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一、接受科学不靠信仰靠证明

      田松说：“科学在最根本的地方又和宗教联系起来，它们都需要信仰。”其实这个观点就在该文的结尾处他自己已经给反驳了，即：“当我们用正确这个词来评判事物的时候，不要忘了反问自己：我们据以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① 这种追问恰恰是一种不同于宗教的科学精神。“宗教有很多东西不能问，因为最后是个信仰问题，”② 像“神的存在”、“神的能力”等命题是不能追问的；而科学理论的支柱是证明，没有什么不能追问。田松后来举的例子也进一步反驳了他的观点：“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陈述：‘有了科学技术，我们就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选择‘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比例竟然达到了20.3％和18.5％，而本次调查中国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2％。这就意味着，那些回答‘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不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也就是说，大多数具有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并非真正理解科学，根据科学推导出了它的结论，而是把科学作为一种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③ 这个例子说明把“科学作为一种信仰”是缘于“并非真正理解科学，”而不是科学本身“需要信仰”。可田松再后来还是用这个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由此可见，在科学与‘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④ 这倒说明田松的观点是缘于信仰而不是缘于证明，如同戴上了有色眼镜，看什么都带有自己预先“配置”的颜色。无独有偶，刘华杰在一篇文章里列举了“传福音”与“科普”的相似性有7项之多后说：“有谁真的像信上帝一样真信科学并真心实践!……当下做科普的，敬业精神还不够，与虔诚的信徒相比差得远，使命感不强。” ⑤ 结果结论只能是“传福音”与“科普”不似，把自己前面的论证全否了。田松还说过去科学是“神学的婢女”。⑥“婢女”会跟“主子”并列成为人们信仰的对象吗? 

      田松以欧氏几何的5个公理（公设）不能由其自身予以证明，来说明人们接受科学理论不是靠证明，而是靠信。⑦ ④ 其实数学公理本质上就是定义，⑧ 而定义本来就是人为给定而不是证明出来的!人们可以随意定义出各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公理建立起各组公理系统，只要在同一个公理系统里它们不互相矛盾即可。数学家们对欧几里得第五公设锲而不舍地求证了两千多年以及随后对公理系统相容性的继续求证，恰恰说明科学家从来都没有把数学公理作为信仰来接受!至于田松用万有引力在广义相对论中“成为一个不必要的概念”，来说明“科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并不是绝对的。”④ 首先万有引力不是“前提假设”，而是已经被验证的事实；其次万有引力概念被取消的原因该文自己也说了，就是它“在广义相对论中被解释为空间曲率，”也就是说这里只是对理论表述方式进行了转换而不是否定了原有理论，而且这种转换被接受的原因是经过“解释”，即仍然是证明而不是信仰。

      加斯特罗在一本被出版者称为“科学版的‘创世纪’”的书中介绍科学家对宇宙起源的探索，重点落在科学家找不到对宇宙大爆炸起源的解释。于是最后他说：“对于靠着对理性之能力的信仰而活的科学家而言，这故事的结局好像一场噩梦。为了征服那最高的巅峰，他已攀上了名为‘无知’的高山。当他竭力爬上那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却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早已在此安坐了许多个世纪!”⑨ 这段话还被出版者印在了书的封底上，并在勒口处的“本书简介”中提及。其实如此笑话科学家本身倒是非常浅薄可笑的。什么叫“神学家早已在此安坐”? 就是神学家们“一直都接受圣经的记载，”即“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同上）可是如果认为这就算解决了问题的话那科学家也已经把问题解决了，因为该书自己就在前面提到有人提出摇摆学说，猜测大爆炸之前宇宙在收缩，收缩之前在膨胀……。之所以科学家不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问题，是因为没有证据来证实这个猜测，反而有证据与此猜测相矛盾。（同上）可见“科学并不仅仅是一系列结论，它们与一系列证明密不可分。科学不能仅仅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还必须告诉人们为什么说那是对的。没有认真证明的结论不是科学，因为我们无从相信它。”⑩“科学不同于神学之处在于前者不仅要给出答案，而且还要给出如此回答的理由，并且对这个理由进行验证。”{11} 而神学则认为只要给出答案就完了，至于上帝到底是如何“创造天地”的，如何证实它的创造过程等等就都不管了。如果我们只要一个答案的话，那宇宙是无限的，宇宙是有限的；物质可以无限分割，物质不能无限分割；生物可以从无生物中产生，生物不能从无生物中产生；物种历来如此，物种逐渐进化；地外有生命，地外无生命……等等这些答案都有古人说过，是不是后人就都不用研究了呢? 

