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需要超验的信仰”，这是曾经提出过的一个论断。（参见《科学与无神论》，2005年第2期同名文章。）这一论断有利于划清科学与有神论、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有助于弘扬科学的理念而抑制超自然的信仰，促进人们澄清相关的一些含糊的、似是而非的认识。因此，进一步展开“科学不需要超验信仰”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其中，所谓“终极原因”的追问似乎必定导致科学需要“超验信仰”的说法，尤其很有迷惑性。
所谓“终极原因”，一定是涉及因果关系的。因果律的认识规范在人们的认识中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从人们的日常思维到宗教神学，因果律都有它的存在理由。为了更全面地阐明问题，将从人类认识发生论的角度，从科学认识与有神论认识的某些差异方面来加以研究。
从历史的演化来看，可以说人类认识因果关系有三种途径：一是原始思维的途径；二是通过证明的途径；三是通过信仰的途径。后两种途径是从第一种途径向两个方向分化、发展而来的。
原始思维的途径是人们不很了解的，因为我们必须在如此不同于我们的表象的根源中去认识那些作为原始思维的基础的彻底神秘的互渗和因果关系的概念。
历史的考察表明，原始人类不仅有求生的欲望，也有某种求知的萌发意识和能力。这使原始人从“生存人”向“认识人”分化。那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法国社会学家路先•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解答。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来自原始部落的材料，生动地阐明了原始人类的思维是什么样的。这些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著名的经典著作《原始思维》中。
他指出，“原始人的思维本质上是神秘的。这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原始人的思维、感觉和行为的整个方式。原始思维从那些在他们那里和在我们这里都相似的感性印象出发，来了一个急转弯，沿着我们所不知道的道路飞驰而去，使我们很快就望不见它的踪影。”（《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12页。）他们的思维、语言差不多只具有具体的性质，他们的观念是比较具体的。他们的“推理方法给我们一种非常表面化的印象，因为他们不习惯于我们叫做推理的确定路线的那种东西或者一个单一的孤立的主题；换句话说，他们的思维没有上升到抽象化或逻辑公式的程度，而是固守着一些观察或情势的图景，这些图景的变化规律是我们难以捉摸的。（同上，第414页。）也可以说，原始思维是没有真正概念的，它们只有一些“前概念”或者一些彼此间不是由认识的内涵而是由情感意志（情感运动的）内涵联系起来的判断。
“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同上，第69～70页。）在他们那里，在集体表象中，客体的形象与情感和运动因素水乳交融；在那里，人在意识中拥有客体的形象，同时又体验着必然与客体形象一同产生的恐惧感、希望感、逃跑的意愿、感谢、请求等等感觉和愿望。
列维－布留尔认为，必须在原始社会的进化中划分两个连续的阶段：一个是前人格化阶段，这是很多人至今仍未能予以应有重视的，那时原始人类还未曾进行人格化，好象有一个能够到处渗透的弥漫的本原，一种遍及宇宙的广布的力量在使人和物有灵性，在人和物里发生作用并赋予他(它)们以生命；另一个才是人格化阶段，人格化的灵被认为是赋予每个人和每个物(动物、植物、圆石、星球、武器、用具，等)，并使他(它)们有灵性。这两个阶段的划分符合社会集体的思维中的差别。在灵魂或灵还没有人格化的时候，集体的每个成员的个人意识仍然是与集体意识紧密联系着的。它不是与这个集体意识明确分开，而是完全与它结合，甚至不和它矛盾；在它里面占统治地位的是不间断的互渗感。只是在后来，当个体开始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个人的自我，当个人开始清楚地把自己和他感到自己所属的那个集体区别开来，只是在这时候，自己以外的人和物才开始被个人意识觉得是在活着的期间和死后都具有个体的精神或灵。
现代思维科学的研究己经表明，人类思维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直观到抽象的过程，一般可以概括为动作思维――形象思维――概念思维这样三个基本阶段，其中形象思维阶段又包括表象形象思维和意象形象思维两个小阶段。当然，这种划分又是相对的。它们既是渐进发展的，各具有不同的层次和特点；又是渗透、交叉的，相互关联又相互影响。上面讨论的原始思维正是属于前两个阶段的。严格地讲，动作思维和形象思维阶段中的表象形象思维还算不上真正的人类思维，它们还不能对外来的感觉材料进行加工而形成理性认识，但这是通向真正思维的历史必由之路。