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预防和治理极端主义，彻底铲除极端主义犯罪，成为了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打击极端主义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任务。从中俄比较的视角研究极端主义概念的界定，能够更好地促进上合组织在打击极端主义方面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民众遭受到了强烈的心理冲击，文化上出现了排斥反应，社会上极端现象频现，极端主义犯罪问题也日渐尖锐。如果不彻底治理极端主义，会危害俄罗斯的政治安全。1995年，俄罗斯颁布了《确保国家机关协调行动打击法西斯现象和其他政治极端主义措施》的总统令，2002年通过了《反极端活动法》，俄罗斯刑法典规定了极端主义犯罪，2009年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到2020年国家安全战略》的总统令，从国家安全层面高度重视极端主义治理。俄罗斯《反极端活动法》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极端主义的概念，而是列举了属于极端活动（极端主义）的具体情形，将对抽象的极端主义治理变成了对具体极端活动的打击，这样便把极端主义概念界定的任务留给了学术界。中国学界对极端主义概念的研究也处于摸索阶段。清晰地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是研究极端主义现象、分析极端主义成因并提出治理极端主义策略的必然要求。关于极端主义概念的界定问题，中俄学术界主要围绕极端主义到底是倾向、思想、行为，抑或是行为与思想结合的四个方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极端主义是一种对极端观点、思想、措施的倾向
      （一）极端主义“倾向论”
      极端主义一词来源于拉丁文“extremus” 。俄文词义为крайний，可以翻译为边上的、极限的、最大程度的、极度的、极端的意思[①]。俄罗斯学者在界定极端主义的含义时，经常引用著名的奥日科夫词典中对极端主义的解释，即极端主义是指“对极端的观点或措施的倾向（通常在政治方面）”[②]。该解释成为了苏联时期及当今俄罗斯各类词典解释极端主义的范文。例如，苏联大百科词典便将极端主义解释为社会组织、团体或个人为达到其目的而对极端观点、思想或措施的倾向[③]。在将极端主义作为“倾向”的解释中，“观点、思想、措施”三者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呢？通常而言，先有观点，一系列的观点形成了某种思想，在观点或思想作用下采取的系列行为构成了某种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观点、思想、措施”三者之间紧密联系，界限也清晰。
      受极端主义概念词源学解释的影响，部分学者将极端主义界定为“政治领域内对某些极端观点和行为的倾向”[④]，“对极端的观点或行为及激进地否定社会现存的规范和规则的倾向”[⑤]，“仅仅想采用某种极端的措施把某种思想变为现实的倾向”[⑥]。坚持将极端主义理解为对极端观点或措施所持有的倾向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对极端主义进行字面解释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定语。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不同的活动领域都有极端主义的表现，并且在不同的环境中，这种极端主义可能会获得积极或消极的评价。“在科学、文学、体育、时尚、文化、其他艺术形式中，极端也可能导致变革、创新、新的流派和新的理论”[⑦]。很显然，此处所言的极端主义已经并非是犯罪学意义上的极端主义。
      （二）对极端主义“倾向论”的质疑
       从词源学的角度解释极端主义，可能导致与法律虚无主义混为一谈，后果是扩大了极端主义的外延，即所有“反社会的、不顾社会利益的行为”，甚至是“任何一种违法行为都可能被看作是极端主义”[⑧]。这一批评不无道理。正是将极端主义理解为某种倾向，才会导致极端主义概念无限扩大，进而脱离了犯罪学意义上的极端主义的本源。将极端主义理解为对极端观点、思想或措施的倾向是非常模糊的。首先，某个观点是否是“极端的”、由谁来评价是很模糊的；其次，观点与思想相关，但与实践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更不能直接推导出违法行为；再次，措施应当理解为实施了某种具体行为，其中显然包括暴力推翻宪法制度或者破坏国家稳定的行为[⑨]。基于这种将极端主义作为心理倾向的理解，俄罗斯学者自然得出不应该将极端主义作为犯罪处理的结论。有些学者指出，极端主义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出现是“不能被评价为犯罪的，因为这不是犯罪”，应该作为一种常识来理解，“不应该在不存极端主义的地方，去寻找并试图揭开极端主义的迷雾，更何况完全不存在这种迷雾”[⑩]。将没有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倾向认定为极端主义，会导致打击极端主义的法律措施无法适用，会给极端主义犯罪治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的确，如果不能清晰地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那么，完全有可能造成极端主义概念的泛化，导致扩大打击极端主义的范围，进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造成冲击。因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任何犯罪事件对公民和国家而言都是极端的”[11]。正是没有对极端主义概念做出必要的限制，中国学者也出现了将极端主义概念泛化的问题，导致各行各业存在的极端做法都可能被冠以极端主义的称谓。“极端主义可以与社会不同领域发生联系，形成各式各样的极端主义”[12]。这些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极端现象并不能都归为极端主义，否则极端主义或极端主义犯罪的概念将无所不包，使本来就难以界定的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二、极端主义是一种思想
