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前沿报告是马工程立项资助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以来第四期报告。本期报告将接续第三期报告，以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为主要范围，综述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的研究进展，分析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思考建议。
一、学科发展概况
（一）中国无神论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诞生
2013年8月18日至19日，中国无神论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2013年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年会主题为“科学无神论事业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此次年会由中国无神论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习五一代表第三届理事会做工作报告，题目为“继往开来，努力开创科学无神论事业的新局面”。报告概述中国科学无神论事业的发展历程，指出虽然当前科学无神论事业出现喜人景象，但形势也不容乐观。利用宗教影响国家安全的三个突出问题是，以达赖集团为首的藏独分裂势力；打着伊斯兰教旗帜的“东突”分裂势力；美国基督教新保守势力的对华扩张战略。国际右翼宗教势力的文化渗透是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为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应当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
代表大会推选出中国无神论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朱晓明被推选为中国无神论学会新任理事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担任学术顾问。有9位同志当选为副理事长，即：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习五一研究员、中国反邪教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慧梅、北京科技大学左鹏教授、教育部高校社科研究中心原主任田心铭研究员、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加润国研究员、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李申教授、教育部高教社科研究中心主任杨河教授、中国社科院计算机网络中心主任张新鹰研究员。学会秘书长由习五一研究员兼任，副秘书长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王珍副教授担任。
中国无神论学会新任理事长朱晓明研究员发表致辞表示，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工作将沿着任继愈先生开创的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道路继续前进，齐心协力，为抵御宗教渗透、文化传教、邪教肆虐、藏独疆独猖獗提供思想理论武器。
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同志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起点和基石。中国文化有着深厚又极富特色的无神论传统，需要我们加以挖掘、坚持和弘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服务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构建。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虽然活跃着多种宗教，但是中国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宗教国家，而是一个世俗国家。中国宗教本身也非常富有中国式的现实品格。这正是我们党，作为一个无神论的政党，能够如此自然地从中国人民当中生长出来，得到人民的长期支持，克服种种艰难困苦，取得胜利，而且胜利以后能够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因此，坚持无神论，是执政党对自身建设的要求；要善于做群众教育和宣传工作；始终要和坚持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紧密结合。
《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主编杜继文研究员发表主题演讲。他指出，不论是“信仰危机”、“信仰荒漠”还是要整合成为“信仰中国”，这都不是中国本有的，更不需要用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神学来填补。中国既不缺信仰也不缺道德，中国缺的是科学。近代以来，基督教是因其教义和神学与我国的人本主义传统不甚相容而一再遭到排斥，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理性则为我们广泛学习和吸收。当前科学无神论面临的最重要也最迫切的任务，是应对“文化传教”，即以文化学术形式实施的宗教渗透。切实贯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立法，维护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
（二）第一届科学无神论论坛在京召开
在马工程的大力支持下，2013年12月5日，第一届科学无神论论坛在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报告厅召开。论坛的主题是“纪念毛泽东《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批示50周年”，由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与中国无神论学会联合举办。全国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同志出席此次会议。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杜继文研究员发表“毛主席批示的战略意义”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毛主席的批示史无前例地把对宗教的观察和研究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判断国际关系和进行决策的视野。任继愈先生将其归纳为“研究宗教、批判神学”，这成为我国宗教研究的基本方向。目前国际环境，宗教急剧政治化，这影响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因此，对国家而言，宗教现在还不完全是私人的事情。依照我国的传统和西方世俗化的潮流，国家需要对宗教事务做全面的导引和管理。对此，我们一定要理直气壮，容不得让步和妥协。
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朱晓明研究员发言，题为“继往开来，薪火相传，开拓科学无神论研究的新局面”。他说，毛主席的批示的要点是，研究宗教，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批判神学。
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习五一研究员指出，当代全球宗教演变呈现出多元化的复杂趋势，首要特点就是基督教的主要群体由北半球向南半球转移。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基督教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衰落，同时某些热衷传教的基督教新保守势力推行传教国际化的战略、大力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基督教。宗教不只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手段。当前西方列强的核心话语已转向“以宗教自由为基石”的人权，这种宗教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影响国际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也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要加强科学无神论建设，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确保我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
