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识和勇气
1999年4月21日，中国科协召集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人们，在北京召开一次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的会议。会议由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龚育之和《科技日报》社社长焦洪波同志主持。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党组书记张玉台、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何祚庥、赵忠贤、赵柏林等一批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旨在探讨如何发扬“五四”精神，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击“法轮功”等乌七八糟的伪科学、伪气功。于光远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极严重的现象、极严重的职责》的发言，他说：“如果我们一味忍让退缩，如果我们党和政府再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伪科学、伪气功必然会进一步‘显示力量”’果然，5天之后，“法轮功”便组织一万余人包围了中南海，逼迫国务院负责同志出来“谈判”。“法轮功”代表提出三条要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捕的“法轮功”闹事者；第二、《青少年科技博览》和何祚庥公开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攻击”“法轮功”；第三、宣布“法轮功”合法。他们还有个第四条，当时没提出来，五月份信徒们在北京香山为李洪志“祝寿”时才提出来：“法轮功”大师要进全国政协！这不是明摆着要逼人就范，迫使政府让李洪志直接参与政治吗？！
8月1日，于光远先生接受《中国合作新报》采访时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法轮功’事件的发生，是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伪气功和所谓人体特异功能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长期对这‘三伪一所谓’活动猖獗泛滥成灾丧失警惕、姑息放任的结果。现在党内外，对经济腐败的危害性，认识得比较清楚，抓得也比较紧，但光抓经济领域的反腐败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注意政治上、思想上的腐败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于教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99年8月，写出了《反伪科学八条》：
一、充分认识伪人体科学、伪生命科学、伪思维科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危害社会、危害人民身心的极严重的现象。
二、只有不再回避、不再掩饰产生这种极严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才能真正取得教训。
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尺冰冻亦非一日能解。即使为了达到近期目标，仍有颇为强大的阻力，需要众多的人进行艰苦的努力，去排除阻力，大踏步前进。
四、必须公开纠正事实上鼓励伪科学，只是不准批评伪科学的宜传政策。长期姑息养邪，乃致乱之源。
五、同伪科学至少要用很大力量斗一百年。
六、党和政府、新闻出版界、广播电视界、科学界、教育界，要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积极投入反对伪科学的斗争，恪守自己极重大的责任。其他领域也要如此。
七、科学精神的普及教育工作，要从娃娃做到老翁、老妪。
八、《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及其他与反伪科学有关的文章，是从根本上破除伪科学的理论武器。要重振自然辩证法的雄风。
于先生还说：面对这种极严重的现象，有关方面应该把自己极严重的责任担当起来。党的责任，是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行坚定的指导，领导人们与这种反科学、反社会的现象作有力的斗争，反不反对这种极严重现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替伪科学搞宜传，是与共产党员的称号不能相容的；政府的责任，是对这些邪恶行为严肃地镇压，不能软弱无力，更不能姑息养奸，不能以放任妥协求得什么“安定”，这种姑息养奸，是致乱之源；科学界的责任，是高举科学的旗帜，提倡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揭露伪科学、反科学的种种表现。提倡伪科学的人，不配称为“有科学态度”的科学工作者；支持伪科学的研究机构，不配称为科学机构。但我们确实有这样的机构和同志及领导曾起劲地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甚至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提出一门“人体科学”的学问，实际上是主张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还要成立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历史的教训不该忘记。