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邪教问题一直以来是西方反华的传统手段之一，一些反华政客不断操纵民族宗教人权议题干涉我国内政。当今世界，国际局势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随着中国国力增强，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西方右翼保守势力抬头。在中美对抗加剧的大环境下，美国大选期间各色邪教组织不断制造阴谋论挑动社会矛盾，同时我国国内的邪教组织和社会文化环境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一方面，这些因素对我国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构成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世界变局为我国健全邪教治理的法制建设、社会建设、提升邪教综合防治水平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邪教治理在外部、内部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探索我国邪教治理工作的新思路和新举措。
      一、中国邪教治理面临的复杂外部环境
      首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战略的转向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对抗加剧，邪教/宗教议题政治化、邪教组织政治化趋势有所加强。马克思曾说：“所谓基督教国家，它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 [①]美国是基督教全球传教的战略基地，长期以来标榜民主自由，而“宗教自由”不仅是一种价值观，更是第一自由、核心自由，美国将宗教信仰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结合，推出信仰外交政策。1998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美国宗教以一种建制性的方式介入美国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的制定之中，宗教自由的理念以法律的形式得到落实。2016年奥巴马签署了《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进一步强化了所谓对“侵犯宗教自由”的打击力度，这一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定期开出“侵犯宗教自由”的人员名单，打击对象由国家转向个人。2020年2月美国同25个国家或地区发动成立了国际宗教自由联盟[②]，“以捍卫每个人无所畏惧的礼拜权利”为宗旨，以宗教联盟达成政治联盟。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一直对我国“特别关注”。
      伴随美国试图通过“接触”战略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失败，隐性渗透逐步变为显性对抗。白宫2016年发布的《对华战略报告》中称需要对以往的对华战略“进行根本性重新评估”[③]。对中国的邪教治理，美国粗暴干涉，将中国政府对邪教的依法打击歪曲成“破坏宗教自由、侵犯人权”，美国国会还相继出台多项决议就中国政府依法打击邪教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
      一些西方国家将邪教/宗教问题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开展价值观外交，转向用“力量”捍卫所谓宗教自由，并且对中国邪教/宗教议题的政治口径逐渐趋同。如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丹麦、新西兰等20国的反华政客组成的所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从2020年成立开始就不断操弄邪教/宗教和人权议题干涉中国内政。35名加拿大议员致信加拿大总理要求就邪教治理问题制裁中国。数十名澳大利亚政客公开声援邪教组织并指责中国。一些西方媒体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不惜通过编造谣言、失实报道来破坏中国国际形象。一些国际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无疆界（比利时）等利用失实和歪曲信息恶意评价中国宗教、人权状况，甚至为邪教组织站台。
      伴随局势的复杂化，中国国内邪教组织主动与美国为首的反华政治势力相互呼应，以反华、反共为境外立身之本，政治化程度空前加深。以法轮功为例，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表现异常活跃，该组织控制的传媒除了替特朗普进行宣传之外，还散播谣言，制造阴谋论，暗示民主党受中国影响、操纵选举、选票作假、发动政变，迫使民主党媒体进行报导揭露。《纽约时报》2020年10月24日报道称，法轮功背景媒体《大纪元时报》有巨大影响力，该媒体一直是阴谋论“间谍门”最著名的推动者之一，声称奥巴马政府官员在2016年非法监控特朗普的竞选活动[④]。还散布“Q匿名者”阴谋论，传播有关选民欺诈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歪曲说法。