上海师范大学李申教授回顾中国无神论学会30多年的历程。他指出，学会关注重点主要在警惕传统有神论的急剧传播和扩张上。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必须直面有神论的发展和进攻，一方面还要面对一些举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旗帜、实则以宣扬宗教、宣扬神学为目的的宗教学家宣传。这种新形势也给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三）学术研讨会和工作座谈会
第四届中国无神论学会积极推动科学无神论事业的发展。学会主要领导联名致函中央领导刘延东同志，获得重要批示。为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的批示，2013年9月3日，中国社科院王伟光院长会见《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主编杜继文，并批示中国社科院李捷副院长具体落实。2013年11月15日、12月4日、12月12日李捷副院长和马研院院长邓纯东三次会见中国无神论学会的主要学者，商谈学科建设。学会领导相继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公安部、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政府机构和高等院校进行调研，召开工作座谈会，获得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无神论学会与中国社科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和工作座谈会。
2013年10月19日至20日，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文件精神，“关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设计研讨会”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行。与会学者共设计10个关于科学无神论的研究课题，报送全国社科规划办。
2013年11月12日，“关于我国当前宗教形势和理论政策”座谈会在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会议室召开。中国社科院李捷副院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学会领导汇总座谈会情况撰写《要报》报送中央有关部门。
（四）2014年科学无神论重点科研项目
2014年度科学无神论学科相继获得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013年年底，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朱晓明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科学无神论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该项目主旨是阐述科学无神论的基本理论问题，为我国的科学无神论宣传提供基本理论观点和原理的阐述。成果形式预计为一部专著《科学无神论原理》，专著由李申教授担任主笔；论文集《科学无神论基本理论研究》一至二册。
2014年6月15日，经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评审，科学无神论专业有两个项目获准立项，即：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习五一研究员申报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研究》和北京科技大学左鹏教授申报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研究》。
习五一研究员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中国化研究》，其研究重点包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无神论是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重要思想武器。
左鹏教授负责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与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理论蕴涵和实践指向；境外宗教渗透的新特点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用力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构筑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基础性工程的基本策略。
（五）科学无神论学科科研成果出版概况
任继愈著《宗教学讲义》，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本书是任继愈先生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专业讲课的记录稿。任先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奠基人。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它是在批判性地总结和继承历史上的无神论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① 宗教以信仰为基础，必然导致蒙昧主义，其本质决定必然具有欺骗性和麻痹作用。唯有批判神学，才能写好哲学史、世界史和文学史。正确认识宗教发生、发展和走向消亡的客观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宗教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与教育，就是“脱愚”的重要举措之一。任继愈先生对宗教问题的深刻理解、坚定的科学无神论立场和对神学的严肃批判，对于当前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科学与无神论文集》——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之一，由中国社科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本文集的作者杜继文研究员长期担任《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的主编。本书由作者自选42篇论文和随笔汇编成集。其主要内容包括：对邪教的揭露和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批评，弘扬科学精神；对“文化传教”的审视和“宗教渗透”的关切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问题；以科学无神论与宗教信仰自由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宗教问题的探讨。作者指出：“将无神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构建成型，是我们当前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特殊需要，是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② 无神论是劳动和人性自觉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和思考的成果。