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网站站长采访何祚庥院士

科学无神论网站站长与方舟子先生在会议期间

　　二、“敬畏大自然”的实质

　　“敬畏”是一个常用词汇，汉语使用者都知道其含义，汉语词典对其解释也很一致。例如，《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的解释是：“又敬重又畏惧：令人～。”《应用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敬重而畏惧：首长待人既严格又宽厚，群众对他无不～。”因此，“敬畏大自然”的字面意思，便是“敬重而畏惧大自然”。有的敬畏派同意这种解释，例如梁从诫：“我的理解，‘人要敬畏大自然’这个提法有两层含意：一，人类应当尊重大自然；二，人类应当畏惧大自然。”(《敬畏自然是真正理性的态度》，《新京报》2005年1月25日)汪永晨更是呼吁中国人要把崇拜和畏惧大自然做为自己的信仰(汪永晨在tom.com的访谈《怒江在向我们人类求救》)。但有的敬畏派却声称“不管是在汉语还是在别的语言中，‘敬畏’并不是害怕的意思。”将“敬畏大自然”解释为要对大自然秉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姚中秋《中庸之道是对自然的正确态度》，《新京报》2005年1月25日)。这显然是一种新颖而读到的解释，但是在日常用法发生改变、词典重新定义之前，我们还是在本来意义上使用“敬畏”一词为好。有多名敬畏派反复强调，“敬畏大自然”指的是尊重大自然、遵循自然规律，那样的话，就直接说“尊重大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好了，何必提有歧义的“敬畏大自然”呢？

　　“敬畏大自然”的要害在于“畏”，把大自然当成有意识、有人格的神灵，担心冒犯了他就会遭到报复。这和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的泛灵论，中国古人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说一脉相承。在某些敬畏派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传承关系，例如：“就我所知，我们人类的早期恰恰是敬畏大自然的。这在我们传说中有很多记载。像二郎神就是守护神，现在去九寨沟的路上有川主寺来敬奉。只是到了我们人类制造了工具，有了一些发明之后，才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了人定胜天，改造自然。”(汪永晨《“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新京报》2005年1月11日)“这些‘天灾’其实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人祸’，是大自然对崇尚自己‘理性’到了忘乎所以地步的人类的‘发威’和惩罚，是极端科学主义演义到当今社会的必然结果和‘极致’表现。”“对于国人来说，在崇尚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同时，也万不可‘忘乎所以’，忘了老祖宗‘天人合一’古训，以免在对大自然‘大有作为’的过程中干出一些‘伤天害理’的蠢事来。”(李宝元《敬畏自然需要“天人合一”》，《新京报》2005年2月2日)“人应该有敬畏之心，特别是对自然的敬畏。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对自然的敬畏大多与宗教有关。”(党国英《环境文明是制度文明的外化》，《新京报》2005年2月13日)

　　敬畏派在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经常采用拟人语气，例如：“我并不想承认大自然会报复，大自然不会心胸那么狭窄，它容忍了很多我们人类因无知而犯的错误。”(汪永晨《“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生母只有工具价值，那是对母亲的污辱，也是对自己的污辱，同理应当可以推及大自然这个人类共同的母亲。”(梁从诫《不能仅仅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工具”》，《新京报》2005年1月25日)“地球出现46亿年了，若将这个时间比喻成24小时，人类只出现了1秒钟，以1秒钟学到的本领就来挑战自己的祖师爷，除了嫩点，多少有点不自量力吧？”“在自然发怒的时候，人没有不怕的，即使最聪明的科学家。”(蒋高明《人类属于大地，大地不属于人类》，《新京报》2005年2月4日)如果说这些还可算成是修辞手法的话，那么，把印度洋海啸说成是“上帝发怒”、“来自上苍的警示”(汪永晨《对大自然心存敬畏》，2004年1月13日人民网)，把中日登山队员在攀登梅里雪山时遭遇雪崩遇难说成是践踏神山、喇嘛念咒、神山发威导致，喇嘛念经才使雪山云雾散开(汪永晨《绿眼睛》，三联书店出版，p.31)，则毫无疑问地把大自然当成有意识、有人格、会发怒报复的神灵。