      加斯特罗说科学家“靠着对理性之能力的信仰而活”。不错，科学家是靠理性精神来研究，可是科学家并没有把理性精神当信仰。宇宙起源摇摆说同样也是靠理性精神研究出来的，但科学家并没有因此就无条件地接受它。可见，不仅科学知识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精神也不是信仰的对象!神学家靠信仰来研究那是神学家自己的选择，可如果以为科学家也这样研究，那就是以神学之心度科学之腹了。“如果以迷信之法宣传科学，以信仰宗教的心态崇拜科学，那对科学本身的发展也是有害的。”{12}

      田松认为很难区别“爱因斯坦相信上帝不掷骰子”和“一个农家老妇相信电闪雷鸣出自雷公电母”，哪个是迷信，哪个是科学。{13} 其实就在该文前边他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思路：“也许我们应该把迷信的态度和迷信的对象区分开。”爱因斯坦和农家老妇相信的对象都不是科学，因为它们都没有被证明。但前者的态度是科学的，后者的态度是迷信的。因为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把“上帝不掷骰子”当做定论用以导出其他理论，而是把它作为一个需要证明的目标，不断设计各种思想实验来论证它；而农家老妇则把“电闪雷鸣出自雷公电母”当做定论，以此来推测雷公电母的喜怒哀乐。至于相信“科学必然能够给人带来幸福”与“相信菩萨的保佑”（同上），区别就更大了：前者凭的是以往“科学给人带来幸福”的事例，每一个这样的事例中科学具体是如何带来幸福的都可以一步步地证明；后者没有这样的凭据，任何一个“菩萨保佑”的事例中菩萨具体是如何保佑的都无法证明。总之，科学与迷信的区别在于“相信”是否需要证明。可惜田松没有用自己已经找到的思路把上述难题解决，只想着用这个难题来为难别人。

      二、道德评价不等于学术评价

      同样，人们相信科学也不是基于道德。江晓原认为由于“我们把科学家描绘成道德高尚的人”，所以人们“相信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14} 这个观点有两个错误。

      其一，科学不是靠科学家的道德形象来让人们相信的。一方面学校里的老师在讲科学理论时从来不是通过讲发现这个理论的人道德如何高尚来让学生接受，而是通过证明和验证来让学生接受；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传媒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知道科学家中也有不少不道德的事情，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科学的认可。不错，“对道德学家来说，在为真理撒谎撒对了的牛顿和为真理撒谎但撒错了的伯特之间，并没有任何截然不同的区别。” {15} 然而毕竟当人们知道了真相后的选择是仍接受万有引力理论但不再接受智力遗传理论。历史之所以对某些科学家还算宽容，“那是因为他们的理论是正确的。”（同上）可见人们在评价科学家道德和评价其理论之间，还是有截然不同的区别的。人们不会因为知道了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发明权之争就不相信微积分，也不会因为知道了哈伯是“化学战之父”而不相信合成氨技术。而且对某些人来说，强调道德因素还可能不利于他们相信科学，因为现代科学在不少方面的观点和做法与某些文化的道德是冲突的，如生物进化、避孕、输血、人体解剖、器官捐献、动物试验、试管婴儿、同性恋等等。“自从卢梭以来，科学败德说——科学与道德直接对立，科学发展导致道德败坏和世风日下——就成为反科学的一个有力武器。这种看法一直绵延到现代。”{16} 田松说：“一般来说，公众之相信科学不是因为他们理解了科学理论才予以接受，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共同体——现代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被视为知识与道德的象征。”④ 这种说法如果只是就某个地区、某个时段的状况而言还说得过去，可如果说这是一般规律，那就荒唐了。如果理解科学不能使人相信科学，只有对科学共同体的盲目崇拜才能使人相信科学，那岂不是对科学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接受了? 而对科学理论以及科学共同体阶层了解得最多的科学家就是最不接受科学的人了? !田松接下来又说：“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也是建立在其各个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的。”恰恰相反，科学的发展必须靠科学共同体各个成员之间足够的怀疑!否则为什么一定要求科研成果要能够被验证呢? 

