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神秘主义挑战马克思主义权威、觊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作为意识形态，神秘主义既不按宗教理论阐述世界观，也不按世俗思维解释人事，呈现反宗教、反科学和反世俗的多重属性。作为技艺的神秘主义，宣称从成神成圣到治病禳灾、从救赎个体到拯救地球，无所不能。作为组织的神秘主义，兼有宗教团体和民间组织的双重特征。神秘主义被宗教视为旁门左道、被世俗视为迷信巫术。认清神秘主义危害、分析神秘主义肆虐原因后探寻抵制神秘主义的进路，进而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抵制神秘主义，对于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十分必要。

神秘主义是关于实在的最后真理只能从神秘经验或非理性的神秘直觉中得到的理论和实践。英语mysticism一词来自拉丁文mysticismus，其远源为希腊语muein，意指闭嘴或闭眼，“是秘传的、不可思议的或秘密的宗教实践”。^①从信仰的角度看，神秘主义意在自我救赎；从掌控的角度看，神秘主义不仅是谋取物质利益的手段，而且可以成为思想的工具。非理性的观念最易唤起非理性的冲动，一旦神秘主义“被天启式的狂热搅混，观念便变成了武器，并且会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 ^②躁动的神秘主义，极易演变为失控的社会力量，并最终导致邪教。

神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根本不同，并通过神秘方法论侵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神秘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然敌人，它的世界观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在价值观上，神秘主义追求“与神合一”，通过自我领悟体验快乐。在“东方神秘主义”那里，“禅”、“冥想”和“瑜伽”都有“自我领悟”的意义，是获得真理享受快乐的途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的获得要通过社会实践，这个实践是物质性的，而不是“空想”。作为价值评价，幸福和快乐来自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是主体性、客观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统一。神秘主义在幸福观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主要体现在肆意消解幸福的客观性即物质性基础，把幸福看作是仅凭自我领悟就能实现的秘境。在方法论上，神秘主义采用片面的虚幻的联系解释世界。东方神秘主义中的“禅”，本是纯粹的佛家世界观，这种观点一经与西方精神分析学说结缘，就获得了“无意识”的意义，成为“蕴涵一切生命”的“创造之源”。当个人化的“无意识”扩展到“宇宙无意识”，便对应了西方的“上帝”，或东方的“道”、“无”、“无生”、“无心”、“平常心”、“不动智”和“大圆镜智”，与“第六官能”的猜想衔接，进入“心灵感应”的实践领域。从这个进路可见神秘主义肆意联系进而逐步夸大意识能动性。意识改变物质需要实践中介。在神秘主义那里，中介被取消，代之以“超感知觉”或“心灵致动”，使“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改变物质的性状”。这种观点在当代神秘主义那里已成共识，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造成了较为普遍的影响。1981年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来自全国29个省、市、区106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所、室的380名代表”，提交了147 篇关于特异功能的肯定性论文。他们宣称，“特异功能”是“人的思想、意识的革命”，和“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①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更称：“意识能动性的表现，只是人们目前所能够认识到的部分。意识能动作用的潜力远未穷尽，人体‘特异功能’的发现，就是一个越来越引起科学界和哲学界关注的新征兆，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意识能动作用的潜力将会愈来愈充分地表现出来。”^②这些事实说明，神秘主义可以找到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侵入马克思主义阵地的可靠路径。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客观条件限制使认识无法达到本质而产生幼稚蒙昧的神秘，当我们能够或已然触及本质却固持神秘，就体现为愚昧。今天的神秘主义是一种愚昧文化。谁制造了神秘文化？他们意欲何为？当代神秘文化何以可能？这些问题关系到认清神秘文化本质、斩断制造神秘的黑手并消除神秘文化。

神秘主义是集体创作的结果，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政治家和代表一己利益的民间巫觋、秘密组织领导者共同制造了神秘文化，用以谋利。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是最原始的民间意识，到了殷商时代被接受为国家意识。《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诗经·商颂·玄鸟》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出现了最早的君权神授思想，神秘主义获得了国家意识的意义。自此往后，作为国家意识的神秘主义就成了统治的工具，为国家和王权的合法性作注。这种传统就是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观念成熟于先秦，孔、孟、老、庄都有这种观念。及至汉代的董仲舒，其含义已由强调“天”“人”的认同与和谐发展为“天人相通”而感应的有机的整体的宇宙图式。董仲舒所诠释的“天人感应”已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去除，代之以人对“天”的臣服和顺应，这和他的“独尊儒学”观点一样，是为统治者的统治服务的思想工具。董仲舒之后，