      （一）极端主义“思想论”
      这种观点与前两种观点的区别之处在于，极端主义既不仅仅是倾向，也不能是单纯的行为，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思想。只有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某种极端行为才能够称之为极端主义。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极端主义不仅仅是对某种极端观点和措施的倾向，而是对极端主义思想的倾向”[13]，表现为“对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通常采用或者可能采用最为极端的违反法律和社会稳定的观点。”[14]还有学者进一步细化了极端主义的思想论，认为极端主义思想以侵害个人、民族、种族或其他团体的权利和自由，侵害国家安全及重要的社会利益和基本价值为目的，对实施违法行为持有允许、可接受甚至是希望的态度[15]。这种将极端主义界定为某种思想的观点，受到俄罗斯众多学者支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观点，是因为极端主义脱离了某种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否则极端主义将可能会被无限扩大，甚至会导致将所有的违法犯罪都称之为极端主义。规则是人的行为可以达到的被社会所允许的边界，如果将极端主义与突破规则的越轨行为混淆，会导致“所有与暴力相关的越轨行为都被认为是极端主义”[16]。中国部分学者也认为，“通常所说的极端主义是对一切具有过度激进主义倾向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的统称”^[17]，也有学者认为极端主义是“一种思潮，也是一种运动”^[18]。这是中国学界将极端主义概念界定为某种思想、观点或主张的代表性观点。
      （二）对极端主义“思想论”的质疑
      单纯地将极端主义界定为一种思想，从法律的视角看，将无法为法律调整与极端主义相关的社会关系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毕竟，人的思想观念是内在的。如果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外化为主张、要求，或物化为行为活动”，是很难判断他是否极端，其思想是否构成极端主义[19]，因为“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理论构建，首先是指心理属性，有时完全没有外在表现”[20]。然而，作为法律预防和治理对象的极端主义必须表现为某种行为。否则，作为个体精神现象而存在于人的内心的极端主义，因其还没有外在表现无法被法律评价，也无法被法律禁止。这也是反对将极端主义单纯地理解为某种思想的学者的重要论据。如果脱离了表现于外部的人的行为，只是单纯地将极端主义理解为某种思想，将会无限地扩大法律的调整范围。这违反了法学的基本原理，也为立法者运用法律手段干涉人的思想打开了方便之门，与法律的自由保障功能相违背。在法学的范围内，必须坚持马克思所言的，除了行为外，个人不是法律的调整对象的戒律。如果说表现为行为的极端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极端活动相对应的话，那么表现在思想层面的极端主义只有当该思想在构成犯罪的极端行为中有所体现时[21]，才能成为法律的评价对象，才能被法律所禁止。对人的思想的作用，法律并非唯一的治理手段，还有其他的社会调节机制。而且，对思想的指引、调整，其它的调节机制应该更加有效。绝对不能为了打击极端主义，无限地扩大法律的调整对象。
      三、极端主义是一种行为
      （一）极端主义“行为论”
      作为法律作用对象的极端主义应该是一种行为，是可以被法律作用的具体行为，否则“打击极端主义意味着与观点、异端思想斗争”[22]。这种观点在法学界是比较普遍的，毕竟法律调整的对象只能是行为。内在的思想、观点、愿望等只有表现为外在的行为时，才能够进行法律评价。在法律调整的范围内，只有在表现为行为的意义上来界定极端主义才符合法律的基本原理。俄罗斯有学者认为，“极端主义是煽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种族的、民族的或者宗教的仇恨或者针对某一社会团体的敌视的行为，或者有组织地准备实施或者号召实施这类活动的行为”[23]。“极端主义是一种给宪制基础或者个人权利保障造成或可能造成实质性损害的违法行为。”[24]极端主义是“基于宗教的、种族的、性别的或其他社会敌意动机而实施的暴力与（或者）违法的行为，以及号召实施上述的行为”[25]。上述将极端主义理解为行为的学者，更多地立足于法学的原理，他们认为法律能够作用的对象只能是人的行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普遍承认，法律调整的对象只能是行为，正是有了行为，才有了法律调整的空间。中国部分学者认为，极端主义是背离主流社会价值观“为抵制一切与其不一致的思想、观点而采取暴力或非暴力手段侵犯公共安全或具有威胁公共安全的行为。”^[26]应该说，将极端主义作为行为理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行为才是法律的调整对象。
      （二）对极端主义“行为论”的质疑