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和无神论精神源远流长。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不是神为本，而是人为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为轻，民为贵。中国的人本主义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原动力。科学无神论不仅是一种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而且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基石和起点，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坚持科学无神论不能不分析、批评有神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近现代世界发展的历史表明，“宗教信仰从一种社会政治的存在，不断地退回私人自由选择的领域。”当前宗教研究领域中某些权威人士，提出在当代中国构筑“信仰中国”，“使宗教作为政治力量”，是逆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动。“富强”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位，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美国著名思想家、神经学家萨姆·哈里斯著作（Sam Harris）《自由意志——用科学为善恶做了断》，由欧阳明亮翻译为中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哈里斯是美国新无神论思潮“四骑士”之一。自由意志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作者认为，放弃“自由意志”，让我们更“自由”，③ 人的行为由其生理基因与成长环境决定。本书立论极具挑战性，代表了当代西方新无神论思潮中的观点之一。应当说，这种观点争议甚大，作者的论证也并非无懈可击。然而，作者揭橥的信念，即相对哲学和神学来说，科学不但可以，而且更应当成为道德问题的准则，科学可以为人类设立新的价值观，带领我们走向真正幸福的生活，体现着科学无神论者普遍的价值诉求。
《中国无神论史论丛》（第一辑）于2014年3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论丛由王友三、徐小跃主编，包括6本著作，分别为：王友三著《中国无神论史论集》，徐长安、刘光育著《儒学与中国无神论》，王月清、梁徐宁著《无神论与中国佛学》，陈林著《中国无神论与政治》，苏南著《王友三与中国无神论研究》，丁郁著《中西无神论比较研究》。这些著作探讨中国无神论思想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中国无神论史的对象和任务，无神论与有神论斗争的中心、发展阶段和起伏消长的变化规律，以及无神论反神学斗争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经验等，从各个方面审视、发掘中国无神论思想的意义和价值。作者认为，“只有确证和阐明中国无神论思想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表征，才能使中国无神论彰显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客观地评价，作者揭橥的理念，即：“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佛，就其思想实质皆是取向‘无神’”，颇具争议。然而，面对当今“宗教热”、“国学热”等潮流，论丛作者们撰写出中国无神论研究的系列专著，值得推荐。
二、 重大问题研究进展
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科学无神论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五个专题，即：科学无神论理论研究；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抵御宗教渗透，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研究；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
（一）科学无神论理论研究
1. 科学无神论的当代价值
朱维群同志指出，今天各种装神弄鬼的反科学、反理性的现象越演越烈，需要从源头上、从世界观上加以清理。这些愚昧的反科学行为背后往往有些党员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在推波助澜。对这些怪象乱象，只要我们没有从哲学高度予以清算，没有使历史唯物主义无神论成为多数人至少是我们执政党认识世界的思想指导，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建成一个科学昌明的现代国家。因此，坚持无神论是执政党对自身建设的要求。同时，要善于做群众教育和宣传工作。只有无神论的学说真正为大多数群众接受并且能够自觉运用于社会实践，我们的坚持才有意义。坚持无神论，始终要和坚持同宗教界的统一战线紧密结合。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绝不是制造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对立，绝不是要求信教群众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而是要使社会上更多人学会正确看待宗教现象，理性选择和把握自己的世界观。我们要同信教群众一起去反对境内外某些势力利用信仰问题扰乱正常社会秩序、进行政治颠覆和政治渗透的行为。只有把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尺度的准确把握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够说服更多的人赞成我们，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无神论在宣传贯彻中的阻力。①
朱晓明研究员指出，无神论植根于人们的劳动和实践，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思想基础，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的逻辑前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曾鲜明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这对我们开展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我们要为抵御宗教渗透、文化传教、邪教肆虐、藏独疆独猖獗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创造社会舆论氛围，改变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领域和地方“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不正常状况。要把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事业引向深入。②
杜继文研究员指出，对我国目前宗教形势的判断有几种流行的说法，如“信仰危机”或“信仰荒漠”论，此类论者，多有基督教的背景，后来也有新儒家类的跟进；“宗教融贯”论，即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引进基督教进行根本的改造；“信仰中国”论，即要挖掘中国丰富的宗教资源，组织起来构成一个宗教大国从而凝聚全球各个国家、民族的所有宗教力量于一身；还有“宗教反弹”说、“抑制邪教”说、“与时俱进”说，等等。所有这些论调都没有指明其“宗教”到底为何物，具体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朦胧模糊地兜售而又不敢直言，这是一种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的趋向。我国除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促使宗教显得兴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即西方对我们实行的立体式的宗教渗透，其中基督教渗透首当其冲，它所承载的西方价值观和政治趋向的宗教观更具有欺骗性。然而，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始终是明确的，并一贯支持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之所以会有以上混乱的认识产生，是因为国家《宪法》没有得到严格遵循，党的《19号文件》① 被淡出指导地位。这样就会要求宗教超越信仰本位而发挥社会公共作用，显示出宗教政治化的倾向。因此，对国家而言，宗教不完全是私人的事情，要提高国家掌握主导和管理宗教活动的能力。只有宗教回归其信仰本位，不论信教和不信教的全体公民都达到国家认同、宪法认同、法律平等，才能调动各方力量发展生产力，促进民族团结，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条件。②
