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说 阴阳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观念之一，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抽象的哲学概念，它萌芽于氏族时期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中许多可感事物的抽象演绎，这些事物在古代被称之为象。比如：易经的符号：、 -- 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所以由此演绎出男女、阴
阴阳五行说
阴阳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观念之一，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抽象的哲学概念，它萌芽于氏族时期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中许多可感事物的抽象演绎，这些事物在古代被称之为“象”。比如：易经的符号：“—、--”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所以由此演绎出男女、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
尽管阴阳观念形成于氏族社会，但由于受文字、宗教观念等因素的制约，直到西周末年，夏、商时期，阴阳观念才由伯阳父提出，他把阴阳看作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两种气，用阴阳二气的交感变化来解释地震现象，已具有自然哲学的意义。老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命题，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具有阴阳对立的属性，列举了长短、高下、美丑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
“阴阳”二字如果沿用惯常顺序用法，应该叫“阳阴”，取主在前次在后，正在前反在后的使用习惯，但这一词语顺序的颠倒，可能是语音平仄关系的因素，称“阴阳”比称“阳阴”要顺口一些吧？
《吕氏春秋.大乐篇》曰：“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吕氏春秋》描述宇宙的生成过程是：阴阳于太一中生出，而阴阳二气于一上一下，即一消一息之间生出天地万物，并且作用于天地万物之中，因为阴阳运行有一定之理，故有四季不同变化，四季变化正显示出阴阳消息之结果。
自战国中期《管子.四时》篇将阴阳五行相配，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逐渐合流。战国末年，齐地学者驺衍创立五德始终的循环历史观，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黄帝内经》、《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从而确定了阴阳配五行的模式。但阴阳说在医学、经学的框架中仍保持相对独立发展的趋势。
《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内经》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核心，认为支配天地万物的阴阳规则同样支配人的生理活动，人体构造因而在各个层次上被分成许多阴阳的对立面，如体表和四肢为阳，内脏为阴；内脏之中五脏为阳，六府为阴；形为阳，气为阴。凡属阳的东西都相对地活动，凡属阴的部位相对静止。阴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即所谓“形归气，气生形”。以阴阳类比人体结构虽然未必都准确，但阴阳观念所体现的朴素辩证法都是显而易见的。
到《黄老帛书》的逻辑论证可以看出阴阳观念出现二元化的特点。《帛书.称》云：“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把自然界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阴阳观念类比社会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宗法关系范畴，继而把阴阳加上封建宗法伦理属性，认为阴阳也和宗法关系那样有尊卑贵贱，因此得出了“贵阳贱阴，达阳穷阴”的结论，即宗法关系合理性的结论。
董仲舒根据驺衍的天人感应思想加以发挥，以五行说作为论证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创造性地以阴阳说作为论证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推演出“阳贵而阴贱”的结论，他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就是把人格化的天定为人君之父，把天摆到了人君的最高权威——“纲”的位置，找到了“屈君而伸天”的依据，在三纲之上增加了“天为君纲”，在宗法伦理化的阴阳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天人阴阳”的观念，构建了三元化的阴阳学说。
