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周易》研究的神秘主义倾向则在“象数派”中流传，它成为当代伪科学、迷信和“易数巫术”的源头。象数派又称术数派，该派主要特征是以河图、洛书、卦象及《易经》的一些特定象数与数字为研究对象的。

河图和洛书作为《易经》的一部分，据称是伏羲制作八卦的依据。《系辞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云龙马出于河，有旋文，具55数，一六上，二七下……圣人则马身旋文画为河图。《尚书·顾命》说周成五殁，周康王退位时，在即位大典上陈列的宝物中，就有河图。这是关于河图的最早记载。但古人记事情简洁，后人竟不知河图为何物，所以就极尽猜测之能事，又因为河图洛书之出，是圣人出道之征兆。所以，各朝都热衷于杜撰河图洛书及其故事，以示君权神授。李申在《科学与无神论》上连载《话说〈河图〉》认为：一、周朝初年，或许曾有河图存在。但说它是上帝恩赐的神物，则是人为制造的神话，至于这河图的样子，今天也无从得知。二、从《论语》以后，所有的河图都是人为制造的。决不是由龙或马从黄河里送出来的、上帝恩赐的神物。三、这些人造的河图，汉代人造的是一本书，内容主要是关于谁该做皇帝的话。宋代人造的是黑白点阵、这些点阵被说成是画卦的根据。四、宋代以后，仍然不断有人从事制造河图的工作，其中最著名的是阴阳鱼图。这幅图从清朝开始，被说成是太极图。五、综上所述可知，宋代著名儒者欧阳修早就说过：“河不出图”，并把一切有关龙马负图的神话视为妖言。欧阳修的意见，是正确的。

易学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其体系结构包含卦、象、义三个层面，“卦”指卦爻画系统，即六十四卦，它在本质上是数学性的模型。“象”是卦爻的象征物，最基本的八卦对应的是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但《易》占时卦爻的象征物却要涉及性别、动物、自然物、五行、方位、季节、昼夜时间、阶段类型、颜色、人体部位、人的性格及其它抽象概念等十多项。以乾卦为例，它代表或象征父、阳、龙、马、天、金、南、西北、晚秋、黄昏、君主、深红色、头部、存在、力量、武力、圆形、广袤和赠与者。“义”即卦爻辞，分别缀于卦和爻作为占断参照，其形式是意义性的陈述。以“乾”卦为例：“乾上乾下。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曰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乾卦由六长横线组成，自下自上，下面是乾卦，上面也是乾卦。“乾”的卦辞是元亨利贞。这四个字代表“仁、义、利、智”含有“原始、亨通、祥和、守正”之义，又可以代表事态的“开始、发展、成熟和收获”，还可以代表季节的“春、夏、秋、冬。”从初九到上九，均为爻辞，每爻一句爻辞。初九是最下面一爻，由于这一爻在其它五爻的重压之下，故有潜伏状，是“潜龙”，不会被重用。所以叫“潜龙勿用”。第二爻仍然是阳爻，代表龙，但此爻处在上下两阳爻之间，如在田间，故曰“见龙在田”，龙出现（见）在田中间，有利于见到大人物。以下各爻均有爻辞。上九，是指最后一爻，在最上面。最后一句“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是对各爻用数的注释。这里牵涉到起爻的问题。

《易经》是一种预兆和农民经验混合而成的经文，其占卜方式至少有如下四种：一，农民预兆解释；二，以抽签拈得蓍草的长短茎，以此表达连和断的线条；三，根据火灼龟甲及兽之肩胛骨所得之裂纹，以占卜休咎；四，用各种简板或其他骰子、骨牌的形式占卜。《易经》占卜就是用这些办法先把占卜时所得的兆应用长短线条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卦辞爻辞获得神谕。现在，我们看正统周易起卦法是如何以貌似客观而又随机的方式获得卦爻，然后再去对照卦辞爻辞以获得卦义的。正统周易起卦法如下：

（1）“大衍之数五十”，用50根蓍草或竹签，拿出一根不用（象“太极”）。

（2）一变：剩下的49支，任意分成左右两堆（象“两仪”）；从右堆先拿开一支（象“人”），然后左右两堆分别4根、4根地数（象“四时”），数到各剩下4或少于4根为止。将两堆的余数拿开，而这些数过的蓍草集中放在一起，共44或40根，进行“二变”。

（3）二变：将一变后集中的蓍草，又任意分为两堆，从右堆先拿开一根。然后，两堆分别也是4根、4根来数，数到只剩下4根或少于4根为止。余数拿开，而数过的蓍草合在一起，共有40、36或32根，以进行“三变”。

（4）三变：将二变后合在一起的蓍草又任意分为两堆，从右堆先拿开一根，然后两堆分别4根、4根地数，数至剩下或少于4根为止，将余数拿开，数过的蓍草合起来，有4种可能结果：即36、32、28或24根。各除以4，即为9、8、7或6。9“老阳”，是可变的阳爻；8为“少阴”，是不变的阴爻；7为“少阳”，是不变的阳爻；6为“老阴”，是可变的阴爻。