                                

东汉王朝的经典《白虎通》更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它说：“天子至尊也，精神与天地相通”。但是，西汉儒学早在其地位独尊之时，即已潜伏着危机。两汉儒学“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在今文经学家那里被逐渐推衍为谶纬神学。这种预测国运兴衰、人事更替的神秘学问，常常为了顺应造反、或者清除隐患而编造谶言（亦称谶谣、谣言），已是故意的欺骗。

东方神秘主义，有一个复杂的系统。黄伦生在《东方天国的神秘之门》把巫术分为（1）祭礼巫术：祭天（日神、月神、星辰）、祭地（土地神）、祭鬼（祖先、超度亡灵、招魂、驱除鬼魅）。（2）卜兆巫术：占术（天占、地占、日月占、星占、风雨云占、动物占、植物占、梦占、梅花易数占、签占和谶语）、卜术（龟骨卜、易筮、文王课与金钱卜、拆字、扶乩、鸡卜）、相术（堪舆、相术、奇门遁甲、星命之学）。（3）禁忌巫术。比照巫术，神秘主义可分为祭祀神秘主义、占卜神秘主义和禁忌神秘主义。当代神秘主义除保留了部分祭祀和占卜内容外，抛弃了传统神秘主义的繁复内容，反映出快餐文化的功利主义特质。气功、特异功能、神秘的养生和各种邪教理论是当代神秘主义的主要品种。

就接受角度说，“神秘主义意味着自我欺骗或恍惚的思想混乱”，^①其信仰者是“没有自我”或“再度失去自我”的一群。自我意识应有物质基础，个体的膂力、家境的殷实、地位的崇高和事业的顺畅会强化自我。反之，天然的弱者（身体虚弱、出身寒微）就缺少或没有自我。生活际遇则让人再度失去自我，大喜大悲（如一夜暴富或一夜破产）容易给人以命运无常的启示。当人们找不到事物变化的真实路径，理解不了异常事件与平常事件、偶然与必然的辩证法，就会寄人生于神灵，进入神秘主义泥淖。空虚寂寞孤立无助是没有自我或再度失去自我者的共同境遇，当关怀和教育缺位，神秘主义就会成为“无情世界的感情”和“人民的鸦片”，如期而至。

神秘主义者掌握着神秘信仰市场，尽收没有自我和再度失去自我者，并为利益最大化而推广信仰，无所不用其极。利用人性的弱点，以超过生理极限的絮絮叨叨的灌输、洗脑、催眠和暗示，一千遍地重复谎言，使你在幻觉中接受神秘理论和神秘事实；隔绝你与科学和理性的联系，使你在一个封闭的、充满神秘、诱惑和恐怖的“场”中迷失自我，从而依赖神灵或神灵的化身，变成“傻子”。伏尔泰说，迷信是傻子遇到骗子并相信了骗子。傻子遇到骗子，神秘主义就成为可能。

社会主义摈弃天人合一思想，通过破旧立新消除反动的落后的神秘主义意识，结束了神秘主义长期霸占国家意识形态阵地的状态，彻底改变了神秘主义的历史。而残存的神秘主义退归民间，成为潜藏的、流动的、随意的、分散的、善变的民间意识，失去了它的合法性地位。虽然如此，神秘主义的根本属性和作用并没有改变，它仍能蛊惑信众、聚众结社、躁动闹事。当代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如果正途不能完满解决，神秘主义就会关注，并容易引发过激的反应，引起社会动荡。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这种破坏性是潜在的。任何由社会思潮组成的信仰群体都具有社会活动的潜能，一旦获得感召和蛊惑，潜能就会成为现实的力量；一旦对抗社会，现实的力量就具有破坏性。其次，这种破坏力已经被现实一再证明。在神秘教主的欺骗下，信众通常会经历一条从怀疑到信赖、从被动到盲动、从有限贡献到倾家荡产、以至献出生命的不归路。太阳圣殿教、上帝的女儿、上帝拯救飞碟会、奥姆真理教，都是如此。法轮功信徒生病不吃药，贻害自身；为了消业自残或杀人，危害社会。即使是轻微的神秘主义修炼，如用闭气缺氧以至昏眩的气功体验，以反常体位拉扯的方法修炼瑜伽，以巫术请神治病，也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在气功泛滥的年月里，练功出偏和走火入魔成为社会问题，个体的伤痛汇合起来就是社会之痛，使社会失和。再次，神秘主义造成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神秘主