简言之，如果阴阳学说是以“二者相较”二元论而得出比较的结果的话，那么，五行学说则是把世界的一切事物分为五类。它们之间的生克关系，很象一种 “锤子、剪刀、布”的游戏。锤子可以制服剪刀，剪刀可以制服布，但布可以制服锤子，如此循环。
五行是怎样来的呢？《白虎通》是如此描述宇宙形成过程：“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行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五行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质料作为区分事物的五种抽象概念，如果以五种质料的实体来辨别，比如金生水，水在自然界不是由金属生成，金属中唯有水银能象征液体的水，五行学说中解释金生水的模式，是因为金在遇冷时表面生成水珠，且金熔化后成为液体，则完全是牵强之说。五行之间并非是静态式的平列关系，而是各自间因属性不同而存在着动态的连锁关联。如五行相生义：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此循环不已。它的另一内在关联性是五行相胜义（相害）。《白虎通》曰：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众胜寡，故水胜火也。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五行的相生与相胜，其实只是相对论。如果同时运用两种理论，则会出现若干矛盾。
比如：木生火，火烧木乃是自然之属性，依五行相生而言，木当为火之母，火既生却返烧木，则子岂有害母之义？《白虎通》为化解此一矛盾，以为因金胜木，火为防止木为金所害，则金属坚硬难消，唯有火始能克之，故火胜金，非胜木，如此，则火烧金就具有成子之意。再如：因水生木，故水为木之父，然土胜水，木既为王，则土当死，《白虎通》称此为子为父报仇。还有“金生水，水灭火，报其理”等牵强之说。
《吕氏春秋》不仅将五行说用于时令，并且以五行相胜之理造就“五德终始说”，以此解释朝代更替，来作为帝王受命代之与历史规律。《吕氏春秋》的五德终始说影响深远，直接受其影响者，便是秦始皇得此而重用。《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德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总之，秦朝的苛政酷法，就是根据五行的水德而行。
阴阳与五行，可以作为分析万物的两种系统，在先秦之前，它们各自独立，互不隶属，至战国驺衍，虽然同时提及两说，但未将阴阳五行视为同质且相容的系统。而将阴阳与五行合成一套系统者，首推董仲舒，《白虎通》则更进一步将阴阳、五行紧密合成一套不可分割的理论系统，并以此一系统诠释宇宙万物生化之过程。
因五行各自有阴阳两气，故五行之性可从阴阳加以判别。《白虎通》将五行与阴阳关系分判为：火属阳，阳乃尊，故上；水属阴，阴乃卑，故下；木为少阳，金为少阴，故火、木两者属阳，水、金两者属阴，而土者最大。
董仲舒以“一”统摄天地之气，一分为二，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运行而成四时，阴阳二气所列为五行，若单论五行，则可以有相生与相胜之循环论，然而若以五行与四时相配，则四时与五行在数量上无法配合，便以变通之法，一是将四季加入“长夏”一季，这样便于合乎五数；二是将土行独立出来，而以木对春，火对夏，金对秋，水对冬，这样配成的五行便有四时：少阳合木为春，太阳合火为夏，少阴合金为秋，太阴合水为冬。
为了解决土的归属问题，董氏还需要作出更多特别的说服工作。《五行对》曰：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最贵者也，其义不可加矣。
在《五行》篇论阴阳盛衰时，土并未规定属性，但《白虎通》云：五行所以二阳三阴，若金、木、水、火属二阳二阴，阴阳自偶，则此时的土必然属阴，然而根据“尊者配天”，自然指天属土，若称土行为阴，则将天的地位贬至为卑下，又与阳尊阴卑之说相违。因此，在《白虎通》五行理论中，当其运用五行相生，相胜之时，则土行属地，地则卑下，故阴。若将五行配合四时，甚至运用于政治之官制时，则土行中央，土行最大，最尊，以土行指人主、土者之位，则土行必属阳。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在阴阳五行融为一体之时就经常出现。
如果说阴阳学说是一个方形的盖子的话，五行学说则完全是个圆形的瓶子，若强行将两者合而为一，无论怎样捣鼓，都不能做到严丝合缝，四处漏风肯定在所难免。
当然，古人对天体的观察不可能脱离地球中心论，不可能知道地球绕太阳而行，地球自转的中轴线与太阳形成一定的夹角，并且出现周期性的变化而形成四季。至于阴阳五行将一天十二个时辰分为五行，分属阴阳，这些定义性的东西并无实际意义，将其延伸，作为易经八卦、算命的推理演绎，自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这些原始的“数据”本来就存在矛盾，没有确定性，所以，自古至今，应用于阴阳五行所进行的所谓预测，全部是虚拟之物。
随着阴阳五行的不断演化，其衍生的“天人感应”思想，已将政治、科学与神学进行紧密结合，使科学与哲学成为迷思。所以《史记》称其术“大祥众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汉书.艺文志》亦评之为“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近代革命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曾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
