、宗白华、许德珩、康白情、邓中夏、张闻天、毛泽东、朱自清、周佛海、舒新城等。学会成立后，其成员积极致力于“研究学术、评论社会、鼓吹青年”的工作。其中关于宗教的争论最为热烈。
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７日，曾琦致函左舜生建议：“凡不学无术及有宗教上迷信之人，皆不得介绍入会。”④随即，左舜生当选评议部主任，该建议被评议部一致通过，刊登在会刊上，立即引起争论。在日本留学的田汉致函指出：“信教自由载在约法”。决议“如此武断”，“令人愤慨”。他强烈要求“评议部取消关于宗教之规定。”⑤这封信激起一阵思想波澜。学会在北京举行三次宗教问题演讲大会，于１９２１年春出版三期“宗教问题号”，形成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次研讨宗教的热潮。
在《少年中国》刊出的２７篇文章中，批判宗教者占大多数。恽代英的文章洋溢着无神论的战斗精神。周太玄的文章指出，“人不是宗教的动物，人类的将来是无宗教的”。⑥李璜的《社会主义与宗教》是一篇锋芒犀利的檄文，其理论基调是无政府主义，其论述闪耀着思想的火花。他说，社会主义的产生“全靠１８世纪要求解放的哲学思潮”开路，而１８世纪的哲学是“一致反对宗教的”，它将人类思想从基督教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科学的发明，揭示出宇宙不是神创造的。社会主义赖以产生的条件注定它必然反对宗教。“社会主义的精神全放在此世界，宗教的精神全放在天堂。”⑦
持相反意见者不乏其人，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周作人、田汉等。梁漱溟当时正在研究佛教哲学，他应邀发表演讲，揭示人类精神与宗教的内在联系，肯定宗教的积极价值。
有趣的是，正在中国访问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积极参与这场争论。他发表一系列的演讲，批判宗教。罗素特别赞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说：“中国的运气真好”，其好运为：１． 远离欧洲，避免了宗教战争的影响；２． 有史以来没有产生过“和欧洲一样险毒的宗教”。他希望中国能保持这种没有宗教的文化传统。⑧
少年中国学会发动的关于宗教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新青年》、《觉悟》、《学衡》、《新潮》等一批报刊纷纷载文褒贬宗教，形成规模巨大的批判宗教的热潮。这场批判是学术沙龙式的，其一，《少年中国》刊登的文章是多元化的，批判注重学理；其二，虽然批判宗教的人占多数，但评议部通过的“有宗教信仰者不得入会”的决议最终被多数票否决。
二、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和社会反响
１９２２年春天爆发的非基督教运动，原因十分复杂。除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挑战态势，也刺激了中国知识界。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教事业出现两个重要倾向：一是集中力量在城市传播；二是重点发展高等教育。１９２２年春，中外教会联手调查在华传教事业的报告发表。该书的英文名为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文名为《中华归主》。该书中文长达６００多页，有地图３２０幅，各种图表１２５幅。其数据表明，２０世纪头２０年，中国基督教徒由８万发展为３６万，增长３．５倍，教堂从３００座增加为１万座，增长３２倍。书中咄咄逼人地列出基督教进一步占领中国的指导方针。这部书强烈的征服意向，令人不寒而栗，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到１９２２年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１１届大会在北京举办前后，中国民众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
这场运动首先在基督教教会势力最强大的城市上海爆发。１９２２年２月，上海一批青年学生发起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其宣言指出：“基督教会”是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锋队”。⑨同时向北京清华学校暨全国各地学校发出通电，号召抵制在清华校园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通电强调指出，清华是国立学校，“非教会所立”，且北京“不乏耶教会场”，如果坐视这一大会在清华召开，则外人将讥讽“中国无人”。⑩
上海点燃的火炬随即传到北京。３月１１日，北京大学一批青年学生宣布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宣言思想激烈，宣称：“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人类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11}这番慷慨激昂的批判成为非宗教运动中的代表作，其思想之锐利，言辞之激烈，有振聋发聩的威力。
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主观武断的言论，存在着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这样的命题就难以成立。当代世界宗教复兴的实事表明，人类精神生活是极为复杂的，在科学日益昌盛的当代社会，宗教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信仰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
同日，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各界人士“依良心之知觉”、“本科学之精神”，抵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清华校园召开。李大钊等师生签名。随后，学界名流蔡元培等加盟。３月２８日，非宗教大同盟公布简章规定：“专以解脱宗教羁绊，发挥科学真理为宗旨。”科学成为解脱宗教束缚的思想武器。
