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术，现在特指根据人体相貌特征而进行的命运推测。在相人之术产生之前，就存在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相术，如相地、相宅、相六畜、相宝剑等，类似于现代的鉴赏专家。
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出现了《牛经》，相传是齐桓公的车夫宁戚所撰，后又传给了百里奚。春秋之时，相牛、马之术已相当发达，例如伯乐就是相马的杰出代表，他一眼便认出盐车下当苦役的马，就是一匹千里马。
相人之术，就是在相动物的基础之上发展、演变而来的。所不同的是：相动物是根据动物的身体特征，了解动物的体质和秉性；而相人，则是除了象了解动物的秉性之外，更加关注一个人的吉凶祸福，即人的“命运”。
相术究竟起于何时，现在很难界定。根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前来鲁国参加葬礼，公孙敖请叔服给他的两个孩子看相。叔服说他的儿子“谷”地阁丰满，晚年运气好，子孙兴旺。公孙敖听了非常高兴。相术自东周就开始兴起，到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在上层社会普遍流行。当时掌握相术的人除了卜史官叔服，还有子上、韩宣子这样的大臣，甚至还有叔向之母这类的妇女。到战国后相术得到进一步发展，较为著名的相术家有唐举、慰缭、邓通、条侯等人。
早期的相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对人的判断还停留于与动物的形象比较之上。如《左传》记述楚令尹子上说太子商臣“蜂目豺声”，宣公四年楚国子文说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均是以人貌相似何种动物，则以该种动物的品性来判别此人。如叔向之母说杨食我“豺狼之声，终灭羊舌之宗者，必是子也”就是典型的例子。此时的相术，是从人的体貌外形与声音两个方面来判断人的性情，推测未来。虽然其中混杂了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在内，但它仍然是建立在人们对个体特征的长期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之上，是生产经验和生活智慧的总结。
从春秋战国到两汉期间，思想形态中的理性思潮兴起，使相术的发展获得理论支持，在其发展过程中，先秦思想中存在的天道观、儒家思想的纲常伦理、战国秦汉的阴阳五行说、汉代的天人感应与谶讳迷信，对相术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为关键的是相术与命运观的结合，使原始的、具有某种实用技术意味的相人之术，才演变成为现代人们熟知的方术和迷信。
命运观念是中国相术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正是有了宿命的观念，观相以知命的相术才成其为可能。命运观认为：人是有命的，人的命运，在其尚未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而通过形体、骨骼、气色、声音、步态等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由三代时期的天命观发展而来。汉代命运观念在社会更加普及。王充在《论衡.命义篇》说：“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又说“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就是说，当人在受孕之时，其命就已注定，并且伴随终生。
王充说：“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生死实禄天之命，亦有贫贱富贵之命。”“人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贫贱富贵也。禄者，盛衰兴废也。遭者，遭非常之变；遇者，遇其主而用之。”“遭”、“遇”、“幸”、“偶”四个观念所包含的吉凶祸福虽不相同，但它们在人生际遇方面，所表现的都是一种“偶然”或“突然”发生的事件，这就是“禄”的具体表现。正是因为王充对有关“命”的各种观念的规定与解释，建立起一套命运的必然与偶然的统一关系，提出了命运支配论。
相术先是观察人的面部，将面相分为九州八卦四季色，三停五官十二宫，四渎五岳八学堂，五星六曜十三正。后来转变为对人体骨骼的揣摸和推测，因为人体的皮肤、气质、容貌，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唯有骨骼的生长持久不变。因此，王充《论衡.骨相篇》说：“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侯于体，察表侯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侯者，骨法之谓也。”
王充斩钉截铁地说，观察一个人命运的好坏，只需要察看他的骨骼就可以，就象判别一件容器一样，大和小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骨相决定一切！
流传至今的骨相法有这样的口诀：