阴阳五行是古人对自然现象进行可贵的探索与思考，如果不能客观地对待这些古老的文化遗产，它就只能成为“惑世诬民”之说。阴阳五行说
阴阳是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观念之一，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抽象的哲学概念，它萌芽于氏族时期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中许多可感事物的抽象演绎，这些事物在古代被称之为“象”。比如：易经的符号：“—、--”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所以由此演绎出男女、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
尽管阴阳观念形成于氏族社会，但由于受文字、宗教观念等因素的制约，直到西周末年，夏、商时期，阴阳观念才由伯阳父提出，他把阴阳看作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两种气，用阴阳二气的交感变化来解释地震现象，已具有自然哲学的意义。老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命题，把一切事物都看成具有阴阳对立的属性，列举了长短、高下、美丑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
“阴阳”二字如果沿用惯常顺序用法，应该叫“阳阴”，取主在前次在后，正在前反在后的使用习惯，但这一词语顺序的颠倒，可能是语音平仄关系的因素，称“阴阳”比称“阳阴”要顺口一些吧？
《吕氏春秋.大乐篇》曰：“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吕氏春秋》描述宇宙的生成过程是：阴阳于太一中生出，而阴阳二气于一上一下，即一消一息之间生出天地万物，并且作用于天地万物之中，因为阴阳运行有一定之理，故有四季不同变化，四季变化正显示出阴阳消息之结果。
自战国中期《管子.四时》篇将阴阳五行相配，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逐渐合流。战国末年，齐地学者驺衍创立五德始终的循环历史观，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黄帝内经》、《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从而确定了阴阳配五行的模式。但阴阳说在医学、经学的框架中仍保持相对独立发展的趋势。
《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内经》以阴阳学说为理论核心，认为支配天地万物的阴阳规则同样支配人的生理活动，人体构造因而在各个层次上被分成许多阴阳的对立面，如体表和四肢为阳，内脏为阴；内脏之中五脏为阳，六府为阴；形为阳，气为阴。凡属阳的东西都相对地活动，凡属阴的部位相对静止。阴阳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即所谓“形归气，气生形”。以阴阳类比人体结构虽然未必都准确，但阴阳观念所体现的朴素辩证法都是显而易见的。
到《黄老帛书》的逻辑论证可以看出阴阳观念出现二元化的特点。《帛书.称》云：“凡论必以阴阳大义，天阳地阴，春阳秋阴，夏阳冬阴，昼阳夜阴，大国阳，小国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达阳穷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把自然界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阴阳观念类比社会中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宗法关系范畴，继而把阴阳加上封建宗法伦理属性，认为阴阳也和宗法关系那样有尊卑贵贱，因此得出了“贵阳贱阴，达阳穷阴”的结论，即宗法关系合理性的结论。
董仲舒根据驺衍的天人感应思想加以发挥，以五行说作为论证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创造性地以阴阳说作为论证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推演出“阳贵而阴贱”的结论，他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就是把人格化的天定为人君之父，把天摆到了人君的最高权威——“纲”的位置，找到了“屈君而伸天”的依据，在三纲之上增加了“天为君纲”，在宗法伦理化的阴阳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天人阴阳”的观念，构建了三元化的阴阳学说。
简言之，如果阴阳学说是以“二者相较”二元论而得出比较的结果的话，那么，五行学说则是把世界的一切事物分为五类。它们之间的生克关系，很象一种 “锤子、剪刀、布”的游戏。锤子可以制服剪刀，剪刀可以制服布，但布可以制服锤子，如此循环。