（5）这样经过三变，得到的是所起的卦的第一爻即初爻。然后再把以上过程重复做五次，可分别得出第2~6爻，总共经过“十八变”，才算完成了起卦的工作。

这样所起的卦即为“本卦”，某一爻是9或6，则需变爻，爻变后，即为“变卦”。

回到乾卦卦词中的“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一句，即是说筮卜所得的阳爻，虽然，有少阳和老阳（又称太阳）两种，分别是7和9，但在爻辞中均不称7，而称9，故此卦自下而上称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同理，在坤卦中，各爻都为阴，阴有少阴和老阴两种，分别以8和6表示，在爻辞中用6而不用8。卦辞为“用六，利永贞”。

虽然，《周易》卦象的获取经过了繁复的程序，《周易》的卦辞爻辞也是在貌似辩证的思维中得出来的。但是，这种作为占卜基础的卦爻的获得，永远只可能是随机的，偶然的。在浓重的巫术氛围里，合法的卦爻，只有一个。如果我们允许在同一时间对不同的事情进行两次以上的筮占，那么，两次或多次筮占相同的机率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机率是很小的。它说明了筮 占和投骰子或抛硬币一样，是随机的。之所以不以抛币占卜，而用筮占，是因为蓍草的神秘性，另一是为了适用复杂的人事。人事的复杂是一个无穷大的数目，关键在于怎样去分析。不可能有一系列无穷多的卦爻以备考，从八卦推演到了六十四卦，已经够为难古人的了。但既令有六万四千种卦爻，又适应得了纷繁复杂的人事吗？

《汉书》中讲道一位道家学者严君平不得已在成都卖卜为生，但他自己认为“卜筮者贱业”，每天只是卖得数钱，得以糊口度日，剩余的时间是“闭肆下帘”，研读《老》《庄》。这说明《周易》文化中的占卜方术，在汉代即有人认为是下贱的事。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占筮归入了“术数类”。但到了宋代，尤其是明清时期，民间又出现了一大批借《周易》名义变象数易学为算命术的书籍。这些书如《火珠林》、《梅花易数》、《四柱命理》、《紫微斗数》、《卜筮正宗》等，它们依卦象中的干支排列和五行生克程序，用违反逻辑的推理比附，推断人事吉凶，而很少涉及甚至抛弃《周易》卦爻辞，使《周易》筮法走向堕落。这股术数学风，至当代而变成“周易预测学”。

著名易学家董光壁先生认为：“科学预测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根据相关事件出现的经验以相关陈述作出预测，如古埃及人在4000年前就根据天狼星偕日出预报尼罗河涨水。另一种是根据一个观察样本的相对频率逻辑地作出推论，如产品质量的抽样检 验。再一种形式，也是最理想的形式，是依据事物的普遍因果性经验规律作预测，根据规律及其前提条件逻辑地推论事件的发生，如赫歇尔根据天体力学预测了天王星的存在，门捷列夫依据元素周期表预告未知元素的存在等。”^[9]与此相反，神秘预测依据的不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经验认识和理性分析，而是以偶然的现象和随机的证据比附或然的经验事实，其哲学基础是形而上学的。《易经》数术的迷人处在于充分利用了人们的关于《易经》哲理的经验事实，利用了人们对于《周易》哲学传统的信赖。这种伪科学搭售使人们真假莫辩，易于入迷。有邵伟华，1936年生，肖鼠，自称北宋唯心主义哲学家邵雍之29代孙者，所著《周易与预测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91）新出图字第1151号文认定为“宣扬封建迷信”而予取缔，又有（91）新出图字第1302号决定“立即收缴、销毁”，不虞嗣后，邵著《周易预测学讲义》又取而代之，此书变梅花易数、八字、神煞、十天干生旺死绝表等为貌似高雅严谨的现代科学，以易数预测天气、行人、失物、疾病、工伤、配偶、升学、来意、婚姻、怀孕、财运、地震、足球比赛、申办奥运会和卫星发射等等。如其“讼失”章称：“有的人之所以犯罪的真正原因，就是人的出生月日时和这个时间决定的卦象中，早就储存了的信息，这种信息，运行到预定的时期，就会爆发犯罪”；“人的出生时间里，储存了犯罪的信息，是有科学道理的”；“因此，有的人出生时间中储存了犯罪消息，或者是基因，这就是犯罪的内因之一，但国内法学界，并未注意这点”；“不管是你过去犯了罪，还是今后要犯罪，都可以预测出来，八卦预测犯罪，对预防犯罪，减少犯罪，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10]这段文字引自况钟副教授的文章，引文中有一处语病，一处错误，前者是“有的人之所以犯罪的真正原因”一句，后者是讲“不管是你犯了罪，还是今后要犯罪，都可以预测出来。”这里估且不提。批评伪科学原著回避不了的一个难题是伪科学原著的语病繁多，逻辑紊乱，这种情况在柯云路的“生命科学系列”中大量存在，搞得批评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或许宣扬怪力乱神者，本该有点异象。真是内行看门道，邵伟华这位神秘主义者站在易数的高度，一眼洞破了令政治家和法学界头痛的犯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神秘易数出版物远不止邵氏一两种，笔者所获《子平通鉴》，系中国经纬出版社（香港）出版，为《易学应用丛书》之一种，另有《阴阳雾》、《完全铁板神算》、《皇极易数》、《铁算盘全解》、《皇极经世》、《铁板神数批判》、《象易》、《瞎子王秘诀》等，其中或有对“神秘易数”进行理性批判者，但多是神秘易数的宣传品，在国内图书市场上可以看到，亦可向出版社邮购。在《子平通鉴》附录邮购目录中，即有邵伟华《邵氏符咒化解学》（内刊）、《周易奥秘详解》（内刊》、《四柱例题剖析》（内刊）三种，因未购得，不知为何等货色。而《皇极经世》即邵氏所称为其祖先的邵雍的著作，约成书于1060年。

