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战役”，是介于那些接受现代科学之自然、人文内涵的人和另外一些排斥这种观点的人之间的争斗。有人说我们正处于这样一场争斗之中，而且有可能在以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这种争斗带来的紧张不安还会持续下去，对此我不敢苟同。这场争斗的要点在于：何谓现代科学的真正内涵？我们几乎每个人都需要的医学和技术方面的科学价值，是勿庸置疑的。然而，现代科学只是在新近才发展成为一种大规模的人类进取行为，并且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能真正领悟它的哲学内涵。二百年前，当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很少有人（包括那些当时受过正规教育的人）了解或关注科学。然而，科学现在显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
“……科学是人类未来生存与更为开化的文明发展的钥匙―――它当之无愧……”
文化战役是一种全球现象
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和那些反对其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冲突。“９?１１”之后，大部分美国人开始意识到那些宣称“圣战”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危险性。但了解伊斯兰国家的学者和普通民众公开谴责这种暴力行为并努力抑制这种行为的人却寥寥无几。
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扩建犹太聚居点的正当性心生疑问，他们仍然同情以色列，这其中部分是由于二战中犹太人惨遭纳粹德国的屠杀。很少有人认识到，犹太教，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也有其坚定忠实的信徒。这些信徒相信，他们信奉的神会赐予其“选民”对所有的前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权，并且如果他们能抓住，这种权力会更多。
即使在欧洲，这个几十年来局势相对安定、宗教据说已逐渐不占主导的地方，我们也能看到一旦安定受到威胁，旧的行为方式就会复萌的迹象。宗教，即使是早已被宣布消亡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新的事件也会一次又一次的使其复苏。
这些各种文化之间以及各种文化内部的冲突看上去正以一种较之以前更为全球性的规模进行着。到目前为止我所提到的所有事例谈及的都是那些固守传统宗教方式的老“脑筋”们和那些主张以更现世、更科学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人之间的争斗。
类似的冲突在南亚以及远东地区亦有发生。比如，在印度，许多印度教徒近来就宣称要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以抗衡印度第一届总理尼赫鲁和印度过去几十年来历任领导人所一贯倡导的那种现世的民主。与中国人一样，日本人一直被看做典型的重现世的非宗教民族，但是就在几十年前，天皇不再被视作那个国家的象征，而被看成是天赋神权的活生生的神，他可以将所有的民族纳入他的旨意。小泉首相也凭借参拜靖国神社来提升自己在人民当中的拥戴程度。而在靖国神社长眠的都是为了他们的天皇而阵亡的武士们的“英灵”。在他们看来，似乎那些武士们并未真的死去而只是长眠于此而已。
然而，尽管我们的文化迥异，人性却是一致的。正因如此，当我审视所有这些现象之际，我确信人性揭示了一个近来变成全球性的普遍现象的原因：文化冲突的混乱加剧。冲突的双方中，一方是那些深知并接受科学全部内涵的人，因为他们相信有了科学，现代社会才逐渐得以构建。而另一方则因信奉传统的宗教观点而坚决排斥科学。已有的事实亦令我同样确信：这场争斗不仅发生在那些大的文化族群之间，即使在各种文化内部，争斗也无时不在进行着。我们只需看看我们自己今天的国家就能明白我所说的一切。
文化战役的原因
在历史长河中，短暂数十年，可谓惊鸿一瞥。我们今日的世界为何会有如此多的人卷入这场关乎对现代科学的深层含义接受与否的全球文化战役当中呢？我想这里有部分答案。首先，“世界上主流文化的国家中已有相当多的人熟知科学的哲学内涵，他们使这些国家的领导者们意识到了科学对于自己的国家来讲是何等利害攸关。”其次就是近来现代电子通讯系统全球性的发展与普及。
让我们先从世界各国领导者的观点来入手吧。这些领导者总的来说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人是确实持有科学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而另一些领导者则不然，其中原因自然是错综复杂的。一个典型的情况是：这些国家领袖，不管是出于个人原因，还是出于政治目的，他们的思想越传统、越保守，他们就越不会抛弃传统宗教的世界观。由此我们想到第二个原因，也就是现代通讯革命。这次革命使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之间的联系异常便利。而这种现代通讯媒介若由世界各国的领导者们所支配，其影响之大更将无法估量。尤其当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通讯系统技术两者结合在一起之后，这场激烈的全球文化战役的爆发就不言而喻了。
