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神论思想史中保存了当官戒巫理论的中国古代官德一种反巫传统。宋人吕本中《官箴》正式提倡：“当官者，凡异色人不宜与之相接，巫祝尼媪之类，尤以清心省事为本。”当官者为政，坚决不信巫、不尚巫、不师巫，坚决不与巫接触。明人吕坤《治道》明确提出：“禁邪教之倡”，严禁官巫合流，严惩巫书，严惩巫者干预政治的言行。元人张养浩《牧民忠告》坚定主张：“当官戒巫，以义处命。”为官处理政事，应以直道为先，应以戒巫之心为先，要识得巫之手法的欺骗本质和社会危害性。元人赵素《为政九要》坚定相信：“当官戒巫，风化自兴。”戒巫可以促进移风易俗，改善社会风尚。这是当官者的使命和责任。
在中国历代正史里，有一部循吏列传。其中记录了循吏严厉治巫的实践事迹。西门豹的以巫治巫，第五伦的为民除巫，田仁会的驱巫逐巫，吴履的为民治巫去鬼，丁积的杜绝信巫鬼，唐侃的禁止尚鬼等等事迹，反映出当官治巫之特色。中国人的这一治巫传统是由来已久的。商朝起在法律上即已正式确立了“巫风”的罪名。《礼记?王制》已断言：“执左道以乱政，杀。”（左道，谓邪道。）
这一反巫传统具有一个重要的理论特征，即治国治巫依靠人的德性，突显了人的主体价值和德治精神。这里也反映出儒家德治思想中包含着无神论的特定意义。儒家一以贯之的主张，治道的根本是以德治国。它靠人不靠神，靠德政不靠巫术，靠德性不靠鬼。这一德治精神经周公的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罚、孔子的为政以德和政者正也、孟子的由人性善端而生发出的仁政、到荀子的由人性恶发展出的隆礼重法，而臻以成熟。其中无神论意义也由周公把殷商治国求鬼神拉回到人间讲治国求德，孔子的重人不重鬼和远离鬼神亲近人为，孟子高度发展了孔子仁德一致的思想为民本、王道、仁政三位一体的德治理论，荀子讲人定胜天、排除鬼神迷信依靠礼依靠法。必须指出，正是儒者公孟子第一次喊出无鬼论的。儒家的这类无神论思想和意义深刻地影响着、积淀于中国古代官德的反巫传统之中。
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思考中国古代反巫传统，它无疑带上了种种局限性。但是这一理论里张扬的当官戒巫和治理国家靠德不靠鬼，是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在今天，仍然还有些干部在处理政事中相信鬼神、轻信迷信。而且对于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迷信活动不加以严厉打击，有的甚至还同流合巫，那就十分危险了。领导干部手里握有人民给予的权力，如何用好权直接关系到为民治理国家的成败得失，如果把权力与巫术迷信结合在一起来处理政事，那只能是害了国家又最终害了自己。
希望我们能从古代官德的治巫传统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也期待着我们的学者多做深化中国无神论思想史的研究，来拓宽出坚持无神论的多重意义！
作者简介：杨建祥，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