五枕骨高正者富贵，平陷者低贱。头壳两旁凸出者，聪明富厚。鼻梁如竹节者克子，低塌者夫妻不睦。颧骨高者，易主掌权，女主克夫，平塌者无主宰。颌颈骨斜出者，刻薄无情。喉骨圆而小者，百岁安闲，尖而大者，一生劳碌。耳骨空洞者聪明，活动者狂傲。头骨连胸，肋骨平坦而不凸凹者，一生安乐。臀骨圆起者，富贵悠久，低陷者终身贫贱。指骨纤长者聪明，粗短者愚钝。臂骨精者力强，细者力弱。脚骨薄者劳碌，厚者安逸。
文学作品中最精彩的相术故事，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对降将魏延所下的断语：“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到第一百十五回，为了完成诸葛亮的遗嘱，马岱让杨仪叫阵，以激怒魏延：“反贼魏延，丞相已教了我杀你的法子。现在你只要不怕丞相英灵在天，你就大喊三声谁敢杀我。我杨仪就服了你。”魏延大笑道：“丞相在的时候，我还怕他三分，现在他已死了，天下还有谁是我的敌手？不要说三声，就喊三百声又何妨？”结果，当他逞性大喊“谁敢杀我”时，被旁边的马岱反手一刀，将魏延的头斩了。
反骨有两种，一种是物质性的，指的就是枕骨，又名后山骨。上面突出处，称为“脑杓”。下面耳后突起者，名“完骨”。一些人枕骨突起，就具备了反骨的基础，侧面看他们的头像，就像一个刻意夸张了的问号。同时，反骨也可以指额头特别突出者，叫额前反骨，民间俗称“锛儿头”；另一种则是精神性的，是指那些具有叛逆性精神气质的异端等。《三国演义》小说没有描绘魏延具体的骨相，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孔明是根据其精神气度来决定其反骨存立的。历史上真实的魏延有将才，但“性矜高”，诸葛亮才不重用他，所谓“脑后有反骨”，实是一桩冤案。《资治通鉴》在魏延被杀后，就明确指出：魏延“实无反意也。”这就显示了骨相具有政治作用，既可作为造神工具，又可当作诛杀异己的借口。
相术除了面相法、骨相法外，还有手相法。手相以男尊女卑的观念，一般区分为男左女右，它的相法分为三大纹路、八大丘、五大线纹。三大纹路是指手掌中的十字纹、星纹、岛纹。八大丘指拇指根部、食指根部、中指根部、无名指根部、小指根部的隆起部位，和掌面三块隆起的肌肉部位。五大线纹指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命运线、婚姻线。手相法有三大源头：有西洋的手相法、印度手相法和中国手相法。它们方法各异，都表示有预测命运的功能。
古代的相术著作很多，当今最为流行的是《麻衣相法》、《柳庄相法》。其中《麻衣相法》为五代麻衣道长所撰，《柳庄相法》为明朝袁柳庄所撰，还有宋朝陈抟撰写的《神相全编》，宋朝袁天纲《演禽三世相法》等。
相术大师中，唯有汉代妇女许负最有名，相传许负的看相故事，最值得后人赞叹的是关于 “纵纹入口”的判断。据载，她给汉文帝的宠臣邓通看相后，指出邓“纵纹入口，当饿死”，以后不管文帝怎样赐以铜山，百般宠爱，邓通还是饿死了。许负除了看相实践，还在理论上总结相术的规律。敦煌遗书《相书》是现存最古的相书，据初步考证，此书是许负等12人集。许负等人的这部《相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相术部位比较齐，从眉、鼻、耳、口、额、手掌、脚掌等“为相家最重要之部”都有详述。从这点也可看出，相术的基本范围和格局在汉代许负等人的实践中已经基本形成，以后看相、相书的内容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略有发展而已。
相术在以后的发展中，其中的命运观也随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及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影响，开始发生演变，由王充的命运绝对论，变为王符、许负的命运相对论。后者认为人天生有命，但受道德的制约，如果道德不好，那么结果也有变化。许负在《相书.序》说：“积善庆余，则众相自然；积恶显扬，表其深现”；佛教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理念融入其中，使相术的命运观由“一只手，一个舵，一个方向”，改变为“两只手，一个舵，几个方向”。
应该说，对命运的相对改变，才对人生赋予了积极意义。如果按照禀气之说，那么这种无法捉摸、无规律可循的命运，既不能靠父母在受孕时选择好的时机，也不能求助于那个控制命运的“天”，那么，所有人都只能安于命运，人的命运与圈养在栏里的动物并没有分别。
相术的产生与古代医学同出一源，却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医学通过对人体的观察来判断健康状况，诊疗疾病，最终走向科学；相术通过观察人体来了解未来，以求趋利避害，最终沦为迷信。两者同样试图在观察的人体现象和实际生活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所不同的是，医学所建立的这种关系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相术所建立的这种关系缺少这种合理与必然，最终导致了这种关系的牵强和扭曲。因为人除了具有生物性外，不同的是他还有自由意志，每个人不仅体质不同、性情不同，道德修养和遵循的社会规则也不同，所以，人的命运决不是仅仅依靠身体的表象，就能准确判别。
所谓相术，实际是一种江湖骗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