当今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下的国家的领导者们，由于对现代科学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便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大致分为两派：理性的接受者与激昂而愤怒的排斥者。由于这两类领导者都有着不可计数的追随者，于是，很自然地，这场激烈的文化战役也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
现世的人本主义者显然拥护那些持有科学和自然主义世界观的领导者。与此同时，我们又对另一类，也就是那些对现代的观点强烈不满的领导者们（如帕特?罗伯逊和本?拉登）感到焦虑不安：他们出于个人原因或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宣称现代科学是邪恶的，是与他们传统信仰的教义完全相背的，以此迫使人们与现代科学的真正内涵相对峙。这些领导者通常都具有领袖魅力并且懂得如何利用煽动的手段来蛊惑那些轻信他们的信徒。这些领导者自称是传统道德的坚守者，以此来获取更多的声望。正因为如此，他们通常就能像现在一样，带领着世界上相当一部分追随他们的蒙昧之人。
这场浓烈的全球性的文化战役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个人原因。对那些传统主义者来说，现在的问题无非就在于：“现代科学正在把我的上帝和我不朽的英名带走，我是决不能也决不会接受这个现实的。”于是，他们就说：“我一定要在那些影响到我的宗教的领域中找到现代科学错误的证据；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一定要压制它；如果最后这些我都做不到的话，为了我的生活能得以继续，我会通过暴力激进的方式保存我想要的东西。”
人性终将去往何处？
那么究竟这场全球性的文化战役会把我们带往何处呢？最糟糕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哈佛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一本书中找到答案，这本书叫《现代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它目前在美国外交政策的保守派中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亨廷顿给我们展示了当今世界的一幅巨图，他认为，这幅世界巨图主要由几种主要的“社会文明”所组成。共同的一些文化要素决定着一种社会文明，这种文明通常由颇具实力的几个核心国家和其周边一些国家共同建构而成。亨廷顿认为这些社会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没有对当地文化和人们的活动进行大量的细节描写，但是任何熟悉现代社会的人都会从他给我们提供的模型中辨认出它准确描述的那些事例。
然而我对他的书却非常失望―――想象贫乏，在改进过去方面束手无策。他的模型可称为是“与过去我们所看到的一样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只不过这次是在全球性的规模上论述而已”。在他看来，最早的这种矛盾发生在种族部落之间，而后在城市与州之间，慢慢地变成小国之间，大国之间，现在，已演进到我们面临的不同社会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的分析，正如献给中国古时的官员的传统的公文，最终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除了规模上有变化以外，它过去是如此，将来仍会是如此。”但是，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人口高度密集、并存在着大量的更多致命武器的世界里。如果过去能够重演，那么灾难的降临将会轻而易举。人们自然会问：“难道我们必经他所说的这条让人沮丧之路，除此之外无路可走了吗？”
我相信，路是有的―――而且只要我们关注亨廷顿完全忽略的一些事情，这条路便有了开端。或许像许多保守主义者一样，他对这些事情也感到焦虑不安吧。在他这本睿智之作中，亨廷顿将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完全忽略掉了。相对于他频繁提到的“宗教”一词，文中几乎很少出现“科学”这个词。他不断声称宗教是所有主流社会文明中潜在的基础。这尽管有一定正确的成分，但是他的观点却忽略了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科学的兴起。不论亨廷顿承认与否，他显然是那种纯粹的传统的文化决定主义者，他对科学发展和现代科学世界观本身要么是漠然置之，要么是全然不知。在我看来，那恰恰是他思想中一个很大的缺陷。认识这个缺陷可以让我们想到如何跨越他试图阐述的这一规模日益扩大、令人忧心忡忡的争斗怪圈。
路在何方？
我由此提出以下最后几个问题：既然人性只是近来才有发展，那么我们拥有什么？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明白现在的情形，那么在近来的发展中，能使我们避免在这个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犯与过去相同的错误的又为何物？