舆论界，要运用建立在牢固科学基础上的力量，对伪科学、反科学进行斗争。新闻出版界、广播电视界，应作深刻的反思，从中找出应该接受的教训，该作自我批评的要作自我批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上百家报刊，对伪科学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报道，广播电视、纪录电影，也积极参与，许多正式出版社，为伪气功大师不断出书，成为新闻出版史上的耻辱，《转法轮》的出版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似乎应该转变一直对此沉默的立场，向公众说一句悔过的话；教育界，有几个著名的高等学校，也曾经支持过伪科学活动，在学校中不应该允许教员和学生去做反科学工作的宣传，而应把反对伪科学的教育，作为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宗教界，要同这些邪恶力量划清界限。每个关心社会进步的人，在反对这种极为严重现象的方面，都应该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不少战乱，就是民间迷信活动逐渐养成气候发动的。
于先生活跃的思维、深邃的哲理、科学的推断、犀利的笔锋、可敬的胆识，令人刮目相看。他不管自身安危祸福，毫无顾忌地上下指点、左右批驳，对伪科学及其帮凶，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声讨，让人看了之后感到非常痛快、格外舒畅。道出了共产党员、爱国公民，想说而不敢说的大实话。在我们这个泱泱十二亿人口的大国里，想讲、能讲、会讲这些话的人，肯定不会少，但许多往往缺乏胆识和勇气。
敏锐的科学领导人
于光远先生，于1915年8月5日生于上海，父母亲都是清末维新时期毕业于洋学堂的知识分子。其家敬祖不敬神。提倡民主与科学的“五四”运动，对年仅4岁的他，也产生了一些间接影响。因为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都对其进行过不信菩萨、不信神仙、不信命运、世上没有鬼怪妖魔的教育。为于光远先生科学无神论世界观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0年――1931年，他在读高中时，看到商务印书馆翻译的一本书《科学大纲》，该书对数、理、化、天、地、生等，都有很好的介绍，使他受益匪浅。但书中竟有一章《灵学》，令年轻的于光远十分惊讶、万分气愤!大科学家怎么也写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呢？！从此以后，他知道了那些表面讲科学的东西，有一些并不可信。
于先生，于193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校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在图书馆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1939年参加革命到延安后，又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为他反对伪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认识越来越深刻，立场越来越坚定，掌握了破除伪科学的思想武器。
1948年，于先生作为中央土改工作团成员，在山东省倌阳县董家佛堂村，突然看见从各地来了好几千人，到那个村子喝“圣水”。这是对土改工作的挑战。那种情况，同“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的情形非常相似。
1949年春夏之交，于先生去刚刚解放的上海，一位少年时的朋友向他介绍了在美国兴起的“超常感知”（ESP）、“心灵致动”（PK）的研究，并送给他一本很厚的报告。那时美国有一位研究超常感知的专家（Rhine），他用自己制作的25张扑克牌，来测试超常感知能力。能看出扣着的扑克牌上的图案，就是超常感知能力。书中有许许多多统计表和数学计算。使于先生觉得十分可笑。
于光远同志，从15岁开始反对伪科学，至今已71年了。1936年，他在上海参加了艾思奇、章汉夫等人发起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这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组织。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江苏徐州出现了一个名叫董小四的男孩子，声称他能隔墙看物，还能看到地下工事。济南军区、南京军区有些负责人也相信。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李昌，派心理研究所的同志去检验，他们有一套反欺骗的办法，结果将董小四的那套骗术给完全揭露出来。
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了唐雨的“耳朵识字”，受到批评之后又翻案，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时期，于先生任中财委体制改革五个专家小组中的一个组负责人，工作十分紧张，不能插手这项反击工作。到1980年，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终于不顾一切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并一发而不可收。