北京与上海两地运动有明显的差异。其一，北京的宗旨扩大为反对一切宗教，而上海仅仅针对基督教；其二，北京的大同盟包容各界人士，而上海仅仅是“学生同盟”；其三，北京的宣言以科学、民主的口号代替马克思主义宣传。上海的青年学生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城市生存，政治倾向日益激进。而北京大同盟社会成分多元，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
正是因为北京大同盟的精神理念更具有包容性，这场运动迅速波及广东、湖南、福建、山西、浙江等地，形成全国性的思想运动。
在这场思想运动中，我认为值得重视的观点是，现代教育必须与宗教分离。蔡元培先生发表的《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具体措施：１． 大学中不必设神学科，仅于哲学科中设宗教史、比较宗教学等；２． 各学校中均不得有宣传教义的课程，不得举行祈祷式；３． 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12}
教育与宗教分离，是近代先进教育家的思想主张。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在会上，胡适提议：“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陶孟和、丁文江附和此议。他们的理由如下：
“儿童当此时间受感力最强，而判断力最弱，教育家不应利用这个机会，灌输‘宇宙中有神主宰’、‘上帝创造世界’、‘鬼神是有的，并且能赏善罚恶的’等等不能证实、或未曾证实的传说；也不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用祈祷、礼节、静坐、咒诵等等仪式来做传教的工具。总之，学校不是传教的地方，初等学校尤不是传教的地方，利用儿童的幼弱无知为传教的机会，是一种罪恶。”{13}
这场非宗教运动以科学为号召，以知识界人士为领袖，以青年学生为主力，坚持启蒙主义的方向，对宗教发动了猛烈的冲击。运动中虽有激烈言论，但主流是理性的，行动是克制的。与义和团运动激愤抗争、依仗“神术”排外，有质的区别。
当今世界宗教出现复兴趋势，出现向政治、教育领域扩张的态势，宗教与教育分离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在当代中国国立高等学校中，竟然有人标新立异，成立“神学与美学研究所”，自称为当代中国第一个以神学命名的研究所。想一想当年蔡元培先生的忠告吧：“以传教为业的人，不必参与教育事业”。我建议有关教育部门，应当将这个研究所迁往教会兴办的神学院中。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
１９２３年，非基督教运动进入蛰伏期。那年知识界开展的“科学与人生”的论战，虽因宗教争论而起，但宗教毕竟不是“科玄之争”的主题。１９２４年，非基督教运动再次兴起，众矢之的是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成为运动的主要目标。
批判教会教育的先锋仍是少年中国学会。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开会，提出“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14}学会评议员余家菊撰文写道：“于中华民族之前途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教会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与教育权，实为中国历史上之千古痛心事。”余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提出“收回教育权”。{15}
１９２４年初，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日渐高涨，以广州圣三一学校（Ｔｈｅ Ａｎｇｌｉａｎ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的学潮为起点，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爆发。
广州圣三一学校由英国圣公会创办。１９２４年春，该校学生发起组织学生会，举办爱国活动，遭到校方粗暴处罚。４月２２日，该校学生发表宣言：要求争回教育权，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获得社会各界广泛的声援。由于学生大批退学，圣三一学校名存实亡，不久校方只能宣告停办。各地教会学校迅速掀起罢课、退学的浪潮。许多国立学校也卷入运动。两股力量相互激励，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对教会教育运动。
１９２４年７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届年会，盛况空前，与会人士千余人，重点讨论“收回教育权”。同年１０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召开。鉴于一些外国人士“假办学名义，于校内传布宗教，强迫学生讲读经文，举行宗教仪式，颠倒错乱，失学校教育之本意”，大会一致通过《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16}
１９２５年２月，《中华教育界》出版“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刊登蔡元培、舒新城、陈天启等教育家的论文。他们指出，教育与国家民族“主权所关，生命所系”，务必收回自办，不可“让外人攘夺”。教会教育不符合信教自由的宪法原则。“信教自由是近代各国宪法上的一个通则，保障这个通则的根本办法，是要教育独立于各宗教势力之外，即无论何种宗教，不得借教育做宣传的工具；无论何级学校，不得含有宗教的臭味、设有宗教的课程、举行宗教仪式，才能办到。”{17}
在这里，我认为应当强调指出，绝不能将“信仰自由”与“传教自由”混为一谈。“信仰自由”的前提是宗教与政治、教育分离。国家行政的力量必须超脱于各种宗教之外，不许任何宗教以教育作为宣传的手段。一旦传教享有绝对的自由，个人的信仰自由，包括信仰某种宗教或不信仰某种宗教的自由就难以真正实现。