而从感性认识通向理性认识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形象思维的发展道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形成日益丰富、博大精深的艺术典型和科学模型；另一条是原始形象思维（与人类发明的语言文字相结合）向概念思维发展的道路，由感性认识上升为概念、判断、推理（这也就是人们所熟悉、所习惯的逻辑思维），通过判断推理形成理论。这二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为什么说，“人类是天然的无神论者”呢？就是因为在原始社会进化到智人阶段之前，人类的意识处于前人格化阶段，其神秘性质与现代迷信的神秘性质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列维－布留尔指出：“……鬼神的故事乃是超自然领域中的东西：在以这些鬼、魔力作用为一方和以由于普通知觉和日常经验的结果而认识的事实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界线。相反的，对于原始人来说，这条线是不存在的。…… 我们社会的迷信的人，常常还有信教的人，都相信两个实在体系、两个实体世界：一个是可见、可触、服从于一些必然的运动规律的实在体系；另一个是不可见、不可触、‘精神的’实在体系。然而，原始人的思维看不见这样两个彼此关联的、或多或少互相渗透的不同的世界。对它来说，只存在一个世界。如同任何作用一样，任何都是神秘的，因而任何知觉也是神秘的。”（同上，第61页。）后来，进化到人格化阶段，才产生了有神论。宗教的观念乃是一种来源于前人格化阶段的意识活动形式的分化的产物。开始，原始人类刚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他们很容易把自然界人格化、拟人化，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可以通过对自然界某些过程的模仿，来得到那种自然过程的结果，这就是巫术的由来。
列维－布留尔写到：“原始思维面对着自然现象时并不提出象我们提出的那样的问题，或者甚至根本就不提出问题。一个研究者在叙述苏门答腊的萨卡伊人(saka6s)时说：‘这些野蛮的部落对因果关系只有极其微弱的需要。…他们只是对最强烈和最直接的印象才有反应......’‘对因果关系的需要’，在这里意味着由他们周围出现的现象‘引起的兴趣’。这种漠不关心和智力迟钝的样子常常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见到，特别是在南美的某些部族那里。这种情形很容易导致关于一般原始思维的错误结论。要避免错误，就应当不在这些民族中间去寻找和我们相同的那个类型的“对因果关系的需要”，不管这些民族是最低等的还是稍许开化点的。……原始民族有它们自己的因果关系，那是唯一适合它们的需要的因果关系……。”（同上，第422～423页。）原始思维是循着根本不同的方向去寻找原因的：任何事情，即使是稍微有点儿不平常的事情，都立刻被认为是这种或那种神秘力量的表现，看得见的世界的事件都取决于看不见的力量。对原始思维来说，没有哪一种变化、没有哪一种成因、没有哪一种超距作用是不可想象或不可接受的。
对最明显的因果关系似乎毫无兴趣的原始人，又十分善于利用这些关系来获得必需的东西，比如获得食物或者某些专门的器具。实际上，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不论这社会多么低级，在那里总可以见到生产或艺术领域中的发明创造，见到值得钦佩的产品：独木舟、食具、筐篮、织物、饰物，等等。那些差不多是一无所有的、似乎处于文化的阶梯的最低一级的人们，却在某些物品的生产中达到惊人的精致和精密。实际上，原始思维与相应的劳动、生活的外部动作分不开，其脑内活动仅有模糊影象，主要通过感官的感触或肢体操作来运思。“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08页。）比如，早期的石器制作尽管粗陋，但是打磨时双手如何配合，手眼如何并用，各种感官的协同动作，是需要经过多次的尝试、大量的实践、长期的世代传承，才能形成、获得并巩固起来的。这些产品不仅反映了原始人类的劳动技能水平，也留下了他们动作思维的踪迹。恩格斯涉及这方面时曾经提到：“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3页。）
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认识因果关系的途径由原始思维向通过证明和通过信仰两个方向分化、演变。
通过证明的途径来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需要进行实验、观察和伴以演绎推理。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的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古希腊最出名的证明因果联系的案例是恩培多克勒用“火法分析”证明了自然物都是由土、水、气、火四种基本元素构成的。这个证明过程是这样的：观察树枝在火中燃烧的现象，它在燃烧时发热并生出火焰，证明在树枝里面含有“火”；燃烧时还带有烟雾，证明它又包含“气”；燃烧未晒干的树枝，两端还会鼓泡并发出嘶嘶响声，这就证明树枝里面又有“水”；树枝完全燃烧后的灰烬有一定的重量、具有不可再燃性和干燥性，它就是“土”元素。将世界上所有的物体用燃烧来分析，都会得到这四种元素。所以，“自然界是由土、水、气、火四元素构成的”这个论断就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性的证明。这个观察和推理过程是简单、朴实的。但它开创了用观察和推理的方式来认识事物因果联系的方法。其实，对于自然界，包括人类本身和社会，都应该通过这种证明途径来认识。