80年代初，于先生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组”，对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进行了深人调查和科学测试，以有力的证据揭穿它的欺骗性。在此期间，调查组召开了多次会议，发行了多期内部通讯和报纸，积累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资料。于先生还就提倡科学精神、反对伪科学问题作过多次演讲、写过许多文章，并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过不少信。于1984年结集成《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于老的《反人体“特异功能”论》。
1997年，于光远同志在列席党的十五大会议期间，他不但将有关湖北鄂州市张志祥（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创立的伪气功“元极功”的材料交给了代表大会的秘书处，还在分组会议上作了二篇题为《绝不允许纵容、支持反动的邪救活动》的发言，呼吁党中央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在我国愈演愈烈的伪科学活动，并批评了中宣部下发的不准批评伪科学的宣传政策。
在此期间，于先生发表了许多抨击伪科学的文章：《论科学与伪科学》：着重谈了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科学在前进中的斗争、同伪科学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谈谈柯云路现象》：揭露作家柯云路既不懂基本的科学知识，又不懂什么科学方法，连冒充科学家的资格也没有，却竟然以“生命科学”、“人体宇宙学”的创立者自居。他写的《大气功师》发行总量，估计有几百万册；
《佛眼通》、《批注<于光远先生之谜>》：回击气功“大师”们说他已经修炼到“佛眼通”的最高境界，虽然他不练气功，但他身上有一个很强的虚境信息场，所以张宝胜大师只要于光远在场每次表演都失败。但于教授却从来没看见一次张宝胜的表演，更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这也是一支奇葩吗？》：这是一篇评述四川省丰都县在旅游区大搞鬼魂迷信的事，有刊物称“丰都鬼文化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如果说它是一种文化，那也是属于消极文化的范围，根本算不上什么“奇葩”；
《坚持科学态度――对当前我国<周易>研究的一个恳切的希望》：反对利用《周易》搞迷信，切莫将占卜说成是预测科学；
《捕得好、判得好》：1987年，“被立王”教主吴扬明，因搞秘密宗教活动被判处一年徒刑，出狱后说“耶稣死了，再次复活是以‘被立王’出现”，1989年被判劳改三年。1990年脱逃，建立等级森严的秘密组织，其影响达到全国20多个省市，女信徒只能同他的神体发生关系，1995年被蚌埠法院判处死刑。国外有人提出抗议，于先生在无锡和南京发表此文；
《UFO――伪科学的又一品种》：介绍全球有关飞蝶和不明飞行物的报道，论证在太阳系中，只有地球上才有人，所谓“外星人”纯属无稽之谈。
这些反对伪科学、倡导真科学的文字，让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反伪科学任重道远
于先生在《反对伪科学八条》中的第五条中说：“同伪科学至少要用很大力量斗一百年”。这个“斗一百年”的前提条件是“用很大力量”，如果不是用“很大力量”而是用“很小力量”，那就可能还要斗上二百年、三百年、四百年！
于先生对反伪科学形势的担心不无道理。“法轮功”被取缔之后，李洪志、张宏堡、严新、张香玉流亡美国，其他罪恶深重的“大师”也先后销声匿迹、逍遥法外。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投靠国外反华势力者，变本加厉地在国内外兴风作浪、招兵买马、发展组织；残存在大陆的，则龟缩在阴暗角落里，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那些曾经为人体特异功能鸣锣开道、保驾护航的“大人物”、大科学家，至今尚未见有一个反省自己、公开认错的；一些曾经为“人体科学”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新闻媒体、出版单位、作家、记者，也未见通过反思向党、向人民说一句悔过的话的。就是轰轰烈烈的“三讲”，也没把这些政治上、思想上的腐败纳入重要议题之中；与此相反，有些曾因反伪科学而被“法轮功”逼着除名的记者及其受压者，至今尚未予以平反和正名；对于如何肃清流毒、防范悲剧重演，尚没见有令人瞩目的举措。
令人受鼓舞的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我们党之所以提倡“普及科学知识”，是因为它是治愚之本，愚昧无知，是上当受骗的重要原因；我们党为什么要“弘扬科学精神”？因为这是反伪求真的前提条件；我们党为什么要营造“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因为以前和现在，这个“氛围”，还不够“良好”。这一精神说到了于光远同志的心坎上。这说明，反伪科学尚未大功告成，切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高枕无忧。今后反伪科学工作，仍是任重而道远，斗争尚未结束，同志乃需加倍努力！
（据《四大恶人丛书?我是于光远》缩写）
作者简介：章品，丹东科普艺术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