在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中，８月１３日，非基督教同盟在上海重建。廖仲恺、汪精卫、吴稚晖、师复、邹鲁等一批政治人物加盟，同盟宣布“秉爱国之热忱，具科学的精神，以积极的手段，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一切事业。”{18}随着国共合作，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迭起，各地纷纷效仿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
这一阶段的运动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各地的非基督教同盟一边继续鼓动学潮，促进收回教育权运动，一边大力批判基督教及其在华的传教事业。并在圣诞节前后发起“非基督教周”活动。
与１９２２年相比，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高扬民族主义旗帜，思想启蒙色彩减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成为最重要的运动诉求。如：上海非基督教同盟曾发表一份特别通告，其文如下：“迳启者：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一种工具，敝同盟秉爱国之热忱，谋民族之解放，除于随时反对基督教外，特于耶稣生日举行反对基督教演讲大会，以唤醒民众之觉悟，届时欢迎各界驾临！”
第二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更直接的因素是国民党、共产党等政党的参与指导。１９２４年，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中国的反帝运动出现高潮。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充满希望，政党、知识精英与民众运动密切结合，中国革命出现崭新的局面。政党在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作用日渐显赫。非基督教运动融入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
民族主义思潮日渐深入人心，成为各个阶层的共同心声。著名的教育家、国民党人蒋梦麟在《西潮》中的一段话，具有代表性。他说：“基督教和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因而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也就成为侵略者的工具了”、“中国人也实在无法不把基督教和武力胁迫相提并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19}
中国的基督徒尽管受洗入教，皈依基督，但大多数生于斯，长于斯，对祖国怀有真挚的感情，也受到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宗教文化的角度，他们是非基督教运动的异己力量，但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他们却是非基督教人士的同路人。一位爱国的基督徒指出：“为基督教在中国计，这种依赖武力的政策必须舍弃。”{20}这是中国基督教人士对第二阶段非基督教运动回应乏力的重要原因。这种爱教必须先爱国的理念，也是推动中国基督教本土教会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
四、五卅运动与基督教的本土教会运动
在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史上，“五卅运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民族革命考察，这场运动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全面高涨，其唤起的民众力量震撼了整个社会。在“五卅运动”掀起的民族主义的浪潮中，非基督教运动再次复兴，进入第三阶段。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遭到猛烈冲击，面临严峻的考验。
“五卅运动”期间，全国有６００多座大小城镇爆发反帝爱国运动，直接投入运动的各界爱国人士多达１７００万人，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运动的先例。{21}民族主义获得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关头，民族主义对每一位中国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被人民大众视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非基督教运动第三阶段的标志事件是全国学联的宣言。１９２５年７月，全国学联在上海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现在全国的反基督教的运动，已经形成公然反帝国主义的奋斗。”{22}全国学联制定一整套非基督教运动的行动方案，深入城乡基层社会，继续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美以美外国差会部（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Ｒｏａｒｄ）负责人斯坦利（Ｓｔａｎｌｙ Ｈｉｇｈ）评论说：“运动的最大力量潜藏在青年学生之中，运动的领导，几乎毫无例外是由知识阶级提供的。”{23}外籍人士的这种观察，表面上言之有理，实际上是隔岸观火。
其实，在第三阶段的非基督教运动中，真正居于指导地位的是政党。国共两党合作，掀起反帝运动高潮。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青年运动议案指出：“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24}在这场反帝运动中，共产党的作用尤为显赫。如在广东汕头地区，周恩来发起建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成功地推动了当地２０多所教会学校与英国长老会（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ｅｓｂｙｔｅｒｉａｎ）终止了联系。{25}在“反帝”的诉求中，非基督教运动的文化色彩比第二阶段更加淡化，已经全面政治化。
