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属于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这一人文学科起步较晚，起点较低，学术积累甚少，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至今仍面临着一些短时间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问题。我从1964年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初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从事我一无所知的宗教学术研究，一干就是五十余年。作为这一领域的一位“过来人”，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学研究事业的巨大发展变化，看到一批批研究成果不断面世，看到许多像我当年一样的年轻学子，走上宗教研究工作岗位，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与此同时，我从自身的科研经历中，深切感到，我国宗教学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有明显的“短板”和缺失，话语体系不健全不独立、不完整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之一。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每一门学科都应当具备独立的话语体系。所谓话语，主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推理、判断、术语、语言表达方式等内容。话语相当于一架机器的零部件，它既是研究主体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又是构成学术思想体系的重要元素。因此，是否具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是检验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和水平高低的一把尺子。数十年来，在宗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为工具手段，对人类宗教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诠释和论述。这种努力的积极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研究和著述中，在世界各大宗教以及中国宗教历史的研究和著述等领域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对西方宗教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的翻译、著述和介绍中，包括对西方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现象学、比较宗教学、宗教诠释学的研究和译介中，西方宗教学的话语体系则居主导地位。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并存和“各说各话”的现象十分突出，各有自己的受众。这从一个层面表明，初生的中国宗教学体系还不够健全、完整，还需要努力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两种话语体系并存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有某种必然性。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在毛泽东主席关于“加强宗教研究批示”精神的指引下，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宗教学终于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有了一批在党的关怀指导下的开拓者。但建所不到两年，就发生了那场后来称之为“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使刚刚起步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十年动乱造成的思想混乱，使初生的中国宗教学遭到沉重打击，而恢复和重建中国宗教学，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下起步的，其根本特征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创新。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宗教学研究队伍的显著变化之一，是研究主体学术思想和知识结构方面发生的巨大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一方面我国在宗教学领域陆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不断充实到研究人员队伍中来；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政府不断选派众多的进修生和研究生到海外研修学习，加之中外学术思想文化交流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宗教研究人员的学术思想和知识结构乃至做学问的方式套路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宗教学理论的研究和译介方面，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便是宗教学领域的“西学东渐”。在研究、译介、引进西方宗教学理论和学术成果过程中，部分中国学者明确认识到，西方宗教学的研究主体不是真正的科学无神论者，其理论思想虽有某些科学理性的元素或成分，但也有明显的缺失和局限；我国宗教学研究所要借鉴的，只限于其中的积极因素。尽管如此，但由于这些学者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了介绍引进现代西方宗教学的成果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论，因而他们在著述中强调，西方宗教学是我国宗教研究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而对其中所包含的消极乃至谬误的内容，则未能引起高度的重视，未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如今经过数十年科研工作实践的磨练，我们在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理论思想上变得更加成熟自信了。在宗教学理论研究中，我们明白了一个大道理：不论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还是外来的理论思想，我们只能采取批判接受的科学态度。西方宗教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开阔了视野，扩大了宗教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构建了多种不同的方法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但西方宗教学理论上的缺失和局限，值得密切关注。首先，西方宗教学与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分属于不同的理论体系，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而西方宗教学各流派都不赞同历史唯物论，都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其次，西方宗教学已有150余年的历史，迄今却连宗教学的具体名称都无法确定下来，有的称为比较宗教学，有的称为宗教史学，有的主张从宗教史学过渡到宗教人类学。这足以说明对宗教学学科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论认识不清，没有定论。最后，西方宗教学深深地受到实证主义哲学和现象学的影响。实证主义实际上只承认主观经验，认为人们不可能也不必要认识事物的本质，而科学只是对主观经验的描写，并不反映任何客观规律。现象学所谓现象，实际上也即人的主观意识，现象学家对世界是否存在不下判断，反对现象与本质的区分。在上述两种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下，西方宗教学只把“宗教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而普遍拒绝讨论宗教的本质，拒绝回答上帝神灵是否存在的问题。这种保守态度远不如同时代的康德，康德在其著作中有力地驳斥了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宇宙论和目的论的所谓“证明”。总之，近现代的西方宗教学尽管较之中世纪西方的传统宗教神学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它在基本理论上的苍白无力、模糊不清依然是其致命的弱点。
长话短说。为了提升中国学者在宗教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我们应当努力做好三件事。
第一，在学科三大体系的构建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构建中国宗教学的根本原则。为此，作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要将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必修课，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科学无神论，作为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宗教研究各个领域。
第二，应当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包括西方宗教学在内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和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是开放体系。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在构建过程中应当借鉴、吸纳一切有益的宗教学术研究成果，但必须采取扬弃的科学态度。西方宗教学由于基础理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不应当在“道”的层面吸纳。西方宗教学积累的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包括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宗教诠释学等视角和层面研究人类宗教现象的方法论和经验，在“术”的层面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第三，努力提升中国学者在宗教学领域的话语权，需要提高学术研究的原创性，需要在理论思想上开发出自己的品牌。原创性，就是要在学术思想、话语体系上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品牌，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此，我们在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中，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作用，同时又要根据中国的国情、社情、教情以及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理论中国化取得实际成果。不断深化理论，不断更新话语，才可能提升中国学者在宗教学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吴云贵，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21年第6期，责任编辑：黄艳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