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牾不仅出现在学术上、讲坛上、课堂上，也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经由大众传媒传播的神秘文化、对有神信仰的放纵、公众人物的迷信、地方官员热衷的公祭、神秘的旅游看点、神秘养生养颜、神秘疗法、庙宇经济和鬼神文化。仅就教育的视角看，思想政治教师在有限的课时里向学生灌输的科学世界观，往往被十倍百倍于它的俯拾皆是的神秘主义抵消殆尽。最后，神秘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神秘主义梦想恢复曾经的辉煌，千方百计在自然和人事上做出神秘解释，并欲统治人们的思想、左右政治、从根本上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引诱人们走上歧途。如演变成邪教的法轮功神秘主义宣称的那样，“我实际上是在搞意识形态”。

近代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神秘主义高潮。第一次是上世纪初西方神秘主义与本土巫术结合而成的玄学，第二次是解放初期的会道门。第三次是1979年至1999年的气功特异功能。这些神秘主义躁动的原因虽然错综复杂，但抽象出来，无非是历史和现实、文化与心理、制度与政治交互作用的结果。

鲁迅说，中华文化本姓巫。历史上，我国的宗教力量从来没有强大到驾御皇权的程度，以儒家信仰为主的宗法道德成为两千多年一以贯之的主流意识形态。由于没有一家独大的宗教统治，宗教性和世俗性的统一、简陋性和亲和性并存、功利多于道义的神秘信仰就在所难免。从商周的尊神祭祖、敬天保民理念开始，我们在周易八卦、阴阳五行、元气论和天人观指引下，不断进行着堪舆风水、占卜预测的神秘主义实践，上至朝廷的江山社稷、下至百姓的生老病死，都囊括在一个神秘文化的大口袋中。其间不乏局限于认识而欲借助神秘启示预知人事的强烈愿望，但更多的是愚化臣民以维护统治的欺骗。就百姓来说，预知前程改变现状的渴望始终与无常命运相联系，越是不能把握，越寄希望于神灵，越是无法改变，越寄希望于奇迹。奇迹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主题。只是到了近代，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当中国共产党以阶级的力量砸碎一个旧世界、建成一个新世界后，人们才逐渐抛弃神秘意识，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就造就了新中国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科学的崭新局面。从解放初肃清会道门后到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所以神秘主义偃旗息鼓、共产主义凯歌高奏，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第二，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对共产党的信任。如果社会主义事业像我们设计的那样突飞猛进，如果像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那样顺利地进入共产主义，破旧立新就会贯彻到底，从五四开始的打倒孔家店到文革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会推进到更新的局面，中国式的神秘主义也就无所附丽无法生存。但是我们出现了文革的动乱，走了弯路，受了挫折，这使控制神秘主义的两个因素发生了改变，造成了当代神秘主义躁动的第一个原因：巫觋和骗子复活，旁门左道产生。另一方面，文革后人们改变现状建设国家的热情不是消退了、而是进一步高涨。当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已经落伍，我们就有一种急起直追的冲动，这就造成了当代神秘主义躁动的第二个原因：用神秘方法——特异功能——赶超世界。当代神秘主义的第三个原因是存在神秘主义的沃土：需要改变命运的盲从的群众。潜藏的别有用心的神秘主义种子，在特异思维下发芽，在神秘主义沃土里成长。不可否认，文革后的改革之路是以“科学改变命运”为主题的，但超常的神秘之路一开始就存在并持续到人们发现它的威胁、发现它的荒诞、别有用心者再也玩不下去为止，这一折腾就是二十年。教训是沉痛的。如果玄想能够达成愿望，我们何必实践？如果神秘法力无边，我们何必使用真刀真枪？如果特异功能可以治病禳灾，那么科学技术有何必要？由于缺乏真实可靠的路径，一步登天的玄想注定不能实现。当许诺无法兑现，神秘主义如果不是选择黯然离场，那就必然走向邪恶。

神秘主义群体是这样构成的：个别别有用心的大师和研究人员、大量的信仰者和更多的盲动者，其间不乏为神秘主义背书作注的自以为是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知半解的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神秘主义躁动中，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被机械地形而上学地篡改，意识的能动性被无限扩大。他们宣扬耳朵识字超感知觉以打乱感觉的物质基础，他们把意识的能动性夸大为意识决定性、把“眼见为实”理解为视官所感就是真实存在、把认识的无限性当作胡思乱想的理论基础、把可能存在当作现实存在，犯了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辩证法的错误，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些人身上、在这些具体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被弱化，为神秘主义所取代。在神秘主义躁动中，一些人丧失科学理性，唯物主义信念动摇，对神秘主义从否定到怀疑、再到半信半疑，这就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动摇的表现。更为严重的是，神秘主义被掺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教材、讲座、课堂而进入头脑，马克思主义被稀释和弱化。