      科学研究是一种最不确定的行业。特别是基础研究，无论是研究结果还是研究进程，科学家都不可能做出很具体的承诺，而且即使成功受益者也不是很明确的具体客户。因此科研经费运作的性质其实是捐助而不是交易。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确实要求科学家要“道德高尚”，即不能靠科研（严格地说是不对研究结果承担法律责任的项目）赢利。（至于技术设计、转让或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属于商业交易，是可以赢利的。）然而这不等于科研从业人员自然都会“道德高尚”。“正如现代社会的信任关系是基于体制的正常运作一样，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专门人员也须受到共同体规范的制约，这就是默顿总结的四组科学气质出台的背景。普遍性、公有性、无偏见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美德，不再是与生俱来的气质，相反，它们是一组精心制作的体制规范，其内在化保证了违反规范将产生精神痛苦，而由共同体执行规范则保证了违反者将被发现并受到惩罚。这就是说，科学精神并不见得是内在于科学的一种东西，它倒是一种外部的约束。”{17}“默顿科学规范是‘应然’而非‘实然’。”{18}“科学客观性由科学的方法、规范、体制保证，而不是由道德诚实保证。”{19}

      其二，即使某个科学家的道德完全被民众认可，也不会导致他的理论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信任某个科学家可能不仅是相信他的道德，还相信他的能力，即相信他能研究出正确的理论。这两种信任对象的区别在于：道德个人意志可控，办事结果个人意志不完全可控。决定不撒谎就可以不撒谎，决定达到某个目标结果未必就到达那个目标。科学研究这种探索未知领域的工作尤其如此。首先，科学研究的是规律。只有越多的人在相同的前提下得到相同的结果研究结论才越可信。其次，科学研究的是因果关系的规律。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个事物的任何一个性状，疑似与其相关的因素都很难穷举。到底哪些因素与其有实质性的关联? 谁为因? 谁为果? 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自己能考虑得绝对周全。最后，科学常常用猜想方法来研究因果关系。之所以要猜想，就是因为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推出结论。因此我们相信某个科学家的能力可以把科研经费交给他，相信他的道德可以在他研究失败的时候不要求他退赔经费，但是无论多么相信他科学共同体都不会认为他提出的新观点不需要验证!夏平虽然认识到存在意义截然不同的两种信任，可还是把它们“归入同一个道德架构”，说：“波义耳人格的完美身份成为有价值的资源，确保了实验事业的合理性和实验知识命题的可信性。”{20}波义耳的绅士身份可能是有助于人们接受他的化学元素概念，可是他也提出了“火微粒说”（“燃素说”的前身），人们并没有因为他的人格而一直接受后者。科学发展史上人们对“重物比轻物落得快”、“地心说”、“三灵气说”、“燃素说”等学说的舍弃，都不是由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盖仑、施塔尔等人的信誉有问题。相信一个考生不会作弊和相信他能考100分完全是两码事，相信他能考100分和他实际考了100分也是两回事。“‘红’代替不了‘专’”⑩，能力也代替不了成就。