      这一理论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首先，如何区分极端主义与具体化的极端主义行为；其次，区分极端主义行为与其他违法行为，除了意识形态动机外是否还有其他区分标准[27]。应该说这种质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将极端主义确定为行为的情况下，如果不继续进一步精确化处理，将会导致被法律禁止的极端行为的界定仍然模糊，而且还会导致一般意义上的违法行为与犯罪难以区分。也正是因此，仅仅将极端主义限定在行为的范畴，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并不可取。第一，不论立法者如何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对仅持有极端主义观点的自然人进行责任追究在俄罗斯是不被允许的。俄罗斯宪法第29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保障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任何人都不能被强迫表达或被强迫放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第二，联邦立法规定的某一概念，并不存在引起因实施某一行为而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可能性。这不仅仅取决于这一个概念的内容，还取决于刑法分则是否规定了这一概念。第三，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应该禁止极端主义思想在社会上的扩散，但也应考虑这些观点的极端程度，再决定是否以国家的名义进行追究。就打击极端主义的内容而言，应该具有精神属性，同时也带有惩罚性质。这也是区分极端主义与具体化的极端主义行为的原因之一。第四，当极端主义观点体现在人的行为中时，其中包括表现为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时，对其的法律评价已经变成了被迫的、必须的措施，而不是预防性的。此时惩罚的是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不是指这一现象的政治思想内容，也不仅仅是极端主义活动，而是极端主义本身需要进行法律规制[28]。这种对将极端主义单纯界定为行为的观点进行的批评有一定道理。的确，脱离了某种思想支撑的极端主义，无法与日常生活中偏离正轨的行为区别，也不能起到精准界定极端主义的目的，而且还会对极端主义的界定造成新的混乱。实际上，从俄罗斯打击极端主义的法律规定看，尽管《反极端活动法》将极端主义与极端活动的概念相等同，“但是，就其范围而言，这两个概念并不相同。极端主义的概念除了身体活动外，还包括思想活动”[29]。这种评论是正确的。
      当代，被法律尤其是被刑法禁止的极端主义，如果脱离了作为极端主义的思想内核，将无法回答“为什么要禁止该行为”这一问题，会导致极端主义概念的无限扩大，甚至将对社会无害的极端行为，也被纳入到极端主义的范畴。这正是不考虑思想内涵而单纯强调极端主义是一种行为所存在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就是暴力的违法犯罪行为。暴力违法行为偏离了正常轨道，但我们很难将之与刑法意义上的极端主义行为划等号。尽管暴力违法犯罪行为是越轨行为，在日常生活的话语中也是极端的，但从规范意义的层面而言，不能将之与刑法打击的极端主义行为相等同。偏离了社会规范的行为可能是越轨的，但不一定是极端主义。[30]要界定法律意义上的极端主义，就必须考虑极端主义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
      四、极端主义是思想与行为的结合体
      （一）极端主义“思想与行为论”
      这种观点在界定极端主义时，没有将行为与思想进行割裂，而是把握住了极端主义的核心内容，即建立在某种思想观念基础上而表现于外部的行为。“极端主义不仅仅是观点体系，还是一定行为的总和”[31]。“极端主义是一种独特的、能够导致出于一定的动机实施暴力行为的思想体系”[32]。俄罗斯有学者指出，极端主义由行为和思想两部分组成，认为俄罗斯联邦《反极端活动法》应该改名为《反极端主义法》，因为整体不能等同于部分，同样，部分也不能等于整体。根据该法第2条和第3条的规定，极端主义必然包含两个要素，打击极端活动与消除极端主义思想，从维护社会安全的角度来看，这两者缺一不可[33]。“极端主义不仅表现在行为上，而且还表现在观念、思想之中。”[34]这种既强调极端主义是一种行为，也关注极端主义内在思想的理论观点是有可取之处的。单纯地将极端主义理解为某种行为，在法律层面无法与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相区分，同样，单纯地将极端主义理解为某种思想，将极端主义无限扩大，导致与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理论相背离。因为这会造成法律对人的干涉越过行为界限，进而违反法律保障人的自由的基本原理。这种将极端主义界定为建立在某种思想基础上的行为的观点，恰恰能够克服上述三种观点的不足，同时关注到了极端主义具有的思想性和行为性。极端主义至少应该具备“价值理念和行为手段的极端性”[35]两个特点，这既关注到了极端主义的思想性，也关注到了极端主义的行为方面。
      （二）极端主义“思想与行为论”的合理性
      对极端主义概念的这种界定，关注到了极端主义由思想主张和行为表现组成是比较合理的。构成极端主义的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即极端主义的思想和极端主义行为”[36]，不仅在界定极端主义时要同时考虑进来，还应该认识到二者的关系更为紧密。“极端主义既有思想观念，又有主张要求和行为活动。其中缺一不可。”[37]只有将思想与行为紧密结合、相互作用，得出的极端主义概念才是更为可取的。