习五一研究员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将科学无神论作为濒危学科重点扶持，学科建设已迈开坚实的步伐，但形势也不容乐观。加强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右翼宗教势力的文化渗透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仍然是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然而，该学科专业研究机构匮乏，研究力量严重不足。因此，加强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将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其中最紧迫的核心环节。③
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科学无神论的高级形态。加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科学无神论理论体系中的基础性工作。
田心铭研究员指出，“无神”是马克思主义一切理论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但他们不是重复“无神”的阐述，而是致力于向前推进无神论。因此，坚持“无神”思想，未必是马克思主义；不坚持“无神”思想，肯定不是马克思主义；抛弃“无神”思想而又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必定是假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而又超越“无神”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去揭示宗教的本质、根源、社会作用和发展、消亡的规律，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时，一方面，不能把无神论同有神论的对立和斗争提到首位，而应该使其服从于现实政治、经济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又必须始终坚持无神论的研究、宣传和思想教育，在世界观上同有神论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④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彻底无神论的宗教观，坚持无神论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宗教研究的真理性和价值是高度统一的。在宗教研究中坚持真理，必须坚持无神论。共产党人既尊重宗教徒和信教群众信仰宗教的自由，又坚守无神论的思想阵地，面向广大的不信教群众宣传无神论，这正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⑤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黄奎副研究员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科学无神论表达的是一种积极自由。它是形形色色的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沙文主义、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天敌。无神论在晚近中国陷入疑似边缘化困局，其前途命运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密切相关。其边缘化困局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有关，而宗教有神论在世界范围内的现状则与剥削制度、私有制的广泛存在密切相关。因此，无神论的真正胜利，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有待于“在地球上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⑥
3. 西方无神论思想研究
研究西方无神论思想是科学无神论学科建设中重要的领域。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投入精力翻译介绍重要的西方无神论学者的论著。
美国记录片《宗教的荒谬》受新无神论思潮的影响，为宗教证伪搜集证据。摄制组走访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摩门教、科学教派等不同宗教信仰的发源地和代表人物，主持人不断援引被采访宗教的教义和掌故对受访者进行“责难”与“攻击”，通过一场场机智狡黠的交锋，使得隐藏在宗教外衣后面的私欲和荒谬被揭露出来。①
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主编《科学与宗教：它们可以调和吗？》是一部专题论文集。论文选自国际探索中心的杂志《怀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ier)。在本书序言中，保罗·库尔茨指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存在冲突，应当对宗教进行科学探索与质疑。该书讨论的议题有：宇宙与上帝的关系问题、“智能设计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关系、科学与道德以及对超自然现象的科学调查等。宇宙科学家否定现代宇宙学为上帝存在提供证据说。美国科学界主流也对“智能设计论”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不是科学而是一种宗教信仰。关于科学与道德，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涵盖经验世界的自然知识领域，宗教涵盖道德和价值领域，两者在各自的领域中互不重叠；还有一种分析性的态度，即认为科学与宗教只在形而上学的问题上冲突，在道德伦理问题上并不冲突。然而冲突论者认为前者的中立态度是不现实的，后者的分析性态度仍然秉持伦理道德不属于科学的领域这一观点。事实是，道德观念并非专属于宗教领域，道德判断的基础也应该是事实真相而非依靠宗教教条或戒律；科学揭示真相，因而能够为道德判断提供可靠的依据。现代流行的几种典型的“超自然”现象，如“后世沟通”、“濒死体验”、“祈祷效果”、“都灵裹尸布”、“灵魂存在”等，它们不仅背离作为科学基础的自然主义，而且也违背基本的科学方法和知识。科学完全能够检验精神领域或宗教领域的事情。“唯灵论”的回归显示出科学理性的宣传任重道远。②
（二）科学无神论与宗教研究
1.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
杜继文研究员于2013年5月接受《马克思主义研究》采访时指出，“研究宗教”亟须拨乱反正，“批判神学”必须开展补课。随后，该访谈的观点受到某位学者撰文批判。对此，他撰文回应指出，总体而论，毛泽东批示的“研究宗教”，研究领域的主流做到了，逆流则把“研究”改成了“宣传”，所以要“拨乱反正”，以恢复宗教研究的本来面貌；而对于毛泽东批示的“批判神学”则基本没有做，相反，“构建神学”大行其道，所以“必须开展补课”，以维护科学理性的主导。我们不能把宗教信仰自由解释成宗教无政府主义。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种替代是危险的，不但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而且容易在实践上转移方向，干扰甚至阻挠党和国家的大局。“宗教学研究”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而不是完全沿用西方“宗教学”的方法。关于毛主席的“批判神学”，有人将之理解为与“研究神学”同义，这是完全不同的。对于“学术神学”，首先根本就不存在“无神论”的神学，其次汉语神学或学术神学不谈“神是否存在”以及拒绝辨认对神信仰的“真伪”，这是很怪异的；认为需要在当代中国构建“学术神学”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而学术神学的“教外”特性则令人怀疑。近20年来，在我国“宗教学”领域兴起一股颇为强大的霸权势力，无神论遭到全面围堵；对于其中的“权威”、“专家”，是不能持有不同意见的，否则就是不共戴天，反击的手段多种多样，很可怕。③