      夏平说：“对任何共同体来说，什么被认为是真知识是一项集体事业和一项集体成就。这项事业总是在其他人的掌握之中，任何关于某事‘如此’的特定主张的命运，从来不是由提出该主张的个人来决定。”“知识是共同体评价和行动的结果”。{19}如果“信任的分布与共同体同延，它的边界就是共同体的边界”（同上），即共同体内都相互信任的话，那为什么个人提出的主张，其命运本人不能决定，不“被认为是真知识”，还要由“共同体评价”呢? 夏平设计了一个不信任实验来证明科学不是靠怀疑而是靠信任发展的：以他从动物细胞中提取DNA并分析其成分为例，用“怀疑论”的眼光来看，这个工作中别人提供的动物组织、离心分离器的速度、温度计的读数、关于各种溶剂性质的理论、计算公式、试剂的标签、助手的能力和品行等等方面都是怀疑的对象，而对其中任何一项进行检验又都要用到其他人和物及理论……。如此回溯上去，怀疑论者“最终将成功地一无所知。”（同上）这个貌似严谨的思想实验有三个漏洞。第一，它隐含了一个前提，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者恒信，或者恒不信。实际上无论是在科学共同体内还是体外，人与人的信任关系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这个例子来说，科学家首先信任这个实验涉及到的所有人和物及理论；但如果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不一致，则这期间涉及的所有因素就都可能成为怀疑对象，包括科学家本人；当人们对其中某一个或几个怀疑对象进行检验的时候仍然会先信任检验所借助的要素，但如果排除了所有怀疑对象后还没有找到原因的话，科学家就会进一步怀疑检验时所借助的要素并再对它们进行检验，……最后当科学家找到了理论与实际不符的原因后，其他因素又成了他信任的对象。第二，严重的是他只考虑实验结果与理论相符的情况。这当然用不着怀疑，然而如果不符怎么办? 难道人们随便提出什么样的理论都总是与实际相符吗? 第三，更严重的是他隐藏了实验的目的。为什么要重复一个已有人做出结果的实验? 如果对同行的结论没有一点儿心存疑虑的话还会做这个实验吗? !夏平说：“因为对权威知识的每一次接受都同时修正了现有的惯例，所以信任是扩展和修正知识的永恒手段。”（同上）然而如果不怀疑“现有的惯例”又如何会去“修正”呢? 如何认定哪个知识“权威”呢? 如果几个“权威”观点相矛盾又接受哪个呢? 如果没有怀疑干嘛要去“修正知识”呢? （至于如何怀疑下篇第二节将进一步讨论）这些都与道德无关。“科学之区别于一切宗教的最明显特征就在于它不仅是允许质疑的，而且充分的质疑乃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走向成熟的必要条件。”{21}

      三、工作科学不等于工作的结果也科学

      科学必须证明自己的结论正确，但科学不能保证自己的证明一定完美无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确实不等于正确。但江晓原说历史上的一些科学结论后来被否定了，这些被否定的结论也是科学，所以“科学不等于正确”。{14} 如此论证却是混淆了科学的两个层次。

      科学的一层含义是指一种知识体系，另一层含义是指生产这种知识的活动。作为一种知识，科学虽然不能保证自己完全正确，但肯定不能容留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知识仍在自己的体系内!“科学虽然不代表绝对正确，但它总处于相对正确的位置上。”{22} 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确实像江晓原所说，“看它所采用的方法，和它在当时所能得到的验证”{14}，来判断它是不是科学。但是为什么要“看它所采用的方法”? 为什么要看它“得到的验证”? 还不是为了要得到正确的结论!所以当人们已经认识到某个知识是错误的时候，如果有人仍然坚持以这个知识为基础去生产知识，那不仅他生产出来的知识不科学，他这种活动也不科学!地心说作为知识体系现在来看是不科学的，但作为社会活动现在来看托勒密当年的工作还是科学的；可如果现在有人还坚持地心说，则无论是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社会活动都是不科学的!其实如果现在有人用托勒密的理论来设计火星探测计划，江晓原自己也把这种行为归入伪科学之列而不承认这种工作科学：“根据‘坐地日行八万里’而设计出来的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飞船，确实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方案飞向火星，或飞回地球，而地心学说不能指导这样的航行。”{23} 用江晓原在前文中打的比方来说就是老师布置抄写“入”字你把撇压在了捺上，老师是不能说你只完成了50％的作业，但老师不会承认你写的那个字念“入”。你完成了写作业这项活动，但没有达到进行这项活动的目的——掌握“入”字写法。做完的作业和做对的作业不是一回事。同样，得出了科学研究结论和这个结论能纳入科学理论体系也不是一回事，更进一步，这个结论当时能否纳入科学体系和现在能否纳入科学体系仍不是一回事!