当代神秘主义一开始就进入了学术和政治的语境，然而，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学术准备，以至于在政策上让这场运动逃避了规制。首先，我们对气功的认识不足。气功有道术或瑜伽等复杂来源和不断演变的历程。在道家那里，它是得道的捷径；在瑜伽那里，它是通神的途径；在民间组织那里（如义和拳），它是御敌的手段；在普通百姓，它是强身健体的方法。但是，作为神秘主义的气功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活动筋骨锻炼身体这样简单，而是有一套神秘的理论和技术。道家为了长生久视，不仅用炉火炼出大还丹（氧化汞、氧气铅）、小还丹（硫化汞）这样的“外丹”来毒害自己，而且还把自己的身体也看作一个炉子，通过“气沉丹田”来炼“内丹”。当久闭的废气要冲出时，就幻觉通了气路，而不知那种因闭气所达到的昏眩状态，是缺氧所致。解放初期，我国卫生部门为解决缺医少药情况下老百姓健身问题而推广了刘贵珍的吐纳术，这就是当代气功，一种体操式健身方法。但是，到了神秘主义那里，对应道家“外丹”的概念，气功居然有了“外气”一说。这种子虚乌有的“外气”与意念结合，被吹嘘具有灭火、抓瘤、增产和各种预测能力。学术的滞后带来政策上的无所适从。当代神秘主义始终遭到了科学的质疑和抵制，但是，由于一切都在争论中，权威的结论尚需时间的考验和实践的确证，对待神秘主义就只能采取一种两可的态度，称“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研究重点，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今后在报刊上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三不政策”所持谨慎态度虽然减少了争端，但同时造成了特异功能批评的缺位，使神秘研究和表演持续进行。

不管神秘主义如何标榜自己的认识论依据，也不管它采用何种文化伪装，其认识论基础必然是唯心主义的。古典哲学之后、各种流派的哲学思潮不断涌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冷落，造成了当代神秘主义躁动。在现象分析、语言分析或符号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新视角的今天，一些偏执于某一新颖的认识方法的后现代哲学家却走得太远。他们敢于模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宣称什么都行或什么都不行、“唯心主义不好、唯物主义更坏”，从而使本体论进入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语境。在这样的认识观下，唯物主义只能是机械的唯物主义或庸俗的利己主义，而在关系到绝对真理或终极真理的问题上，就是明明可知的先验论或仅凭心灵体验就能解决的主观唯心主义。剔除审美意义上的苏菲主义传统不说，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已经被各种唯心主义的论调和方法包围，如强调自我领悟的气功、宣称通过某种招式而达到与神合一的瑜伽、“我想病，我就病；我不想病，谁能病我”的疾病观、包括鸡血疗法甩手疗法和尿疗在内的神秘医术，等等。现实的具体的必然联系被虚构的抽象的可能联系替代，唯物辩证法受到了挑战。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对于科学的认识论的宣传教育，仍然是一项没有完成的工作，需要我们努力。“某些同志有时把农民看作唯物主义哲学家，以为只要做一次自然科学演讲，就足以使农民相信上帝是不存在的。”其实农民很苦恼，他们担心“真有上帝”，所以既“敬拜共产党员，又敬拜上帝”，以“使庄稼更靠得住些”。^①“先入为主”是认识的惰性，它要求我们在科学认识论的传播上要走在神秘主义前面，“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②

要完善物质层面的分配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荣誉制度，用制度消除神秘主义。就分配制度而言，我们要追求公平。人们在现实世界能够得到，就不会求助于神灵。社会公平能够消除神秘主义的现实基础。所谓的公平，并不是要“使所有的人彼此平等”，而是要“消灭阶级”，包括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③长期以来，我们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实际地存在着，我们正在用制度缩小这些差别。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措施，如“最低工资制度”、对“过高收入”的调控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都涉及到了分配公平的制度层面。曾经，在公平和效率这对矛盾面前，我们为加快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先富”的政策，做了恩格斯所说的“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却“不得不”做的事情，^④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悬殊。现在，部分人已经先富裕起来，经济基础基本稳固，从制度上推动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荣誉制度而言，我们要追求正义，从认同的角度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荣誉制度，使人们重视高尚荣誉，从社会地位和价值上认同为人民建立不朽功勋是最大的共同利益和个人荣誉。