　　总之，虽然敬畏派内部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对“敬畏大自然”的内涵有种种说法，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以“敬畏大自然”的口号推行原始的自然崇拜、天人感应的蒙昧观念、把天灾当天谴的迷信思想。这次借印度洋海啸而鼓吹“敬畏大自然”，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因为众所周知，海啸是海底大地震导致，并非人类的活动引起的，与人类是否敬畏大自然毫无关系，除非你真的相信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三、科学与反科学之争

　　如果像某些敬畏派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把大自然当成人格化的神灵，在宣扬一种把天灾当天谴的非理性的、蒙昧的观念，那么，这与科学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因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无意识的客观世界，自然规律不受人的主观意志的影响。有的敬畏派进而要人们对大自然敬而远之，反对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反对应用科学原理利用和改造自然，那更与科学研究和应用发生了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敬畏大自然”的提法是反科学的。

　　敬畏派几乎一致地把反敬畏派统统斥之为“科学主义”、“科学至上”、“科学万能”、“科学决定论”、“对科学的迷信”，宣称他们“把科学推上神坛”、“相信科学是全能的上帝”、“将科学视为神”(郑茜《把科学推上神坛也是反科学》，《新京报》2005年1月17日)“……从两位先生(指何祚庥、方舟子)的议论中，人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一种‘唯科学主义’的强烈理念。信奉唯科学主义的人士想法很单纯，只要是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只要是科学的，就是我们可以大胆去做的。”(姚中秋《中庸之道是对自然的正确态度》)“将科学放在神坛上，当做迷信来供奉。”(廖晓义《敬畏自然，何罪之有》，《新京报》2005年1月24日)“一些科学主义者几乎不反省其负面效果和需改进之处，甚至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和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阻止多元化的讨论。”“一些科学主义者把科学绝对化、信仰化，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顾肃《警惕科学主义的傲慢》，《新京报》2005年2月25日)连篇累牍，众口一词，似乎把反敬畏派就此定了罪。问题在于，并没有哪一位反敬畏派在相关文章中、或任何文章中表述过以上任何观点(甚至有很多反例)，而敬畏派在下这些评判时，并没有举出任何证据，哪怕是反敬畏派的一句引言出来做为佐证。何祚庥说这些敬畏派是在战风车，这还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地说，是在栽赃、泼污水。更滑稽的是，辛普里嘲笑反敬畏派“‘反科学’、‘伪科学’的帽子现在生产得太多而贬值了”，话音刚落，就给反敬畏派扣上了“伪科学、反人文的‘科学主义’”的帽子(辛普里《不可操作的并非“敬畏自然”》，《新京报》2005年2月11日)。

　　如果说，反敬畏派仅仅是因为强调我们必须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应用科学原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保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提倡科学，反对蒙昧和迷信，就被丑化成“科学万能论”、“科学迷信”、“科学主义”云云，那么是不是正暴露了敬畏派实际上是反对任何科学的认识和应用呢？如果这样，不正是反科学吗？

　　实际上，有的敬畏派不仅不隐瞒自己的反科学观点，甚至认为科学就是应该反、必须反。汪永晨一开始还辩解《“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后来则说：“一位中科院的生物学家问我：科学为什么不能反？我们的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发展的。反科学不是坏事，是进步。”(汪永晨《敬畏自然只是态度而非手段》，《新京报》2005年1月22日)杨国斌也说：“汪永晨问：科学为什么不能反？我赞成她的观点。有的时候，人们对科学的迷信，甚于对自然的迷信；再有的时候，科学被说成是真理的代名词，有人便以科学的名义，对别人加以压迫；更有甚者，科学本身竟也成为压迫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就需要反一反了。”(杨国斌《敬畏自然体现了兼容并蓄的环境伦理》，《新京报》2005年1月31日)“有对话就有对抗，因此科学并非是不可‘反’的。……所谓‘反科学’就是不好的、应该反对的或予以禁止的，这是带有自大和自我中心色彩的霸权意识，是不合当今文明主流的，也是我们今天应该警惕的思潮。”(刘军《敬畏自然的“现代性”问题》，《新京报》2005年2月8日)如此说来，说“敬畏大自然”是反科学，简直就是在表彰敬畏派进步、文明了，又何必抱怨是在扣帽子呢？