在回答之前，我应该阐明一下长期以来“人性”之所指。显然，它从来没有足够的力量使我们摆脱这种令人忧心忡忡的冲突循环。在久远的历史时期，大概长达三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就有法律，政府，外交和贸易。我们还有许多智者教给哲学和神学知识。我们有成系统的宗教教派，我们还有技术等等，尽管它们不如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么令人赞叹。可这其中却没有一样足以阻止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次又一次人为灾难的发生。然而，只是在二百年以前，我们才开始有了大规模的科学。而我们现在所缺乏的、但却有着发展潜力的是世界各国领导者们对科学的自然、人文的世界观的认可。
我由此想要告诉大家的是：科学是人类未来生存与更为开化的文明发展的钥匙―――它当之无愧。同时，我认为上述提及的人类发展中的任何一项或所有事项相加也无此功效。我们将仍需要所有那些文明之“装备”，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们不能帮助我们摆脱那些破坏性的历史事件的循环。亨廷顿之类的思想家们显然认为这些循环是无法逃脱的。
我相信我们有可能打破这种一再发生的局面和争斗。我相信科学就是打破这种循环的法宝。有两个原因使我对此满怀信心：第一，科学所起的作用。从久远以前直到现在，宗教都是使我们今天文明不够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亨廷顿的观点―――在面对真正的进步的挑战时，宗教从未起过作用，它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宗教的本质，如果不是反动的，也是保守的，它怎么能推动进步呢？）长期以来，历史告诉我们真相最重要。“科学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唯一可靠的寻找自然规律真相的途径，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人类自己的发展规律，这个自然规律会为我们提供一切可以完全值得信赖的依据。相反，宗教给我们的只是一堆过时的并且无法验证的神话。”
我对科学抱有信心的第二个理由是基于普通人的经验和一些新近的生物科学成果。我们早就知道人类有着很强的求生欲，而现在最新的对“自私的基因”的研究揭示了这种强烈的求生和生殖繁衍的内驱力产生的原因。假使我们目前的人口中只有小部分得以生存，我相信迟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求生的愿望”而被科学深深吸引，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科学不同于宗教，其发生的作用绝对有据可循。随后，就像古代的人们砸烂对他们的请求毫无回应的石头神一样，我相信，人类最终将会放弃宗教，因为，它令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如此失望。
那么，这场转变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发生呢―――是快还是慢？在这个巨大的背景下，伴随它而来的阵痛是大还是小呢？对此，我不再那么乐观。谚语中所讲的“被困的耗子”也会抗争，这正是在这场文化战役中与我们对立的反动者们会做出的正常反应。尽管他们现在表现出貌似自信的样子，但我坚信，大多数传统的宗教信仰者们早已为现代社会的一切感到不知所措，并早已深深地感受到现实对他们的威胁。当然我们在试着理解他们的同时，也应对他们抱有同情心，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自古以来的那句谚语“散兵坑里的无神论者”，并要牢记，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的队伍也会发展壮大。
如果我们想更快地实现那个名副其实的更开化的文明社会的话，恰当的教育应是唯一抵达目标的途径。而从目前我们人类的状况来看，即便进行教育，我们也不能太乐观。但至少，我们已明确地知道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有了以上这些理由，对于那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就有必胜的信心了。
结论
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游历世界各地。每当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或地区，首先要去参观的地方就是伟大的自然景观和当地的博物馆，以及当地宗教的宏伟建筑，比如遍布各地的天主大教堂、乡村礼拜堂、寺庙及神祠。它们常常都昭示着当地文化中艺术与建筑的最高水平。它们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当地历史、文化，尤其是当地人民内心的渴望，它们有益于我去欣赏那些精湛的工艺以及展示出的美感。尽管心怀欣赏与钦佩之情，我去这些地方也决不会有对神的崇拜，我只将它们作为一座座博物馆去造访。我希望有一天人们发现这所有的建筑所代表的神和上帝只是骗术，而在暴怒之下并未将其砸碎；或当我们的子孙们在摒弃蛊惑他们的迷信的同时仍会因其欣赏价值而使它们保留下来。我想，到那时，人类才能真正称得上自己是文明的。
本文译自美国《Ｆｒｅｅ Ｉｎｇｕｉｒｙ》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作者简介：斯图尔特?乔丹，美国宇航局天文与太阳物理学戈达德实验室高级名誉退休教授
译者简介：王刚，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