当代中国的信仰问题，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既有群体性也有个体性。就普遍性而言，信仰问题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观念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并左右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特殊性而言，我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仅表现为它是我国众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不仅在于解决这些问题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更重要地是它关系到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就个体性而言，信仰关系到每个人的成长和事业，是个人的生命需要，与人生息息相关。就群体性而言，共同的信仰关系到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群体的活力，影响到群体的事业，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经验证明，那些抵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侵蚀社会主义机体的神秘主义，在其发生和发展时期往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他们往往以信仰自由为名、行信仰传播之实，以文化传承为名、行愚昧迷信之实，以学术研究之名、行解构政治之实，以关怀信众为名、行谋财害命之实。解放初的会道门，就是利用神秘信仰蛊惑群众，在社会主义根基不稳时期行骗财骗色之实，以至欲占山为王称圣称帝，或对抗政府扰乱社会。当代神秘主义以科学为幌子，以研究未知事物、神秘现象和神秘文化为名，以认识运动的无限性和真理的非至上性原理为借口，以学术无禁区为理由，为邪教壮大、巫觋作法、骗子横行张目。而个别党员干部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与神秘主义者沆瀣

一气，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事实证明，信仰自由容易掩盖共产党人信仰的不坚定，让非马克思主义者钻营得势，危害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信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个体性和群体性的辨证统一上，我们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科学无神论，爱憎分明，坚决抵制神秘主义。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要加强执政党建设，保障党在信仰问题上高度统一。“统一化”是意识形态的基本操作，通过“构建一种统一的形式”，可以把人们“包罗在集体认同性之内而不问其差异和分歧，从而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 ^①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抵制神秘主义意识形态，共产党人的党性才能在“两论”基础上高度统一。西欧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后，根据宗教势力强大的特点，为使马克思主义政党走出困境，对党员的“两论”要求有所放松。但妥协并没有使那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处境更好。这一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不断按时代的要求加强自身的建设，抵制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和有神论，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要重视对以下观点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批判。第一，神秘主义是传统文化，必须发扬。持这个观点者打着民粹主义旗帜以博取大众的爱国之心。如申请对童子尿煮鸡蛋或江湖“遁术”等文化遗产的保护，这种导向性偏差，容易使那些没有基本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接受者人认同神秘主义。第二，神秘主义信仰自由。不错，信仰总是自由的，但群体意识是需要规范的。个人的信仰自由只有在不妨碍他人信仰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一个神秘的信仰侵蚀了群体信仰的高尚性和纯洁性，如果群体信仰妨碍了国家意识形态，则这样的自由就缺乏了合法性。第三，神秘主义学术自由。部分研究者正是在价值中立和学术自由的幌子下从事神秘主义宣传的，但学术自由的重要内涵是学术批评的自由。那些自出著作自办刊物自立学术团体的封闭的神秘主义研究，实际上总是规避质疑和批评的。一旦遭遇批评，他们就鸣冤叫屈。神秘主义没有接受学术批评的风度和勇气，因而没有享受学术自由的资格。第四：神秘主义有当代价值。在功利主义视野里，神秘主义能够造就和谐，有工具性可为。这是早被马克思批判过的陈腐观念。虽然“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没有自我或者再度失去自我者的自我意识”，但同时宗教又是“人民的鸦片”。和宗教一样，神秘主义也是“人民的鸦片”。我们不能因为鸦片“有限的善”而忽视其“绝对的恶”。第五，唯物论不能满足人们的信仰需要。信仰作为人生动力，其力量大小不在于对于“来世”描绘的完美程度，而在于这个“来世”美丽得是否可靠、达到“来世”的途径是否可行，亦即是否可“信”。神秘主义宣称仅仅通过自我体验就能达成“与神合一”，其途径是便捷的，目的地也很完美，但无论途径还是结果，都是虚幻不实的，因而是不可“信”的。把不可信作为信仰，这是唯心主义无法圆融的悖论。只有唯物主义解决了“信”与“可信”的问题，它通过科学的历史观，指出了人类的远大理想与实现这一理想的现实途径；通过辩证法，提供了个人理想服从社会理想、有限生命融入无限历史长河的思想路径，使“不朽”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不需要佯谬的虚假的信仰，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就能实现个体生命的不朽价值，使个人在历史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