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空前的社会变革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局面，形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土壤。当代中国的邪教就是社会转型时期滋生的恶性毒瘤。
当代中国邪教势力光怪陆离。有的是本土原有“会道门”的沉渣泛起，有的是国外异端教派的渗透传播，也有的是新生邪教的滋生蔓延。80年代，邪教势力大多在偏远地区活动，招摇撞骗。90年代，新生邪教多以中心城市为基地扩张，兴风作浪。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当代邪教势力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历史背景，当代邪教现象的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考察。
第一阶段，1070―1992年，即80年代前后。境外邪教渗透传入，境内邪教滋生蔓延。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农村的经济改革，实行农业联产承包制，农民已演变成经济利益各自独立的不同群体。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管理控制能力普遍下降。农民对现代社会实行的法制与经济手段，适应性较差。新的基层管理体制建立滞后，人心涣散，弊端滋生。
农村改革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失范，基层权利的弱化，主流价值的失落，使邪教势力趁机死灰复燃。特别是落后的偏远地区，迷信、巫术文化传统久远，社会土壤深厚，有利于各种邪教势力的滋生发展。
据治安部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邪教组织，即会道门，每年都以10％一30％的速度增加。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都有邪教组织活动。其中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等省邪教势力较为猖獗。其势力活跃的地区主要是偏远山区、农村。在这些地区大多经济落后、交通闭塞、传统迷信文化浓厚。
这些邪教组织多数为余孽势力的死灰复燃。如：一贯道子弟龚贤哲，以一贯道经书《金母血书》为教义，自称“大道师祖”，策划复辟“先天大道”（一贯道支派）。他在云南曲靖、楚雄等地秘密培训骨干，发展道徒。该邪教组织密谋造反，教主气焰嚣张，声称“要立新皇帝，建中华国”，改年号为“顶古永和”。以身试法，终被惩治。
这一阶段，危害最大的邪教组织是土生土长的门徒会。1985年，陕西耀县农民季三保歪曲《圣经》，自称是“神所立的基督”，杜撰邪教教义“七步灵程”，宣称“世界末日来临”， “信教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四处传播。1989年，季三保在其家中“检选”“十二门徒”，组织“门徒会”。该邪教组织严密，建立秘密据点，单线联系，暗号接头。起初，“门徒会”在陕西、湖北、四川交界的偏远贫困地区，以“教内周济”、“祷告治病”等方式吸引民众，势力迅速蔓延。至1995年已在15个省120个地（市）的681个县（市），发展信徒多达35万人。该邪教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奸污妇女，诈骗钱财。“门徒会”妄图改朝换代，其骨干散布“现在是黑暗当道，魔鬼掌权”，扬言要“推翻黑党，砸烂黑政府”，煽动闹事，围攻政府。经各省公安部门联合行动，依法惩处犯罪分子，其组织基本被摧垮。
这一阶段从境外传人、势力最大的邪教组织是“呼喊派”。“呼喊派：由美籍华人李常受于60年代中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创立。因其倡导信徒在聚会时，用大声“呼喊主名”的办法“释放灵”，被称为“呼喊派”。该组织歪曲解释基督教经典，篡改传统的宗教仪式，被国内外宗教界视为异端。“呼喊派”一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全方位、多渠道、大规模的战略，向大陆内地渗透传教。自1979年起，该组织在香港设立专门机构，投人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不断派遣人员，以旅游、探亲等名义为掩护，入境进行秘密活动。“呼喊派”首先在浙江、河南、福建三省的农村地区建立组织，并迅速向其他省市发展蔓延，短短几年内波及到20个省市，遍布大江南北，受蒙骗的信徒达数万人。“呼喊派”多次被查禁取缔之后，其骨干分子又多次改头换面，东山再起，演变派生出一个个新的邪教组织，如“被立王”、“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主神教”、“全范围教会”等等。
第二阶段，1992―2003年，即90年代前后。“功法”型邪教滋生膨胀，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毒瘤。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发展，社会变革的主战场转向城市。整个社会步入巨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必然引起利益格局关系的调整，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国有企业产业结构重组，大批国企职工分离下岗，城市弱势群体扩大。医疗体制改革出台，退休养老基金改制，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远不完善，老年群体地位下滑；单位功能的退化，社会流动的增加，政府直接控制的手段弱化，个人自由度增加。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矛盾加剧。体制转轨中社会出现无序现象，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出轨，渗透到社会公共领域。拜金主义横行，权利腐败，侵害群众利益，造成社会矛盾激化。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会更加复杂，原有结构解体，传统法则失范，变革加剧，人心失衡。价值的窘困与情感的冲突，形成过渡时期社会心理的无所适从和抑郁沮丧。“善”发育不良，“恶”畸形膨胀。极少数野心家趁东方宗教文化神秘主义在世界兴起，气功健身热浪席卷全国，假借气功与宗教的名义，自我神化，制造邪教新种，滋蔓成灾。
80年代中叶以后，全国各地城市相继掀起以“特异功能”为旗号的气功浪潮。这股气功热浪打着“人体科学”的旗帜，将气功神秘化、巫术化。一时间，各种气功大师纷纷出山，声称修炼本门气功，可以诱发人体特异功能，可以透视遥感、呼风唤雨、预知一切。他们自我神化，蛊惑人心，借传功收徒，大肆敛财。社会转型时期，孤立无助的弱势群体，精神迷茫的失落人群，试图从神秘主义的信仰中，寻找精神寄托或超能力的解脱，成为邪教势力诱惑蒙骗的主要群体。
“法轮功”就是借气功健身热浪发迹的邪教组织。自90年代“法轮功”初创起，该组织就是以大中城市市民为其主要传播对象。“法轮功”打着“真、善、忍”幌子，以祛病健身为名，引诱弱势群体，扩张势力。据统计，在法轮功修炼者中，老年人群体约占60％一70％，其中女性居多。另有一批具有高等学历的中青年人精神空虚、信仰危机，也误人修炼的歧途。在高学历的练功群体中，自然学科专业工作者超过社会学科工作者。可见，只有科学知识，没有科学精神，难免坠入迷信和“伪科学”的泥潭。
1992年春，李洪志编造歪理邪说“法轮大法”，建立“法轮大法研究会”，是当代中国邪教演变历程中标志性事件。“法轮功”组织以教练功法为名，神化膜拜首领，施展精神控制，在全国各地蒙骗发展练功者210万人。该组织建立系统网络，贩卖迷信书刊、物品，诈骗巨额钱财；修炼邪说大法，致使练功者走火入魔，草菅人命；聚众滋事，围攻政府，扰乱公共秩序，破坏政治稳定。1999年7月，中国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绝大多数练功者幡然悔悟。极少数顽固分子继续制造事端，成为海外反华势力的附庸。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