      在将极端主义赖以建立的思想和极端主义表现于外的行为相结合的基础上，有的俄罗斯学者明确指出，极端主义是一种观点或思想体系的倾向，与俄罗斯联邦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人和公民权利自由的价值取向相悖，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应受刑罚惩罚的方式”准备将前述观点或思想体系付诸实施[38]。科罗别耶夫教授认为可以“勉强接受”，因为该观点“并没有完全解释作为刑事法律现象的极端主义本质”，虽然表述中使用了“应受刑罚惩罚的方式”强调了行为的外在性，但仍然不够明确。为了确定极端主义作为刑法打击的对象的明确性，“至少应该确定极端主义实现的方式和方法”，为想要实施极端主义犯罪的人和司法实践人员提供尽可能清晰明确的法律指引[39]。上述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在思想与行为相结合的基础上，来判断极端主义的做法是可取的。尽管科罗别耶夫在评价时使用了“勉强”一词，但至少意味着俄罗斯学界对这种概念界定的认可，意味着在界定极端主义时，不能将极端主义行为与其赖以存在思想基础相割裂。其二，上述极端主义的表述，还存在着不足。当然，该不足主要表现在对极端主义行为方式揭示得不够明确，没能为司法实践和预防极端主义行为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当然，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的立场与理解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从极端主义应具备的思想内涵和行为表现看，将二者相结合来界定极端主义，无疑具有合理性。
      上述关于极端主义概念界定的四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从法律规范层面看，国家对极端主义的打击和治理还是应该将极端主义限定在行为的范畴内。当然，极端主义行为要与其他行为相区别，必然有极端主义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从行为与思想相结合的视角来界定极端主义更加合理。行为与思想是一种表里的关系。思想支配行为，行为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表现为行为的思想才是法律的评价对象。将极端主义看作是一种建立在极端思想之上的、违反法律的行为的观点，既具有理论说服力，更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五、关于极端主义概念界定的思考
      （一）极端主义具有意识形态属性
      极端主义思想如果外化为具有法律意义上评价的极端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偏激的观念，而是具有系统性的极端思想。为了清晰阐明极端主义的概念，就必须阐释清楚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
      在界定极端主义概念时，涉及到意识形态内容导致了界定的困难。“所有打击极端主义的理论家都具有极端的偏见并带有意识形态的局限，因此经常采用双重的标准。”[40]也正是极端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种关系，才愈发增加了理解极端主义的困难。“极端主义不可能脱离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存在。”[41]即便是赞同极端主义是对极端观点倾向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极端主义不是简单的对‘某种极端观点或措施的倾向’，是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倾向。”[42]但也不能把所有的意识形态看成极端主义，只有那些特殊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才是“极端主义的第一要素”，且是极端分子“特殊心理的核心”[43]。不仅要在行为上将极端主义与一般的极端反人道的行为相区别，还应该在思想上和意识形态上将极端主义与其他行为相区别。只有“以极端思想为基础且以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名义实施的破坏性行为”才是极端主义，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极端分子“组织、团结和行动的基础”[44]。脱离了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组织便丧失了其团结的基础和行动的目标引领。极端分子不仅仅个人遵循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将这种思想推广扩大并影响他人。
      （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
      意识形态本身在学术界存在着巨大争议，将极端主义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时，清晰界定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愈加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无法界定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国学界基本的观点是采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5]。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在该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不同时代与不同的统治阶级利益相适应。“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自由、民主等。”[46]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为准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提供了理论指导。