      邪教组织这种极端政治化表现，既有政治豪赌的因素，也有力量整合的考量，并一定程度催生政治组织邪教化。如日本邪教组织“幸福科学教”头目大川隆法将极端反华作为组织纲领，邪教教义的歪理邪说与极右翼政治图谋深度融合。该组织还成立“幸福实现党”，邪教头目成为政治领袖，介入国内政治事务，出版多部著作就中国国家领导人、新疆问题、新冠疫情溯源调查等进行造谣污蔑。又如美国右翼“Q匿名者”组织和深度支持特朗普的基督教福音派，一直指责拜登及其犹太裔执政团队是狂热犹太复国主义者。反犹情绪、白人至上主义、反智主义与各种阴谋论互相交织，业已形成美国高度分裂社会的一股强劲的舆论能量。美国一些邪教问题专家认为，很多特朗普支持者自美国大选结果公布以来沉迷于各种阴谋论无法自拔，特朗普一直使用类似于邪教头目控制信徒的方法，比如恐吓、盲目崇拜，说谎和要求对他忠诚[⑤]。
      其次，邪教/宗教议题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位置有所上升，并与民族、人权问题交织在一起，且不断强化。美国权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未来：给拜登政府的建议》中建议拜登政府通过加大人权议题来牵制中国，为涉及香港、新疆、西藏、女权主义和宗教议题的维权人士提供必要的长期支持，让中国从内部发生变化。同时建议美国政府应当从如残疾人维权、就业歧视、家庭暴力、性少数群体维权等中国政府以往轻视的方面入手。例如法轮功厌恶同性恋、反女权、反堕胎、反跨种族婚姻的价值观与基督教福音派保守势力相向而行，他们与“台独”“疆独”“藏独”“民运”“港独”势力合作，提供各类“证据”污蔑中国政府，将宗教议题拓展到社会议题。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中国互联网平台一些谣言的幕后推手有邪教组织的身影。
      在美国，邪教组织的政治联合通过整合各种宗教力量成为美国基层保守势力的宗教烘托，进一步影响和强化保守势力上层的思想观念，形成更为统一的对华共识，凝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意识形态反华合流，煽动和加剧美国社会因新冠疫情的仇华和报复心理。新一届美国政府为了弥合社会裂痕，也将利用制造共同敌人的方式通过反华来抑制社会对抗，转移社会危机，强化美国共识，在联合西方民主盟友的同时多方面多层次破坏中国国际形象。中国的邪教治理面临的挑战将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从法律、安全维度拓展到传播、社会维度。
      二、中国国内邪教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自1990年代我国依法取缔一批邪教组织以来，国内的邪教治理工作成绩卓著。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三个新问题。
      首先，灵修培训呈现蔓延趋势。灵修培训是近年来高度活跃的类邪教组织，所谓灵修是指通过修炼加强人的灵性，这场运动活跃于美国1970年代，一批印度瑜伽大师（guru）在美国成立灵修组织，争议不断。“大师”作为具有神秘主义色彩、反传统的身心修炼活动的指导者，很容易被学员神化，导致盲从、强迫控制（coercive control）和身心伤害。如国内知名度较高的奥修，曾在印度建立社区并逐渐做大成为国际组织进入美国，在1981年因谋杀纵火等罪名被起诉，被迫离开美国。在奥修逝世之后，国际奥修基金会对其不断造势运作，将其捧上神坛，称奥修是“当代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大师之一”、“泰戈尔以后印度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⑥]。
      灵修传入中国之后，为适应中国国情，强化、凸显奥修理论中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因素，并通过强调个人与社会相脱离而与宇宙相结合的修行方法，迎合了部分城市白领生活压力大、追求刺激、以低俗为解放的特质。为便于敛财，灵修组织对于金钱的态度一反传统宗教中要求禁欲的传统，认为金钱对于修行存在帮助，收取高昂的学费。这些灵修组织不断改头换面，打着课程培训的旗号同时淡化其中的宗教色彩，更具有隐蔽性。一些人甚至在知道灵修组织的犯罪事实后，仍然会为其辩护“奥修是个天才，只是他的思想太过提前” [⑦]。
      虽然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灵修培训组织与典型的本土气功类、基督教类邪教组织有很大不同，但是危害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灵修培训要求个人臣服于组织，放弃与社会的联系，在一些灵修组织的社区构想中，信徒们在社区内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在彻底摒弃原有的社会身份后，完全伏膺于导师。通过培训鼓励性自由和换妻，以学员个人隐私相要挟，强迫学员服从于导师。
      其次，“外星人”邪教花样翻新。“外星人”邪教究其源流，仍然是西方新纪元运动的产物，如光工组织早在1960年代就以新宗教运动的形式在美国传播，在国际上臭名昭著的国际雷尔运动、导致信徒集体自杀事件的天堂之门邪教组织均可以被视为“外星人”邪教。“外星人”邪教传入我国之后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例如被明确认定为邪教组织的“银河联邦”头目郑辉，就杂糅了佛教元素于外星科幻之中，迷惑佛教徒加入。这些组织将过往的神话、先知的身份变换为外星人，指向外太空、指向未来。组织头目往往宣称自己与外星人有过密切的交往，或干脆宣称自己就是外星人派来拯救地球的使者，指导人类“觉醒”，以猎奇、阴谋论等形式吸引青年人加入。
      例如“银河联邦”邪教组织的源头“昂宿星人”组织。其创始人最早出现于2005年，在互联网上的ID为“777ALAJE”，自称是昂宿星人，所兜售的理论吸收了部分科幻小说、拼凑科学名词而成，要点包括：（1）宇宙中充满了其他生命体，而且这些生命体存在于不同的维度。（2）昂宿星人属于光之银河联邦（Galactic Federation of Light）中，与蜥蜴人、天龙座人一同生活在地球，目的是使人类觉醒，使地球“扬升”。（3）整个人类社会都是虚假的，是统治阶级为了蒙蔽百姓而作出的表演，因此百姓需要“觉醒”。（4）外星人会同人直接交往或直接寄生于人类之中，不论是与之交往还是被寄生，都是“觉醒”的过程。该组织带有明显反社会反政府的倾向。类似的组织对社会批评采取诬告滥诉、威胁等手段进行打击报复，具有明显的邪教特征[⑧]。