世界宗教研究所金宜久研究员通过重读恩格斯1853年5月致马克思的信函，结合当前的伊斯兰复兴，对伊斯兰教提出新的理解。从穆罕默德创教活动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公然谴责富商、贵族背叛古老习俗，沿袭游牧民袭击队商、获取战利品的做法，反对偶像崇拜、号召重返祖辈一神信仰等“托古”手段，“穆罕默德的宗教革命”、“伊斯兰教革命”，完全是在创教活动过程中借助相关经文而完成的社会变革，宗教革命和社会变革互为表里，相辅而行。作者肯定恩格斯关于伊斯兰教革命不过是“表面上的反动”、“虚假的复古和反朴”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当前的伊斯兰复兴不过是“复古和返朴”吁求的再现；“托古改制”的吁求仍是伊斯兰复兴的基本手段；伊斯兰复兴的发展必然导致伊斯兰政治化，即从政治角度阐释宗教问题；政教一体观念在当代仍然支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①
2. 无神论、宗教与道德
北京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周伯琦同志指出，固然宗教在道德教化中具备一定的正功能，但其负面作用也非常明显。其表现为：各宗教体系的经典及教义中充斥着违反伦理道德的内容；不同宗教（教派）之间无伦理道德可言；宗教道德中存在着很多违反人类伦理道德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必须厘清宗教与道德的某些内在联系。首先，是否因为有了宗教人们才有道德，没有宗教人们就没有道德吗？其次，道德源自宗教吗？再次，是否只有基督徒是有伦理道德的，无神论者就不道德？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比如爱因斯坦，说成宗教信仰者；把世界上最坏的人，比如希特勒，说成是无神论者：这些其实都是泼脏水的把戏。②
有学者指出，中国需要的是世俗道德，而不是宗教。当前很多人被流行舆论牵着鼻子走，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道德滑坡的现象，是因为中国缺乏宗教。这一随波逐流的应和判断，实在是鼠目寸光。事实上，西方社会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先进和强大，绝对离不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摆脱宗教的束缚，特别是宗教道德和律令对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束缚。启蒙运动之后，欧美进入现代社会，世俗道德才逐渐建立起来。中国近百年的崇洋媚外之风将自己的传统丢弃。在社会道德出现滑坡之时，反受人蛊惑，要去捡西方的垃圾当解药。我们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要重新认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发展真正适合现代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这才是正路。而非用西方早已失效的药方来治理中国。③
针对调和“世俗道德和宗教”的论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民族与宗教教研室主任沈桂萍教授指出，宗教支撑不起现代社会价值。当代中国社会，各种制假售假、贪污腐败、社会冷漠等负面现象频出，各种民族宗教纷争、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事件时隐时现。这一切在冲击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乃至国家安全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心理困惑、道德危机甚而信仰迷失。一些人期望利用宗教信仰、宗教敬畏来化解社会问题，甚而希望从宗教中寻求价值支撑，推动文化昌明、政治和谐和国家长治久安。然而，纵观历史，宗教既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稳定和谐的积极力量，也可以是导致分离族群、愚化民智、妨碍革新的消极力量。尤其是在一个深刻变革、快速转型的社会中，宗教的这种双刃剑作用表现尤为突出。过去我们曾经长期迷失在对宗教的简单化否定中，今天我们也不能陷入对宗教过分推崇的新误读中。当代社会承认宗教价值观对一部分公民的特殊价值导向作用，但不意味着把宗教看作人类文明的支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而弘扬倡导。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下，执政党对宗教社会作用的把握必须头脑清醒，意志坚定，行动有力。④
3. 宗教研究与宗教工作
朱维群同志指出，执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即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要注意解决当前宗教不正常发展和活动混乱问题，坚决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抵御渗透工作必须注意把握好政策尺度。我们禁止非法传教，不是一般性地反对宗教，而是反对某些西方势力企图把宗教变为反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治力量。抵御渗透不是要求信众放弃其宗教信仰，而是要求其不得接受外国势力支配和利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不是不聘用信教的外籍教师、不招收信教的留学生，而是要求其宗教活动必须遵守我国法律对外国人在华宗教活动的规定以及学校相关管理规定。不允许利用讲台传播宗教，不是教学中不能涉及宗教问题，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贯穿到涉及宗教学的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①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在“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这一课题报告中认为，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包括以圣经为基本教义的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基督教异端组织，即本土邪教组织，如东方闪电、三赎基督等）在经过近30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近30年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换，出现了诸多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基督教恰在80年代初的宗教开放政策后“巧遇”农村社会的需求，并给予及时的回应，藉此迅速占领了农村的信仰空间。在这些西方宗教中，基督教占据着独大的角色。在我国认定的五大宗教中，基督教信众在农村占95%以上；地下基督教（家庭教会和邪教）近年发展速度惊人，占基督教的70%左右。就区域而言，北方农村传统信仰形式已接近衰靡，西方宗教的各种形态在这里遍地开花、结果，迅速蔓延，其中基督教信众已占其总人口的10%到15%，且呈急速增长趋势。而南方农村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信仰体系尚保存完整，它构成了对西方宗教的抗体，使后者无法顺利进入，但调查表明，南方信仰体系亦正在走向瓦解。相对来说，北方农村对基督教认识深刻一些，普通教徒和民众能够清醒区分“政府允许”的基督教和“邪门歪道”的基督教；而南方农村由于正规基督教发展缓慢，积极传播的往往是基督邪教，人们也没有正邪的概念，无法分辨。此外，基督教“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基督邪教三者关系微妙，不容忽视。