      江晓原用“试论托勒密的天文学说是不是科学? ”这样的考题来考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研究生的考生，{24} 认为如果“把被今天的科学结论取代了的部分从科学中拿出去，”“就整个否定了科学自身的历史。”{14} 那我也想出这样一个考题：“试论用烽火台报告敌情是不是该被嘉奖? ”显然，如果在古代当然应该嘉奖；可如果现代还有军官要建烽火台，就该被撤职了。难道把被今天的通讯设施“取代了的”烽火台从军事设施中“拿出去，”就是“整个否定了”军事通讯“自身的历史”了吗? !

      四、追求正确是科学的必要条件

      刘华杰说“正确性对于科学既非充分也非必要”。{25} 如果说由于一项理论不能也无法等到保证绝对正确时才被纳入科学体系里，所以正确性不是一项理论能否进入科学体系的必要条件，倒也说得过去。但如果由此以为是否正确对于科学是无所谓的事，那就大错特错了。科学不能保证自己体系里的理论都正确，那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如果发现自己体系里的理论有错误，就一定要设法修改它，或者用更好的理论代替它。如果像江晓原比方的那样，不管做得对不对，反正都做了就算“完成了作业，”{14} 那这世上还会剩下什么科学难题没“完成”吗? 是不是只要拿刀拉人，不管怎么拉，都算是给人“完成了”手术呢? 

      江晓原以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在没有得到恒星周年视差验证时就接受了日心说为例，来说明人们接受科学理论与正确无关。（同上）然而一方面当时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伽利略发现木星有四个卫星，这些都是否定地心说、支持日心说的证据；另一方面后来人们毕竟观测到了恒星的周年视差。试想，如果当望远镜造得足够大时人们还是观测不到恒星周年视差，却不断发现许多与日心说相抵触的证据，那日心说还会坚持到现在吗? 可见人们接受某个理论为科学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这个接受能够持续下去只能靠该理论的正确性。江晓原说：“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实测资料基础上，以数学方法构造模型，再用演绎方法从模型中预言新的天象；如预言的天象被新的观测证实，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则就修改模型。”{24} 为什么要“修改模型”? 还不是因为不正确!其实科学之外的因素影响了学派之争，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光学中由于牛顿的声望微粒说压倒了波动说，遗传学中由于政治因素米丘林派排挤了摩尔根派，就是江晓原举的这个天文学例子中地心说也是由于教会的势力占据了统治地位。可是这些学派起伏的大趋势最终还是由它们与实际符合的程度所决定，也就是由它们的“正确性”所决定!“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以，如果一定要说“正确对于科学并非必要”，那就必须要加上一句：“追求正确对于科学绝对必要!”确实，“在很多情况下，科学不是因为它正确才胜利的。”“一些东西也并不是因为它正确才被接受的。”{14} 但是如果科学结论被发现不正确则其相应的活动必然要失败，相应的知识必然要被拒绝!“科学必须首先是求真的。”{21}“求真可以说是科学的本能和天职，也是科学有别于其他知识体系、探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独立标格和显著特色。”{16} 在知识体系层面上，科学就是要随时吸收进被证明相对正确的知识，淘汰掉被证明相对错误的知识；在社会活动层面上，科学就是寻找正确知识、证明已有知识正确性的活动。江晓原说：“实际上伽利略等人接受哥白尼学说就是在进行社会建构——用他们的影响，他们的权威来替这个学说作担保”。{14} 可光的微粒说派也是用牛顿的权威来替这个学说作担保，怎么就不灵了呢? 当人们发现正确性条件无法满足时，再大的权威也等于零!