      此类外星人邪教由西方转入中国台湾后，再借台湾为跳板进入大陆，并通过创办网站、建立自媒体、注册微信公众号以及开办网络讲座进行舆论宣传，积极争夺信徒。考虑到中国国情，它们宣称自己不是宗教，或包装成UFO科普组织。在实践中一方面吸纳一些影星、歌手、字幕组进入，在歌曲、字幕中加入邪教教义，通过软性宣传进行互联网传播；另一方面以办慈善、做公益的名义进入贫困山区，向山区的儿童传播，培养新生代。
      第三，伪科学团体向青少年传播。除上述这些带有邪教特征的类邪教组织之外，国内伪科学团体也在不断变化，一直试图进入主流视线。我国的伪科学团体集中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试图发掘人体中所表现出的超自然现象，实际上这些内容早已有之。1990年代盛行的特异功能热，可以追溯到1979年四川男孩唐雨的“耳朵听字”，伴随特异功能热、气功热，一批气功大师纷纷出山，包括后来的法轮功邪教组织，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更值得注意的是伪科学团体进校园、向青少年传播的现象。早在1991年伪科学团体便提出过诱发青少年特异功能的理论[⑨]，近年来如量子波动阅读、“鸡蛋返生”研究都是针对青少年进行的培训。尽管伪科学团体与邪教组织有本质的差别，也不排除有少数人从探索未知的角度进行探究，但所谓特异功能如开天目本质上就是笃信“超自然力”，是有灵论、有神论的翻版。法轮功邪教组织兴起的历史教训已经表明，伪科学往往为不良社会文化思潮提供土壤，伪科学团体的“研究成果”常常被邪教组织作为“科学依据”，或成为邪教的理论基础。回顾美国1970年代新纪元运动和中国1980年代气功热的历史，不难发现，很多邪教组织和恶性邪教犯罪事件都是从这些文化土壤中逐步演变而来。
      以上所述的一些舶来新兴宗教或信仰团体虽然尚未被我国官方认定为邪教，但其域外源头曾经出现过邪教犯罪事件，在组织运作机制上与源头高度相似。上述组织在内容上附会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文化甚至科幻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违背甚至形成对抗，对我国当前的邪教治理构成新的挑战。这些组织具有迷惑性更强的对外身份、半地下或隐蔽的线上和线下群组联络方式、相对较少的违法犯罪记录，尚未形成大规模群体事件，这些因素使得我们的甄别和治理难度加大。另外，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条对邪教组织的司法解释，这些组织还不能完全与邪教组织划等号，有些没有首要分子，有些没有固定组织，有些没有违法犯罪，因此，在认定、处置方面都存在一定难度。治理伪科学团体更加困难，这其中还涉及学术道德、学术监督等多方面因素，如何加强预判和前瞻，对不良社会文化思潮保持警觉将成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
      三、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角度看邪教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既要坚持好、巩固好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又要完善好、发展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⑩]。
      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指示和要求，新形势下，提升邪教治理能力，健全邪教治理体系是其中应有之义。
      首先，邪教治理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工作的精神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1]。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认识宗教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只有科学把握宗教发展消亡的规律，才能深入理解新兴宗教运动、邪教活动的演变规律，才能有效指导治理实践工作。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抵御邪教传播、迷信和新有神论思潮提供了思想武装，是一切邪教治理工作的理论内核。邪教问题同意识形态问题紧密相关，邪教治理必须服务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抵御错误思潮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方向指引毫不动摇，否则就会方向错乱，开历史倒车。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要全方位覆盖治理工作的各个环节，无论是邪教组织的界定甄别、危险组织的社会预警，还是邪教受害者的社会帮扶救助，始终保持理论清醒，明确认识“有神”观念对现实的歪曲反映。邪教组织的操纵、欺骗和伤害是这种歪曲反应的直接体现，是对人的精神剥削和奴役。在治理工作中要时刻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不断明确自身站位、在工作中真正面向群众，以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新高度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理论指导地位，从国家层面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相关学科的培育扶植。