“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交流十分频繁，特别是新一代的神职人员和教会管理者几乎没有二者的身份区隔，在对中国近代史、海外教会、基金会等的认识上几乎一致，“三自”教会甚至通过家庭教会从海外募取大量资金。而本土基督邪教组织则直接产生于家庭教会。基督教在我国农村的传播过程中具有极端不宽容性的特点。综上所述，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并非经济发展程度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村自身传统文化和价值主体性的强弱问题。②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杨华研究员指出，近年来，非法宗教在农村迅猛发展，造成恶劣的政治社会后果。非法宗教是指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或不承认政府领导的西方宗教，主要包括基督教家庭教会等。根据在全国多地农村的调查发现，非法宗教以家庭为载体进行传播，要求其信徒退出原有人际关系网络，摒弃村庄的道德、价值评判，导致家庭成员间的矛盾、纠纷乃至分裂。随着非法宗教在农村的蔓延和壮大，其内部开始以基督教历史观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将后者歪曲为基督教反抗异教和政权压迫、逐步获得自由发展的历史。农村非法宗教否认中华文明、排斥农村传统信仰，肢解农村传统文化和价值的主体性，在许多地区介入村庄政治社会事务，参与村民委员会和人大代表选举，挑动村庄派系斗争，与党和政府争夺在农村的领导权。这些问题与30多年来农村出现的治理困境、伦理危机、价值失落、精神空虚等一系列问题一脉相连。因此，治理农村非法宗教，首先应加强党在农村的组织建设，增强党领导农村的能力。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的建设和投入，为农民提供一个便捷舒适、能够安居乐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要加强对家庭教会的监管，乃至取缔。在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打击从家庭教会中分化出来的邪教组织，只有这样才能既威慑潜在的邪教犯罪分子，又教育大多数普通农民。③
（三）抵御宗教渗透，遏制宗教极端思想
1. 抵御宗教渗透，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杜继文研究员指出，“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对华的一项持久战略。中国的宗教状况，在美国每年的《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都是被泼污和攻击的对象。其目的就是要涂改宗教自由的内涵、制造混乱。事实上，当前科学无神论所揭示与抨击的鬼神论，没有针对合法宗教及其信仰活动，而是指宗教渗透势力及其向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领域的侵入，以及他们力挺“宗教”占领社会公共资源，违犯国家《宪法》和《教育法》的言行。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就是“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的继续，其正在构建的汉语神学或称“非教会神学”，正与爱国教会的神学针锋相对。我们要对当前的某些“文化”动态、“学术”观点进行清醒的思考。①
习五一研究员强调，基督教新保守主义的全球扩张战略成为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工具。美国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这是以国家力量进行基督教全球战略扩张。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宗教右翼势力传播基督教福音的重点地区。境外宗教渗透成为威胁我国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战略意图是要改变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我们应当重视境外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合法渗透”。境外右翼势力推动基督教在我国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殖民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宗教右翼势力特别善于利用合法渠道，深入我国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阵地，培植力量，宣传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为从思想文化上提供抵御境外宗教神学渗透的理论武器，应当大力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②
习五一研究员通过对北京大学等高校校园中宗教现象的深入调查研究指出，根据“当代大学生信教群体状况调查”的数据分析，大学校园传教现象普遍，其中基督教势力最为活跃。大学生信徒不断增长，其中基督教徒比例最高。非注册类型的大学生基督教团契增长迅速，其神学倾向认为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只有参加家庭教会，才能获得“纯正的信仰”。这类基督教团契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张力较大。在当代中国的公共教育领域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受到了公开的挑战。③ 随着宗教热的逐渐升温，宗教在高等院校的传教活动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特别是基督教汉语神学运动，进入大学讲堂和国家研究机构。在当代中国大学校园里，海外基督教势力成为传播福音的主要力量。校园基督教传播隐性方式是进入教学领域，进行文化宣教。这样扩张态势的传教中，大学生基督教徒出现比较快的增长趋势。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已经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上工作日程。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作为抵御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的基础性工作。④
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反对暴力恐怖主义
2014年5月22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大量无辜平民死伤。这是近年来暴恐分子在中国制造的最血腥的事件之一。朱维群同志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是用宗教外衣包装起来的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的思想行为；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单打一不行，要从实际出发，调动各方力量，综合施策。当前打击的重点是以分裂国家为目的、以暴力恐怖为手段的宗教极端主义。除了在新疆利用宗教极端主义的“东突”势力之外，我国还有另一股宗教极端主义，即煽动他人自焚的十四世达赖集团，他们同样直接使用暴力恐怖手段，其目的则是对中国政府施压、分裂国家。事实上，各色宗教极端主义是从境外伴随着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来到中国的。比如“东突”思想并不是产生于新疆，而是来自19世纪末俄国鞑靼知识分子中的泛突厥主义和没落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这“两泛”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影响到中国的新疆。因此，它们一开始就是为外国势力分化、瓦解中国服务的。而现代宗教极端主义在西亚、中亚一带的泛滥，则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这一带国家的侵略和欺凌有关。