然而，“五卅”以后，非基督教运动的政治化，由文化的辩论演变为以“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国基督教徒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基督教徒参加非基督教运动”成为“五卅”以后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特点。{26}
中国基督教界对五卅惨案反响激烈。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等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上海租界当局滥用武力的暴行。在南京，基督教徒成立“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在北京，基督教徒发表宣言指出：“列强如此公然践踏基督教的基本准则，这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基督教的基本准则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有何真实的指导作用，就是这些西方国家每年花费数百万美元来维持一大帮在华传教士。”{27}
１９２６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改变初衷，指示各地灵活处理教育权问题。一些教会学校放弃了必须参加宗教活动的硬性规定，“政教分离”在教育领域取得了实际的进展。在武汉，中国教徒发起“基督教革新运动”，其宣言指出：“关于基督教爱国收回教育权一项，我们一致赞成并愿努力促其成功。”{28}
中国基督教爱国人士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力量。著名的“基督将军”冯玉祥，虽受洗入教，但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他认为，基督徒爱国不力，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黯淡。{29}“五卅运动”以后，冯玉祥力主反帝，思想中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
非基督教运动为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转机。正是在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下，中国基督教徒倡导的“本色教会”运动，深入发展。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指出，教会中国化，旨在“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发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30}著名教会人士王治心提出：“把基督教下种在中国文化里面，吸收中国文化的血液。”{31}他们致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促使“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合一。”
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大多数外籍传教士纷纷躲避，撤离中国，客观上有利于中国教会摆脱由外国差会控制的局面。如：１９２３年湖南全省共有外籍传教士３９８名，到１９２７年只剩三、四十名。{32}这种形势下，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责任，自然地落在中国教徒肩上。中国基督教加快步伐，向着自传、自养、自立的道路发展。１９２７年以后，中国本色教会逐渐成为客观的历史事实。
１９２７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与列强握手言和，反帝民众运动跌入低谷。历时六年的非基督教运动陷入沉寂。
五、结论：科学思想与民族主义
在这场非基督教运动中，理论旗帜色彩斑斓。其中科学思想和民族主义，最为显赫。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思想盛行。在非基督教运动酝酿和发动初期，“从科学的角度反教，是最主要而根本的一种态度。”{33}反教人士以科学思想批判宗教理论，以进化论原理批判上帝创世说，以心理学理论批判灵魂不朽说。正是因为举起科学思想的旗帜，这场非基督教运动才具有鲜明的理性色彩。但是，科学思想并没有成为支配整个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理论。
原因复杂。其中之一，非基督教运动的思想家缺乏理论建设。非基督教运动的思想家李石曾、吴虞、蔡元培、陈独秀、恽代英、汪精卫、吴稚晖等基本上是研究政治或人文学科的，虽涉猎自然科学，往往浅尝辄止。而教会中一些人士却具有较深厚的科学素养。如著名的宗教思想家马相伯在非基督教运动期间，撰写《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一文，详细论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出作者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相对之下，非基督教人士科学理论比较单薄，缺乏说服力。
在当代科学发达的今天，宗教仍在全球复兴发展。这说明，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是十分复杂的。人们不能仅靠科学实证的力量支撑社会生活。信仰是人类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人文主义的理性需要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