      第二，邪教治理工作必须针对世界变局重新定位治理客体、治理主体、治理目标。随着邪教问题走向政治化、国际化、复杂化[12]，治理客体从固定的邪教组织扩展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侵害公民权益的类邪教组织、新兴宗教组织、政治化的邪教组织、邪教化的政治组织，从社会群体扩展到网络群体，从国内扩展到国际。
      相应的，随着治理客体的扩展，单一的政府机构已经难以完全满足治理主体的新任务需求，很多民间团体如中国反全能神联盟都在社会帮扶方面做出贡献，但也面临缺乏有效组织和长效机制、人员老化等问题，如何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动员全社会力量多部门联动、共同科学应对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治理制度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深化机构改革成果，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领导、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协同参与的防范治理邪教工作机制，将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责划归中央政法委员会、公安部。制度建设需要法律指引，目前我国缺乏专门的反邪教法，邪教的法律治理面临实践上重政策轻程序、执法不力、缺乏完整法律体系等现实困境，给基层执法人员造成诸多工作困扰，能否有效推动反邪教立法相关工作将是邪教治理制度改革创新的关键。
      在治理目标上，从铲除邪教组织、打击邪教犯罪、教育转化邪教成员回归社会、维护社会稳定，扩展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精准预警和风险防范、精准社会帮扶等。
      第三、在邪教治理实践中要预防式处置和事后处置并重。这两种处置模式是目前世界上的主流，世界各国根据自身历史、文化、国情选择合适的处置模式，一些欧美国家以事后处置为主，而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以预防式处置为主。当下新型邪教的隐蔽性较强，不易甄别，但它们如果演变成境外反华势力的扶持对象，待其发展出一定规模将危及国家安全，因此，静候其做大成势也绝不可行，必须坚持预防式处置的治理特色。同时，由于难以对所有邪教在萌芽期时就连根拔除，事后处置将作为邪教治理的重要补充。
      第四，加快构建中国邪教治理的话语和叙事体系。通过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提升邪教治理国际话语权，制衡和消解西方“宗教人权”议题的打压。在邪教治理工作中，宣传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体现。世界变局中，与反华势力、邪教组织的斗争首先是一场舆论战，是多平台、多渠道的复杂工程。对外，如何有效向国际社会理直气壮地展现中国政府打击邪教犯罪、保障人权民生的合法性、正当性，需要不断探索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对内，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反邪教宣传教育的渠道极大丰富，但目前国内针对青少年的反邪教宣传警示教育主要以观看展板、发放小册子等方式为主，效度仍然有限。因此，亟需在义务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通过思政课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国家安全教育、反邪教等内容。
      第五，建立邪教治理效能的动态长效评价体系。检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终效果是对治理效能的评价，但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治理工作的内涵会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建立一套科学合理、与时俱进、动态发展长效评价体系势在必行，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提升政府的有效治理、监管能力，是实现邪教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基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的治理总目标，如何不断细化治理主体和分工协作，将预防与宣传工作、教育转化工作、社会帮扶工作等指标纳入考核范围，如何加强顶层设计，在新形势下继续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构建政府、学术界、民间多层次多渠道、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邪教防控、救助、评价体系，需要坚持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不断守正创新。
      
        致 谢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新鹰研究员对本文部分研究工作的宝贵建议！
       （本文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项目“世界新变局中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E0E48937X2）阶段性成果。）
       （陈天嘉，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王贝特，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21年第6期，责任编辑：黄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