五行是怎样来的呢？《白虎通》是如此描述宇宙形成过程：“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行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五行是以金木水火土五种质料作为区分事物的五种抽象概念，如果以五种质料的实体来辨别，比如金生水，水在自然界不是由金属生成，金属中唯有水银能象征液体的水，五行学说中解释金生水的模式，是因为金在遇冷时表面生成水珠，且金熔化后成为液体，则完全是牵强之说。五行之间并非是静态式的平列关系，而是各自间因属性不同而存在着动态的连锁关联。如五行相生义：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此循环不已。它的另一内在关联性是五行相胜义（相害）。《白虎通》曰：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众胜寡，故水胜火也。精胜坚，故火胜金。刚胜柔，故金胜木。专胜散，故木胜土。实胜虚，故土胜水也。五行的相生与相胜，其实只是相对论。如果同时运用两种理论，则会出现若干矛盾。
比如：木生火，火烧木乃是自然之属性，依五行相生而言，木当为火之母，火既生却返烧木，则子岂有害母之义？《白虎通》为化解此一矛盾，以为因金胜木，火为防止木为金所害，则金属坚硬难消，唯有火始能克之，故火胜金，非胜木，如此，则火烧金就具有成子之意。再如：因水生木，故水为木之父，然土胜水，木既为王，则土当死，《白虎通》称此为子为父报仇。还有“金生水，水灭火，报其理”等牵强之说。
《吕氏春秋》不仅将五行说用于时令，并且以五行相胜之理造就“五德终始说”，以此解释朝代更替，来作为帝王受命代之与历史规律。《吕氏春秋》的五德终始说影响深远，直接受其影响者，便是秦始皇得此而重用。《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德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总之，秦朝的苛政酷法，就是根据五行的水德而行。
阴阳与五行，可以作为分析万物的两种系统，在先秦之前，它们各自独立，互不隶属，至战国驺衍，虽然同时提及两说，但未将阴阳五行视为同质且相容的系统。而将阴阳与五行合成一套系统者，首推董仲舒，《白虎通》则更进一步将阴阳、五行紧密合成一套不可分割的理论系统，并以此一系统诠释宇宙万物生化之过程。
因五行各自有阴阳两气，故五行之性可从阴阳加以判别。《白虎通》将五行与阴阳关系分判为：火属阳，阳乃尊，故上；水属阴，阴乃卑，故下；木为少阳，金为少阴，故火、木两者属阳，水、金两者属阴，而土者最大。
董仲舒以“一”统摄天地之气，一分为二，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运行而成四时，阴阳二气所列为五行，若单论五行，则可以有相生与相胜之循环论，然而若以五行与四时相配，则四时与五行在数量上无法配合，便以变通之法，一是将四季加入“长夏”一季，这样便于合乎五数；二是将土行独立出来，而以木对春，火对夏，金对秋，水对冬，这样配成的五行便有四时：少阳合木为春，太阳合火为夏，少阴合金为秋，太阴合水为冬。
为了解决土的归属问题，董氏还需要作出更多特别的说服工作。《五行对》曰：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最贵者也，其义不可加矣。
在《五行》篇论阴阳盛衰时，土并未规定属性，但《白虎通》云：五行所以二阳三阴，若金、木、水、火属二阳二阴，阴阳自偶，则此时的土必然属阴，然而根据“尊者配天”，自然指天属土，若称土行为阴，则将天的地位贬至为卑下，又与阳尊阴卑之说相违。因此，在《白虎通》五行理论中，当其运用五行相生，相胜之时，则土行属地，地则卑下，故阴。若将五行配合四时，甚至运用于政治之官制时，则土行中央，土行最大，最尊，以土行指人主、土者之位，则土行必属阳。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在阴阳五行融为一体之时就经常出现。
如果说阴阳学说是一个方形的盖子的话，五行学说则完全是个圆形的瓶子，若强行将两者合而为一，无论怎样捣鼓，都不能做到严丝合缝，四处漏风肯定在所难免。
当然，古人对天体的观察不可能脱离地球中心论，不可能知道地球绕太阳而行，地球自转的中轴线与太阳形成一定的夹角，并且出现周期性的变化而形成四季。至于阴阳五行将一天十二个时辰分为五行，分属阴阳，这些定义性的东西并无实际意义，将其延伸，作为易经八卦、算命的推理演绎，自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这些原始的“数据”本来就存在矛盾，没有确定性，所以，自古至今，应用于阴阳五行所进行的所谓预测，全部是虚拟之物。
随着阴阳五行的不断演化，其衍生的“天人感应”思想，已将政治、科学与神学进行紧密结合，使科学与哲学成为迷思。所以《史记》称其术“大祥众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汉书.艺文志》亦评之为“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近代革命家、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曾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
阴阳五行是古人对自然现象进行可贵的探索与思考，如果不能客观地对待这些古老的文化遗产，它就只能成为“惑世诬民”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