在《皇极经世》中的伏羲先天八卦图，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八卦图。邱雍分析了伏羲八卦和文王六十四卦之后，偶然发现了卦爻阴阳排列的规律。与此同时，西方的莱氏（Leibniz）正在研究二元算术。我们的算术，通常都以十为基数，而在整数末位加上零，使数目增加十倍。但这种用法纯属任意的。算数可以用十二，而不用十作基数，这种情况下，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不会有分数了。有些数目的特性，对任何系统来说，都是基本的，而其他的特性则视任意选择的基数而定。于是莱氏觉得以二为基数的算术不无可能，并且也许会更有用。莱氏以此写成《论二元级数》，于1679年发表。1703年，莱氏的理论系统化了，在这时发表的《二元法算术之解说》的小标题中解释道：“他只用零与一，并论其用途及伏羲氏所使用的数字意义。”于是，伏羲六十四卦被认为与莱氏的二元算术有相近相似之处，并且，由于莱氏的二元算术给予了现代数学逻辑的创立者和制造计算机的先驱以积极的启示，于是伏羲六十四卦图被一些研究者附丽了二元算术的意义。

柯云路《大气功师》有《再破〈易经〉》一章，在此章中柯云路在分不清《易经》和《易传》、老子和《老子》等问题上受到了评论界的嘲笑。但这不是主要的毛病，主要的问题在于此章抄录了许多神秘易数的东西，其中即有伏羲六 十四卦与二进位和计算机数理等一系列易数神奇。

莱氏把他的二元算术与伏羲六十四卦联系，是因为朋友白晋（Fr·Jaachim Bouvet）向莱氏介绍了《易经》。白晋曾在中国传教，对《易经》有兴趣。白晋发现若按二元系统，《易经》中的六十四卦若以阳爻为代表一，阴爻为代表零的话，可以解释为数字的另一种写法。1701年4月莱氏把他的二元数字表寄给白晋时，白晋发现了它与重卦的相同之处，于是白晋制作了两个图表以显示这种相同之处，并于11月寄给了莱氏。在图表中，白晋按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图，以坤为首，然后是剥、此、观、豫等打乱次序重新排列，以显示其与二元算术的相同之处。这种对应是坤：000000，剥000001，比：000010，观000011，预000100，晋：000101，依此类推。莱氏收到图表，对自己所写的由63到0之数目《易经》六十四卦，大感惊讶。因为当时的人相信《易经》至少是二千年前的书，他对“创造中国帝国的伏羲氏在推演的八卦中曾用二元算术”这一发现感到异常的兴奋，他的相关论文在学者中引起了反响。这就是《易经》与“二元算术”神秘关联观点的来源。

李约瑟认为：那种认为六十四卦隐示一种对位值和零的了解的观点显然是应予弃置的。“发明六十四卦的人仅关怀于阴阳两个基本要素的所有排列和组合而已。阴阳既已形成，则数个同样合于逻辑的排列就可能。……假设重卦（或六十四卦）是具有数学意义的说法，其主要缺陷……乃古代《易经》的学者的思想，绝无数量的计算。就卜卦者用断线代替连线或反之，来处理六十四卦的‘变化’而言，他们或可以说是在做二元算术的运算，但他们确是不知觉的。”而“任何的发明，不管是数理的，或机械的，我们必须要求发明者自觉地且为利用而发明。”^[11]

对于中国人认为《易经》包含有科学原理的“易数”之风，李约瑟曾引用Legge的话：“凡是接触过‘西方’科学的中国文人学者都喜欢说：‘欧洲的’电、光、热和其他物理学原理都涵于八卦中。当被质其国人何不知这些原理时，他们说他们要先从西方书籍学习之，然后一索《易经》，便见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已经知道了。这种浮夸假设，显然稚气十足。除非中国人将对于《易经》已包含一切的幻觉除去，否则《易经》会成为中国人踏上真正科学之途的绊脚石。”^[12]

李约瑟认为，《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这种论述是精僻的。《易经》首先是一部筮占巫术之书，然后其中亦蕴藏了一些足以资巫觋自圆其说的辨证的哲学道理，仅此而已。《易经》经各代注解作传所阐述的哲学原理，本不是《易经》所固有的，它只是反映了后人的思想观点。（涂建华：《中国伪科学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