通过信仰的途径来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则不需要观察和推理的证明，它以信仰代替了理性认识，把信仰看得高于理智。它不需要客观的证据，而是怀疑和否定客观规律的存在。只要你首先坚定相信某种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就成为“确实的”因果关系了。正如安瑟伦所说明的：“不是理解而后信仰，而是信仰而后理解。”只要你坚信有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上帝就一定是无所不能的。这样，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来论证你的论断是正确的。比如，“发生海啸是因为上帝发怒了”；“风和日丽是因为上帝心情好”；“大雨倾盆是因为上帝在悲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上帝是万能的。显然，结论已经蕴含在前提中，而前提恰恰是错误的。因此，论证很容易，关键要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只要无条件信仰了，就可以解决对因果关系的理解问题。这就是通过信仰途径确立因果关系的基本方式。
至此，我们也就不难领会，为什么爱因斯坦会说：通向科学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证明是可以信赖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页。）通过证明的途径来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是原始思维向理性认识方向发展的结果，是历经艰辛的；而通过信仰的途径来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则是原始思维中神秘观念继续演变的结果，一个“互渗”的神秘世界演变为世俗和神秘两个世界，信仰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向原始神秘主义的复归，是一种倒退。
但是，信仰主义者为了说明“通过信仰的途径来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是高明的，还要费尽心思向“通过证明的途径”提出责难：说什么证明的途径不能长期有效地坚持下去，人们关于因果关系的追问是无止境的，因而，通过观察实验和推理来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最终是不可能的。这样人们只能认识某些事物的因果关系，却不能认识可被无穷追问的“终极原因”，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原因危机”。结论是：只有通过信仰的途径才能解决这样的“危机”。1981年，教皇不就告诉过人们：“在大爆炸之后的宇宙演化是可以研究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去过问大爆炸本身，因为那是创生的时刻，因而是上帝的事务。”（《霍金演讲录》，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应当指出，所谓“终极原因危机”的提法，是把“无限的追问”与“有限的追问”割裂、对立的结果。其实，无止境的追问是一个无限的“链条”，具体的追问则是其中的某些“环节”，它们之间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结的。人类对世界因果关系的探究过程也表现为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不能割裂有限和无限的关系孤立地把握它们。不能到具体的原因之外去寻找“终极原因”。列宁说得好：“使有限转化为无限的不是外在的力量，而是它（有限）的本性。”（《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因此，在有限中就包含着“有限性自身的他者”（同上，第115页。）人类正是通过认识一系列具体的因果关系而去不断解答无止境追问的。恩格斯也说过：“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2页。）他又指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5页。）“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6页。）论述得十分清楚了，人类通过证明的途径来认识事物的因果关系不也是这样吗？！“终极原因危机”之说，是在具体的原因之外去寻找“终极原因”的结果，是永远得不到正确解答的。离开了具体的科学认识和人类的实践去探寻什么“终极原因”，才会导致“科学需要超验信仰”的错误结论，而这正是一条滑向信仰主义的歧路。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