      追求正确也就是追求符合客观实际。江晓原说：“客观的科学，它在某种程度上和客观的历史是类似的，它们都只是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没办法验证的。”（同上）一方面，后人当然会建构历史事情，但这些建构出来的事情都要用史料来验证，如果有矛盾就要证明史料有误，否则不能纳入史学知识体系。史料当然是不完备的，可这并不意味着后人可以任意建构历史事件。难道建构一场托勒密与哥白尼的当面辩论也是可以的吗? !江晓原羡慕古代中国人“比较宽容”：“我们古人并不强调历史的真实性，我们强调的是用历史来教化后人”。（同上）这倒使人联想起该文前面举的“理工科的和文科的教授在学校的会议上吵起来”这个“真实的事情”，“一位很有名的院士”与“另一位著名学者”两位校友在他们“住的小区里”争论《周易》的事情。那这两个例子是真有其事呢，还是江晓原为了“教化后人”“建构”出来的呢? 不禁让人着实生疑。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确实是人为建构的，但人为建构的知识并不都能成为科学知识，它们要经过验证，而验证的方法就是与客观实际相比较。当然，由于整个人类的精力加在一起也是有限的，而客观世界是无限的，所以我们无法验证现有的各项科学知识与所有客观实际是否都完全一致。但如果发现它们有哪个地方不符，就一定要设法修改科学或仔细核查更多的客观情况，以使它们仍能够相符。就好比任何人都难免有缺点错误，但不能说反正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完人，干脆就不要改了。“科学理论固然是科学家的心智构造，但是科学家并不是凭空构造理论的，而要受到关于客观存在或自然界的经验的启示或限制。”{19}“不管你如何相信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当一旦在科学实验中发现分出的粒子的质量会大于原来的质量，那么‘分’的信念就要有相应的改变。”{26}

参考文献

      ① 田松：《绝对正确》． 见：朱正琳主编：《成长文摘（第四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100,101

      ② 吴国盛：《近代科学的起源》． 见：田松执行主编：《伦理能不能管科学》．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0.《851M：我们的科学文化》；5

      ③ 田松：《话语权：传统的价值——以传统纳西族的“署”自然观为例》． 见：江晓原、刘兵主编：《科学败给迷信?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5．《85lM：我们的科学文化》；1

      ④ 田松：《科学与宗教的平行分析——本质主义与文化多样性》、《思想战线》，2009（2）：108：108-109；108-109；109；109

      ⑤ 刘华杰：《传福音与搞科普》．见：张立升主编：《社会学家茶座．2005（4）》．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56-59

      ⑥ 田松：《稻香园新笔之六·科学的技术到底满足了谁的需求? 》、《博览群书》，2008（7）：52

      ⑦ 田松：《我凭什么相信我是正确的? 》．《民主与科学》，2007（1）28

      ⑧ 李超英：《从公理法到形式化——兼议方法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1）：50-51

      ⑨[美]罗卜特·加斯特罗著：《上帝与天文学家·大爆炸与信仰的对话》.唐兴礼译.银川：宁厦人民出版社，2008.94；93:86-89.《前沿科普译丛》

      ⑩ 李超英：《伪科学家的特征和识别》．《科学学研究》，2000（1）：7；8

      {11} 李超英：《无穷探索与终极答案——从两个有神论兼无神论的小故事看科学与神学的区别》．《科学与无神论》， 2009（3）：39

      {12} 江晓原《科学对迷信：究竟谁胜谁败？——关于〈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 见：江晓原、刘兵著：《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南腔北调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13} 田松：《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科学时报》，2003-8-8

      {14} 江晓原：《科学的三大误导》．《文汇报》，2009-2-26

      {15} [美]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著：《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朱进宁、方玉珍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81-182：181．《八面风文丛》；10

      {16} 李醒民著：《科学的文化意蕴——科学文化讲座》．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95；563

      {17} 陈蓉霞：《科学家的真话由什么来担保? 》．SHC网—科学文化，2003-9-7

      {18} 马来平：《关于默顿科学规范的几个理论问题》．《科学文化评论》，2006（3）：104

      {19} 李醒民著：《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37；412—413．《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库》

      {20} [英]史蒂文·夏平著：《真理的社会史：17世纪英国文明与科学》．赵万里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6，183；4；35；17—19；25

      {21} 浦家齐：《科学家为什么犯错误》．《科学时报》，2009-8-14

      {22} 李超英：《评刘子华及其辩护者（二）》．《科学与无神论》，2008（1）：26

      {23} 江晓原：《科学使人厌倦，谬误令人亲近? 》．《科学中国人》，2002（12）：30

      {24} 江晓原：《试论科学与正确之关系——以托勒密与哥白尼学说为例》．《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27；28

      {25} 刘华杰：《再说“反科学”》．见：刘华杰著：《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81．《科学与人文对话丛书》（第二辑）

      {26} 韩锋：《科学中的信念和选择的必要》．《科学文化评论》，2004（6）：113

      

      作者简介：李超英，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6期）