　　四、真伪“环保”之争

　　有人认为这次“敬畏大自然”之争只是口舌之争、文字之争，很无聊。我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这次争论，是近年来科学与反科学、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迷信之争的延续，同时也涉及了一个非常现实而且迫切的问题：在中国如何搞“环保”？

　　何祚庥在那篇引起整个争端的文章《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中明确指出，他的观点针对的是一些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民间“环保人士”的反弹最为激烈，虽然他们当中并无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甚至缺乏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的基本常识。这些“环保人士”把自己当成大自然的代言人、“环保”的化身乃至道德的化身和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我觉得敢于为大自然代言是一种值得人们肃然起敬的美德。”(艾中《为大自然代言是值得敬重的美德》，《新京报》2005年1月25日)“这个笑并不足以模糊我们与何院士之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价值观的原则分歧。能够超越自己，去思考和追求一种更高的道德原则和精神境界，我想这应当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吧。”(梁从诫《敬畏自然是真正理性的态度》，《新京报》2005年1月25日))，反对他们的观点和做法，就认为是在反对“环保”。“反科学文化人”在为这场争论敲边鼓时，也称赞：“这几位环保人士以及他们所领导的环保团体，在最近多年的中国环保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口碑极好，他们站在‘敬畏自然’一方，无疑使这一观点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认为反敬畏派则在环保方面乏善可陈(苏贤贵《光有科学是不够的》，《科技日报》2005年2月20日)。

　　指责反敬畏派反环保，是荒唐可笑的，也属于栽赃、泼污水。何祚庥在《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中已明确指出：“我绝不反对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但需要弄清楚一个观念，保护环境和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反敬畏派没有一个否认环保的重要性，没有一个反对环保。事实上，何祚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环保人士。“早在1994年，何祚庥等人就提出用快速公交系统和地铁等发展代替私人小轿车战略。近年来又大力呼吁节能和提高能效，呼吁发展风电，发展太阳能，并为此撰写了大量文章。”(何祚庥《究竟是“谁”把某些极端环保主义者进行极端化的描述？》)而且这些都是不拿“环保”资金的义务行动。方舟子也撰写过许多篇呼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科普文章。

　　反敬畏派与敬畏派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环保，而在于环保是为了什么，环保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反敬畏派认为环保的目的是为了人，而敬畏派则主张为了大自然而环保。汪永晨质问：“人类本是自然界的一员，大自然存在多久了，而我们人类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多少年，为什么一有了我们人类，就要以我们人类为本？”(汪永晨《“敬畏自然”不是反科学》)表示她“一直反对一个口号‘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汪永晨《敬畏自然只是态度而非手段》，《新京报》2005年1月22日)梁从诫也认为反敬畏派的环保观念“无非是国际上早已熟知的，并受到愈来愈多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梁从诫《不能仅仅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工具”》)。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声称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敬畏派在论述环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仍然不得不反复强调不保护环境将会对人类造成多大的灾难，自打嘴巴，以致梁从诫最后不得不自嘲说：“何院士看到最后一句话时，可能会笑着说：‘哈哈，怕伤了自己，可见还是“以人为本”呀。’但这个笑并不足以模糊我们与何院士之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价值观的原则分歧。”(梁从诫《敬畏自然是真正理性的态度》)

　　反敬畏派认为环保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只凭一腔热血和朴素的感情，更不应该乞灵于愚昧和迷信。敬畏派“环保人士”在从事“环保”活动时，却连必备的科学常识都没有(例如汪永晨反对怒江建坝时，分不清发电功率和发电量的区别，把计划中的怒江水电站发电量贬低到5000分之一，见汪永晨在tom.com的访谈《怒江在向我们人类求救》)，对为什么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稀里糊涂的(例如梁从诫在呼吁保护藏羚羊时，被人问到“就算藏羚羊都灭绝了，又有什么关系？”竟一时语塞，见梁从诫《不能仅仅把自然看作人类的“工具”》)。
　　如果“环保”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类，如果“环保”不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是把“环保”当成信仰，采取狂热、极端的举动，高高在上地把自己当成大自然的代言人、先进思想的代表、正义的化身训斥不同观点的人，或干脆宣扬迷信吓唬别人，怎么可能让一般人接受？难怪有人认为这样的“环保”人士很伪善、是在作秀。中国的确迫切需要“环保”，但是“环保”不是这样的做法。这样的“环保”，效果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