西方的霸权主义行径激发起当地民众的反抗，宗教极端主义则成为反抗的思想武器和手段。近几十年来，境外一些国家的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极力对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进行渗透，一些地方出现社会生活泛宗教化、宗教去中国化的倾向，比如鼓动妇女穿“黑袍”等。虽然我们不能把宗教去中国化倾向等同于宗教极端主义，但这种倾向确实可以使我们的信众失去辨别力，丧失对外来宗教极端主义的警惕。此外，宗教极端主义还与一些地方经济欠发达、文教事业欠发展，以及思想相对封闭有关。唯有开放、开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宗教极端主义。总之，当前最直接、产生效果最快、最紧迫的还是严厉打击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团伙，切断传播渠道，转化“地下讲经点”。同时，扩大产业领域，发展新的生产力，把对新疆的经济支持更多放在那些能够增加就业的行业。坚持整个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取向，特别要提高偏远地区农牧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加对宗教极端主义的鉴别能力。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要全国一盘棋，各地区、各领域相互配合，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把这一祸害整治住。①
习五一研究员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是打着宗教旗帜的极端主义思潮，它往往是宗教极端教派蜕变的产物。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各种原教旨主义教派滋生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给国际秩序和地区稳定带来巨大的安全威胁。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近期，“东突”的暴力恐怖活动更呈升级态势。从2013年“10·28”天安门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2014年“3·1”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到“5·22”乌鲁木齐暴恐案，暴力恐怖事件已经由边疆蔓延至内地，其活动频率加速，而且其活动目的从“民族分裂”发展为“宗教建国”，严重践踏人权、威胁国家安全。宗教极端主义是暴力恐怖活动的精神支柱。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暴力恐怖形式，一种是非暴力形式，即极端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信仰偏执、不容异己是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9·11”之后，以本·拉登的“圣战令”为代表的“瓦哈比主义”在全球迅速传播。该意识形态以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世俗主义和无神论为主要特征。如今，瓦哈比主义在中国新疆等地的蔓延，喀什、沙甸、义乌等地穆斯林群体中深厚的苏菲主义传统逐渐被取代。境外宗教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煽动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盲目追随，甚至走上从事暴恐活动的不归路，成为其政治图谋的牺牲品；他们迷惑、引诱信教群众以自杀袭击等残暴方式发动“圣战”，鼓吹神权政治论，唆使信教群众抵制政府管理，鼓吹异教徒论，孤立不信教群众、党员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鼓吹宗教至上论，排斥传承已久的民族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强迫年轻人留大胡须，妇女穿蒙面罩袍等。由于宗教极端主义布道宣教的主要对象是原有宗教的信仰者。因此，爱国宗教界人士在抵御境外宗教极端主义的工作中，负有特殊重要的使命。②
（四）破坏性膜拜团体（邪教）研究
2014年5月28日，山东省招远市麦当劳餐厅发生“全能神”邪教人员残杀无辜群众事件，全国震惊。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陈永革研究员指出，从“呼喊派”到“全能神”，都是当前大肆冒用基督教的名义、以“类基督教”面目出现的邪教组织。近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正在朝多元并进的趋势发展。而包括“呼喊派”在内的“类基督教”组织及其活动，可以说是上世纪上半叶以来蓬勃开展的中国基督教本色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宗教变异现象。这些“类基督教”的邪教组织有以下共同特征：类型上看，往往有“唯信仰论”或“信仰至上论”的观念特征；教义上看，把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观念和对教主的绝对迷从高度结合；组织方式与政治理念上，都有反动社会主义民主体制的特征；都宣扬对教主绝对忠诚、对异己严加惩治，实施严酷洗脑的精神控制；推崇其组织活动的地下性等。因此，要正确认识当前中国宗教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③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刘锐指出，邪教的传播，与地下教会的蔓延密不可分。它虽不完全等同于邪教，但往往带有偏邪教色彩，其蔓延值得全社会警惕。地下教会具有秘密性、邪教性、封建性三个典型特点。地下教会多在家庭聚集，其聚会和传道显得极其秘密；其聚会活动带有偏邪教色彩，教会传播内容源于圣经，开始多是引经据典，后来便在理念上进行“创造”；地下教会以能治病消灾、信教则能升天堂、不信教有报应等方式来宣传好处。地下教会往往通过日常生活、通过亲缘关系、以及通过宗教性（即教义、仪式、聚居地和宗教体验）来传播。与其组织能力、传教能力和扩张动力相比，传统文化信仰显得很无力。目前中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流于形式，农民需要精神寄托和公共文化生活，地下教会正利用了农村结构变迁与价值变迁的缝隙，迅速渗透和传播。①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吕德文副教授指出，田野调研显示，地下教会和邪教传播极为迅速，尤其在华北和中部地区，形势严峻。地下教会和邪教的传播主要依靠血缘、亲缘关系进行，具有较强的稳固性。传播策略极为讲究，党员干部和老弱病残是传教的重点目标，因为党员干部信教在熟人社会中具有极强的示范性，而老弱病残最容易信教。地下教会和邪教都致力于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网络。未备案的非“三自”教会在乡村广泛存在，地方宗教部门一般不会强力予以清除，这无疑给极端宗教思想和邪教的传播提供了生存土壤，诸如“全能神”之类混迹其中，鱼目混珠，老百姓也难以识别。近年来基层治理能力严重蜕化，只要政府不管，就缺少是非判断标准，老百姓就难免陷入其中。因此，对信仰的治理，应该疏堵结合，坚决打击邪教，对民间宗教则有效引导；坚决打击首恶分子，对一般信众则加强教育。同时应该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尤其是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尽最大可能压缩地下教会和邪教的生存空间。②
（五）科学无神论宣传教育工作