与单薄的科学思想相比，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潮决定了非基督教运动基本性质和方向。特别是五卅运动以后，民族主义如日中天，无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恽代英，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吴稚晖，还是信仰自由主义的蔡元培、胡适，都异口同声地以民族主义为基调。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民族主义是贯彻始终的支配力量。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以后形成，在民族危机深重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它与义和团运动中的排外意识是有区别的。但在民众意识深处，两者有一种共鸣：其参与者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追求民族独立精神。这种意识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历史沉积。
今天，在中华民族振兴的伟业中，科教兴国成为时代的主题。对于关注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学者而言，理论创新的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１卷第１号。
②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第５卷第２号。
③《少年中国学会规约》，《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１９２０年，见《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２５页。
④《会员通讯．曾琦致左舜生》，《少年中国》第２卷第３期。
⑤ 田汉：《少年中国与宗教问题》，《少年中国》第２卷第３期。
⑥ 周太玄：《宗教与人类的将来》，《少年中国》第３卷第１期。
⑦ 李横：《社会主义与宗教》，《少年中国》第３卷第１期。
⑧《罗素先生的演讲》，《少年中国》第２卷第８期。
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先驱》第４号，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５日。
⑩《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先驱》第４号，１９２２年３月１５日。
{11}《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宣言》，载张钦士辑：《国内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１９２７年版，第１９３－１９５页。
{12} 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载《新教育》第４卷第３期，１９２２年３月。
{13}《新教育》第５卷第３期。
{14}《１９２３年苏州大会宣言》，载《少年中国》第４卷第８期，１９２３年１２月。
{15} 余家菊：《教会教育问题》，载张钦士辑：《国内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１９２７年版，第３０５页。
{16}《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届年会概略》，载《教育杂志》第１６卷第１２号。
{17} 陈天启：《我们主张收回教育权的理由与办法》，载《中华教育界》第１４卷第８期。
{18}《非基督教同盟简章》，载《觉悟》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９日。
{19} 蒋梦麟：《西潮》，台北中央日报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３－４页。
{20} 但一译：《一个基督教徒讨论非基督教运动》，《中国青年》第６６期，１９２５年２月。
{21} 任建林、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５页。
{22}《全国学生总会议决案》，载张钦士辑《国内近十年之宗教思潮》，燕京华文学校，１９２７年版，第３９６页。
{23} Ｎａｔｉｏｎ，Ｊｕｎｅ １７，１９２５，Ｐ．６８１。
{24}招观海：《国民政府下之基督教》，《文社月刊》第２卷第７期，１９２７年６月，第２４页。
{25}《汕头收回教育权之激进》，《教育杂志》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２月，第７－８页。
{26} Ｔａｓｔｓｕｒｏ ａｎｄ Ｓｕｍｉｋｏ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Ｔｈｅ Ａｎｔｉ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ｏｖｅ?鄄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２２－１９２７，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ＸⅡ １９５３，Ｐ．１４３．
{27}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Ｍｏｎｔｈｌ，Ｊｕｎｅ １９２５．
{28} 《武汉基督徒革新运动之前因后果》，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１０期，第２７页。
{29} Ｊａｍｅｓ Ｅ．Ｓｈｅｉｄ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ｅｌｏｒｄ：Ｔｈｅ Ｃａｒｒｅｅｒ ｏｆ Ｆｅｎｇ Ｙｕ－Ｓｈｉａｎｇ，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ＰＰ ｌ７２－１７６．
{30} 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
{31}《青年进步》第７９期，１９２５年１月第１１－１６页。
{32}《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１０期，１９２８年，上海版，第３９１页。
{33} 叶仁昌：《近代中国的宗教批判―――非基运动再思》台北雅歌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０页。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