      俄罗斯学者往往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原则和宪法秩序相联系界定极端主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指与作为国家和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民主原则相违背、敌视的世界观体系。”[47]现代文明国家无一例外地将民主作为其自身宪法秩序的重要原则，因此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显而易见。这种观点最大的问题在于，目前对什么是民主这一根本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民主在成为事实之前是一种观念，并且正因为它是一种观念，故它就没有单一准确和一致认同的涵义。”[48]尽管俄罗斯学者强调，极端主义破坏了俄罗斯民主原则，但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民主问题存在着诟病。有学者认为，现阶段俄罗斯总统选举暴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很难说已经使后共产主义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在于俄罗斯超强总统下的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新闻自由状况不符合对民主的判断，进而建议“把俄罗斯描述成是受一个‘选举式独裁体制’的统治”[49]。在某些西方学者眼中，俄罗斯的民主并不是他们眼中的民主。也就是说，单纯地将极端主义的界定与民主问题联系在一起，很难把握住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各国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民主制度，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带有自己的特色。在具体界定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时，必须考虑到各国自己的国情，不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通用的唯一正确的概念，也不能用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照抄来的“飞来峰”[50]作为标准，来度量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不过是极端分子为自己的极端行为所寻找的违反现行法律的华丽辞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极端分子实施违反一国现行法律的违法行为时，用来进行自我辩解的观念与思想体系。只有从违反现行法律的视角来揭示极端主义思想的本质，才能更好地理解极端主义的思想内涵。
      （三）极端主义的政治属性
      从极端主义具有意识形态基础而言，极端主义行为必然带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极端主义不可能是非政治的，正如其派生的恐怖主义一样”[51]。离开了政治谈极端主义就偏离了研究的正轨。这种政治可能是国际的，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具体表现为对某一特定社会团体的仇视[52]。由这种意识形态引发的行动必然采用非法暴力，也反过来印证该意识形态是“不妥协和不温和的”[53]。如果离开了政治属性来谈论极端主义，必然导致极端主义的无限扩大。正如有观点认为，“如果撇开政治因素，从日常生活中任何事物都有用的两面性来观察问题，从发展的眼光来观察问题，人们发现极端主义也应有它的两面性……”[54]这个两面性，一方面指对极端主义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指极端主义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创新。在脱离了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有的俄罗斯学者认为，极端主义具有双重属性。在政治上，极端主义可能导致改革、革命、暴动、流血起义、恐怖活动、政权更迭或者社会制度变革，在科学、文学、体育、时尚、文化等艺术形式中，极端是创新的源泉。因此，在不同的领域中，极端主义所获得的评价也不一样[55]。这种对极端主义做双重评价的观点恰恰是脱离了极端主义政治属性导致的。对极端主义的研究，不能偏离了极端主义的政治属性，否则会导致任何带有偏激性的行为都可能被评价为极端主义。
      通过上文对极端主义概念界定的四种代表性观点的阐述和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论证，极端主义是建立在与一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思想之上的违法行为。由于在各国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也就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极端主义定义。这也解释了2001年打击三股势力的《上海公约》所描述的极端主义特征与基本含义，但没有完全给出极端主义精准定义的原因。按照该公约的规定，要想准确界定极端主义还必须要结合各国法律。对极端主义概念的界定能揭示出极端主义所具有的政治本质属性。也正是基于极端主义具有的这一政治属性，各国可能存在极端主义的不同定义。
       （作者：龙长海，内蒙古大学教授，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张莉）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