朱晓明研究员指出，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科学无神论的宣传教育。长期以来，在思想理论和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思想障碍，使得本来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科学无神论话语日渐式微。我们需要破除五个方面的思想障碍：第一，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政策。第二，不能以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代替无神论教育。第三，认为无神论思想简单浅薄的观点是错误的。第四，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并不矛盾。第五，政治行动上与宗教界结成爱国统一战线不等于赞成唯心论。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戴继诚副教授指出，当前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抵制与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是思想宣传领域中一项紧迫工作。科学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石与逻辑起点，宣传科学无神论对维护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对坚定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信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④
2013年7月20日，科普网站科学公园(www.scipark.net)举办第二届中国无神论者论坛。该民间论坛倡议，我们无神论者要一起“抱团取暖”。其宗旨在于为中国的无神论者提供一个联谊、讨论无神论和科普的平台，希望和欧美如火如荼的新无神论运动相呼应，以发出理性的强音，推进时代的进步。⑤ 科普作家方舟子指出，根据全球的数据，中国信宗教的人口比例很低。然而，中国所谓的无神论者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自觉的无神论者，他们只是没有自觉地思考过神的存在与否，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应该是自觉地，即经过思考有意识的做出选择。无神论者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验的或者直觉的无神论者，即通过生活经验觉得上帝不存在。这种验证过程相对粗糙，因为经验虽有一定价值，但终究靠不住。第二类是思辨的无神论者，自古以来就有哲学家在思考，从逻辑上反复推敲，神究竟存不存在，比如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但这种思辨的方法从推广的角度来说仍有局限性。第三类就是科学的无神论者，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这也是我们要提倡的。现代科学的发展为无神论提供了依据，现代科学的发现完全符合无神论的预测。上帝这种假设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很荒唐。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无神论，态度鲜明，信念坚定，因为这种信念有着强大可靠的科学基础。很多不可知论者、无神论者都度过了充满意义的一生，我们更没有必要到宗教中寻找人生的意义。①
三、思考与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做出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从理想信念是否坚定、政治上是否可靠的高度，对有些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提出尖锐批评；要求强化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责任，确保主流思想和舆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2013年，科学无神论的话语在学术研究领域逐步增多。第一届科学无神论论坛的成功举办，为推动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建设和扩大话语权，创造出新的社会平台。
展望2015年，科学无神论学科将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建设：
第一，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中国社科院马工程重点建设学科，目前科学无神论的专业研究人才仍然非常稀缺，新生力量严重不足。要将科学无神论的研究推向深入，仍然需要大力进行人才队伍建设。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下，曾设置“无神论教育”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自2013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下，正式设置“科学无神论”专业，聘请习五一教授招收硕士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任继愈先生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时，曾招收当代中国第一届“科学无神论”专业的研究生。此后随着任先生调往国家图书馆任馆长，这个专业自动消亡。这是当代中国学术界再次出现科学无神论专业的设置。更值得庆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聘请《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主编杜继文教授担任博士生导师，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专业中已经招聘两位博士生，培养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同时，马研院继续招聘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专业人才，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室增加青年骨干。
第二，探索跨学科的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2014年度课题指南发布9项关于科学无神论的课题。这些课题分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哲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五个学科中。虽然，目前无神论是宗教学下的分支学科，然而，在全国高等院校宗教学研究机构中没有设置一个培养无神论专业的研究生机制。此举将突破单一宗教学的限制，推动在多学科领域开展科学无神论研究。
第三，推动期刊的学术化。根据南京大学最新发布的消息，《科学与无神论》杂志被列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第1期已经改版，增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等栏目。我们将积极推动刊物的学术化进程。
第四，不断开辟新阵地。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不断加强，科学无神论的声音在社会中逐步抬头。一批南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汇集起来，与中国无神论学会协商合作，将在珠海建立中国无神论学会南方研究中心。
科学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无神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哲学基础之一，是一种幸福的生活方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加强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方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深信，科学无神论学科的建设在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中，将发挥其独特重要的作用。（执笔人：习五一，韩琪）
作者简介：习五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韩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编：辛仆
（《科学与无神论》201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